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素在其《中国问题》一书中，有这样一个观点，耐人寻味：孝道并不是中国人独有，它是某个文化阶段全世界共有的现象。奇怪的是，中国文化已达到了极高的程度，而这个旧习惯依然保存。古代罗马人、希腊人也同中国一样注意孝道，但随着文明程度的增加，家族关系便逐渐淡漠。而中国却不是这样。

中华文明绵延至今，文化生命力和民族凝聚力之所以能生生不息，与对孝道和家庭的重视密切相关，而对孝道和家庭的重视正好彰显了中华民族的生命观。那么，中华民族独特的生命观是什么呢？

从总体上来讲，人类社会有三种生命观比较具有代表性。

一种是以基督教为代表的“两希”文明生命观，他们认为生命是上帝创造的，人类也是上帝创造的，上帝创造了人类并赋予灵魂，而灵魂是不死的，生命的意义就在于听从上帝的旨意，生命的个体性很强，上帝面前，人人平等。

另一种是以婆罗门教为代表的生命观——印度文化生命观，是轮回的生命观。婆罗门教认为，生命是神创造的，而且生命是轮回的，一个生命阶段结束后会再有一段生命，这也是一种个体的生命观。他们的生命意义更看重于我下一世如何，这一辈子的自己为下一辈子做准备。

第三种有代表性的生命观是中国儒家和道家的生命观。儒家和道家的生命观是一种整体的生命观。它认为生命是自然形成的，不是任何神创造的，所谓“天地合气，万物自生；夫妇合气，子自生矣”，这是一个阴阳和合的自然现象。这种生命观认为，生命不是一个一个独立的生命体，而是相互关联、前后相续的，个体生命只是整个生命链中的一段，个体生命有生就必有死，而人类的整体生命则会通过下一代接续下去。《礼记·祭义》中引曾子的话说：“身也者，父母之遗体也。”意思是，子女的身体是父母身体的继续，也就是其父母生命的延续。《周易》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俗语所谓“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等，如何为下一代、为后人创造更好的生存环境，是这种生命观的重要责任。这是从纵向来看。从横向来看，在儒家的生命观里，父母子女、兄弟姐妹之间乃至五服之内的亲属之间，都有血脉亲情，彼此之间都是有责任、义务的，这是天伦。

血浓于水，这是中华民族独特生命观观照下的平常道理。这种观念对40年来中国经济的腾飞是有直接影响的。有学者已经注意到，在中国腾飞的众多因素中，有一种力量异常强大，这就是华人华侨，他们归国投资，引进技术和资本，对中国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早期的起步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印度的侨民不比中国的少，但是他们的故土意识和中国完全不一样。背后产生决定性影响的，就是这两个民族的文化基因，就是各自的生命观。这是文化软实力影响硬实力的一个典型例证。

（节选自《中国青年报》，楼宇烈《家是中华文化的立足点》）

隐逸文化的精神价值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陶渊明的这一声清啸，引得林泉激荡，岩穴来风，千载之下尚令人追慕不已。其实，这并非陶渊明有卓异之处，而是因为隐逸文化实在是传统文化的重要一翼，它不仅存在于传统文化的深处，而且以一种潜隐的方式存在于现实生活的深处。

如果从传说中的巢父、许由算起，中国的隐逸传统应与民族的文明史几乎同源，隐士亦不下万余人，有文献记载、事迹可考的就有几千人。中国隐逸文化的源头应当追溯到孔子。孔子当然不是隐士，甚至还明确反对过隐逸，但他的思想里却隐含着许多隐逸成分，中国后来的许多隐逸思想就是由此发展来的。孔子终生都在宣扬、推行和维护代表儒家文化理想的“道”，但他还提倡“无道则隐”。不仅如此，他还进一步提出明哲保身、存身以成仁等观点，作为他隐居求志、待时而动的必要补充。

庄子则是中国隐士的正牌祖先，他不仅本人是大隐士，而且全面系统地提出了中国的隐逸理论。他否定一切世俗的功名利禄，使之不扰于心，并进一步卸除了一切社会责任，使自己成为一种纯粹的自我存在。这还不够，他不仅要隐身，更重要的是要隐心，通过艰苦的修炼，彻底荡除喜怒哀乐的情绪，即使“大浸稽天”也不感到潮湿，“大旱金石流”也不感到炎热，由纯粹的自我存在升华到了纯粹超然的精神存在。这样，庄子就什么也不依靠，做到了真正纯粹的“逍遥游”。庄子的隐逸思想是一种面对社会精神牢笼的觉醒，对封建政治意识形态一直起着强烈的破坏作用，经过封建士大夫和隐士的发扬，这一思想基本上是作为积极因素而发挥作用的。

儒道两家的融合互补为传统的隐逸文化奠定了基础。到了汉代，由于政治意识形态的统一和强固，隐士几乎没有生存的空间，就出现了以东方朔为代表的朝隐，它体现了传统隐逸文化的初期特征：注重现实功利；魏晋时期，随着大一统政治意识形态的解体，出现了林泉之隐，它更多地体现出传统隐逸文化中精华的一面；由于唐代的包容性，反而使得隐逸文化很难找到自己的位置，于是出现了具有浓厚的实用色彩的中隐；至宋代，整个传统文化走向内倾，注重精神超越的酒隐就应运而生了。明清时期的壶天之隐既是传统隐逸文化的总结，也是传统隐逸文化的衰落。

应当说，没有士人就没有中国的古代社会，而隐士则是士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是其中最优秀的组成部分。在此必须指出的是，隐士是一个复杂的概念，绝不仅仅指那些啸傲山林而不问世事的人，更重要的是指隐逸传统、隐逸文化，凡是具有浓郁的隐逸意味的人在此都应被当作隐士来看待，因为隐逸思想使他们升华了人格，丰富了社会价值。隐士人格的强劲的辐射力和隐逸文化的强劲的张力使任何板结顽固的社会土壤都不能不为之松动，从而为历史文化灌注新鲜的活力。

从脸谱说起

叶秀山

脸谱在京剧艺术中不可或缺，实在是我国艺术家对世界艺术作出的特殊贡献。不过，以前也常听批评家在贬义上使用这个词，说人物没有个性，有公式化、概念化的毛病，则斥之曰“脸谱化”。

其实，脸谱与概念、公式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公式是抽象的，但脸谱却不能归结尾抽象。我想，批评脸谱公式化、概念化的，其中有一点未曾深察的是在那个“谱”字上。

“谱”有标准、准则的意思。我们常说某人说话、行事“没谱”，是言其做事说话不遵守一定的规则、无法沟通、交流，也无法理解。“谱”是要大家都能遵守的，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谱”还有谱系的意思。谱系是历史性的，是一种传统。历史不同，传统不同，谱系也就不同，于是有各种不同的家法、流派。京剧的脸谱，也有不同的家法，同样是曹操的脸，勾画上也是大同中有小异。此外，凡称“谱”的，都是有待去实现的。“谱”自身是实践的“本”，好像是个具有普遍意义的设计方案。光有个脸谱不能成为“活曹操”“活包公”，要成“活某某”，还看演员如何去演。

现在书店里有许许多多菜谱，分属各种不同的菜系：四川的，淮扬的，上海的，广州的……但菜谱不是菜，不能吃。菜谱给人一个规范，有的很详细，看起来也很死板，如加盐多少，文火炖半个小时等等。这个指标，对于普通家庭主妇而言，是帮助她做出中等水平的菜肴来，不至于不堪入口。但厨艺上乘，在于把握火候。火候，是一个综合性的分寸，不是“30分钟”“35分零5秒”那样死板的，到时一定起锅。“火”曰“候”，乃是一种征候，是靠操作者的经验体会感觉出来的。把握火候不是理论性的，而是实践性的，因而不仅仅是实用性的，而且是艺术性的。就实用性而言，做出来的菜，有个中等水平，能吃就行；但就艺术性而言，火候是必须掌握的。舞台艺术中也有火候，是把各种“谱”——包括曲谱、身段、脸谱……都艺术地“兑现”出来，是要艺术家把这些“谱”用活了，塑造出活生生的人物形象来。

像厨艺一样，舞台上也有中等水平的演员，他们按部就班地把各种“谱”“做”出来，就算是完成任务，刻苦地也会用相当的功夫，就是缺少一点灵气。像灵气、气韵等并不是能“谱”出来的，而是艺术家的一种创造。然而，就道理上来说，各种“谱”，并不是要限制人的创造，而只是要使人创造得更好。做不好菜不能怪菜谱，演不好戏不能怪各种程式，人物没有个性也不能怪脸谱。再往深里说。各种“谱”不但不企图限制艺术家的天才，而且还可以防止天才的流产。“谱”规范着那不易规范的天才，使其不仅有天才，而且有成就。

记得十几年前奚啸伯先生对我们说，舞台艺术要做到“有规律的自由”，他的体会是很深刻的。

（选自《叶秀山文集》，有删改）

公众史学是着重探讨如何以公众为本位、以应用为前提来开展历史研究与传播的史学新分支。与传统史学 相比，公众史学的最大特点就是与实践紧密结合，能够更好实现史学为公众服务的目的。

公众史学发展的动力曰益强劲。与美国“公共史学”的初始发展动力来自高校及职业史学家不同的是， 我国民间形式多样且愈发活跃的史学实践，催生了公众史学。具体而言，我国公众史学的兴起主要缘于三方面 因素。一是公众对历史文化产品的需求日益增长。人们对历史的关注度、探求欲、表达欲都达到了一个前所未 有的水平。同时，作为市场主体的各种历史文化媒介平台不断创新历史知识生产和传播，进一步激发了公众对 历史的兴趣。这为公众史学兴起奠定了社会基础。二是历史知识生产和传播模式由于技术发展发生了深刻变 革。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新媒体技术的不断发展，为公众参与历史知识的生产和传播提供了更为便捷的技术条 件。网络平台的无限扩张、信息对流互动等特性，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过去仅由史学界主导的历史知识生产和 传播模式。这为公众史学的建立奠定了技术基础。三是传统史学适应社会转型自觉进行革新。一个时期以来， 历史研究与现实生活之间存在较大距离，公众对于缺乏吸引力的史学成果的远离，导致史学的社会功能和学科 价值受到质疑。面对这种状况，史学界一些学者开始了发挥史学社会功能的自觉革新，更加关注公众的需求， 增强史学对现实的解释力、对公众的吸引力，逐渐开拓出一条关注现实、走向公众、服务公众的史学发展之 路。这为公众史学的发展奠定了学科基础。

公众史学发展还面临不少挑战。近年来，以公众作为参与主体的家族史、口述史学、影像史学等史学形态 的繁荣大大促进了历史知识生产和传播的大众化、历史文化产品的多样化、历史文本的通俗化，并在新媒体条 件下形成了 “人人都可写史”的态势。但“人人都可写史”并不等于“人人都能写史”。实践证明，一个人 只有经过长期训练，才能对史料进行甄别、分析、比较和运用，以探求历史真相。当下，一些参与历史书写的 人缺乏相应的能力，导致历史知识生产与传播的混乱与无序，这是公众史学发展面临的现实难题。尤其需要注 意的是，历史知识从来都与价值观念紧密相连。因此，书写历史要有正确的历史观。如何保证公众史学正确解 释历史现象、客观评价历史人物、深入揭示历史本质，是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专业历史 研究者参与到史学大众化中来，帮助公众提升历史理性和史学修养。但从实际情况看，大部分专业历史研究者 将获得学术共同体的内部认同作为学术研究的核心追求，对于史学大众化缺乏热情。

（摘编自李娜《推动我国公众史学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