项羽何以输给刘邦?

刘邦战胜项羽，常常让人觉得不可思议。项羽是个贵族，是个英雄；刘邦是个贫民，是个流氓。项羽的出身是相当高贵的，他的祖父是楚国名将，到了项羽父亲他们这一代，这个家族就开始破落了，不过破落也还是贵族。刘邦是没有名也没有字的，他被唤做刘季，就是刘小的意思；项羽可是正儿八经有名字的，叫做项籍，也是有字的，叫项羽。

楚汉战争中，刘邦手下有一个神箭手楼烦一箭就把项羽那边的一个人给射死了。项羽大怒，出来往那儿一站大吼一声，楼烦被吓得屁滚尿流。在灭秦和楚汉战争中，项羽几乎是每战必胜。而刘邦的本事就是司马迁说的“好酒及色”。在整个战争中，没有一场战争是刘邦指挥的。刘邦的本事只有一句话——为之奈何?问张良，问陈平，问韩信。但是我们如果冷静地分析，就会发现刘邦的胜利是有道理的。刘邦攻进了关中，后来项羽也进入了咸阳，他们获得了推翻秦王朝的胜利。在这场胜利面前，刘邦和项羽的表现完全不同。刘邦不杀子婴，约法三章，秋毫无犯。这是一个了不得的举动。范增对项羽说，项王，刘邦这个人可不能小看。但项羽听不进去，杀子婴，烧宫室，屠咸阳……项羽完全不动脑筋。有人劝说项羽，说咸阳这个地方是帝王之都，您应该定都咸阳。但是，这个时候秦宫已经被项羽烧光了，也没地方住了，项羽又一门心思想回老家去。于是就说了这样的话：“富贵而不还乡，如衣锦夜行。"

到了楚汉战争的最后关头，刘邦准备和项羽在垓下会战，这时韩信、彭越和英布都按兵不动。这时候刘邦就问张良说，子房啊，我准备胜利以后把天下给分了，你看分给哪些人比较合适呢?张良说，彭越和英布本来是在楚汉之间摇摆的，现在倾向于汉；韩信现在独当一面，如果你愿意把土地分给他们的话，他们一定会来帮助你合围项羽的。刘邦说行，就这么跟他们约定了。结果这几支军队全都来了，把项羽团团围住，予以消灭。

韩信说，项王这个人婆婆妈妈的，将士有谁受了伤，他会亲自拎着饭篮去探视，流着眼泪拉着你的手，说长道短。可是我们有了战功，他要封一个官爵，一颗印捏在手上，磨过来磨过去，直到方的变成圆的，他都不给人。

这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刘邦是英雄，项羽是英雄，只不过他们是不同的英雄而已。项羽是本色英雄，他所表现的是自己的英雄本色，是没有遮掩顾忌、不计利害成败地把它表现出来，因此在“成者王败者寇”这样一种历史传统中，项羽依然能得到人们的凭吊和同情。

(节选自《易中天品读汉代风云人物》，有删改)

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十七世纪有人赞美这种造诣的翻译，比为原作的“投胎转世”，躯壳换了一个，而精神姿致依然故我。换句话说，译本对原作应该忠实得以至于读起来不象译本，因为作品在原文里决不会读起来象经过翻译似的。但是，一国文字和另一国文字之间必然有距离，译者的理解和文风跟原作品的内容和形式之间也不会没有距离，而且译者的体会和他自己的表达能力之间还时常有距离。从一种文字出发，积寸累尺地度越那许多距离，安稳到达另一种文字里，这是很艰辛的历程。一路上颠顿风尘，遭遇风险，不免有所遗失或受些损伤。因此，译文总有失真和走样的地方，在意义或口吻上违背或不尽贴合原文。那就是“讹”，西洋谚语所谓“翻译者即反逆者”。中国古人也说翻译的“翻”等于把绣花纺织品的正面翻过去的“翻”，展开了它的反面。

彻底和全部的“化”是不可实现的理想，某些方面、某种程度的“讹”又是不能避免的毛病，于是“媒”或“诱”产生了新的意义。翻译本来是要省人家的事，免得他们去学外文、读原作的，却一变而为导诱一些人去学外文、读原作。它挑动了有些人的好奇心，惹得他们对原作无限向往，仿佛让他们尝到一点儿味道，引起了胃口，可是没有解馋过瘾。他们总觉得读翻译象隔雾赏花，不比读原作那么情景真切。

这样说来，好译本的作用是消灭自己；它把我们向原作过渡，而我们读到了原作，马上掷开了译本。勇于自信的翻译家也许认为读了他的译本就无需再读原作，但是一般人能够欣赏货真价实的原作以后，常常薄情地抛弃了翻译家辛勤制造的代用品。倒是坏翻译会发生一种消灭原作的效力。拙劣晦涩的译文无形中替作品拒绝读者；他对译本看不下去，就连原作也不想看了。这类翻译不是居间，而是离间，摧灭了读者进一步和原作直接联系的可能性，扫尽读者的兴趣，同时也破坏原作的名誉。

林纾的翻译所起的“媒”的作用，已经是文学史上公认的事实。他引导他们去跟原作发生直接关系。能读原文以后，再来看错误的译本，有时不失为一种消遣。有人说，译本愈糟糕愈有趣。我们对照着原本，看翻译者如何异想天开，把胡猜乱测来填补理解上的空白，无中生有，指鹿为马，简直像一位“超现实主义”的诗人。但是，我对林译的兴味绝非想找些岔子，以资笑柄谈助，而林纾译本里不忠实或“讹”的地方也并不完全由于他的助手们语文程度低浅、不够理解原文。

一个能写作或自信能写作的人从事文学翻译，难保不像林纾那样的手痒，他根据自己的写作标准，要充当原作者的“诤友”，自以为有点铁成金或以石玫玉的义务和权利，把翻译变成借体寄生的、东鳞西爪的写作。正确认识翻译的性质，严肃执行翻译的任务，能写作的翻译者就会有克己功夫，抑止不适当的写作冲动，也许还会鄙视林纾的经不起引诱。

（节选自钱钟书《旧文四篇：林纾的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