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传千古的名言“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把玉的完美与人格尊严联系在一起，相比之下的“瓦”就逊色得多。先秦屈原《卜居》中说“蝉翼为重，千钧为轻；黄钟毁弃，瓦签雷鸣”，“黄钟毁弃，瓦釜雷鸣”就是比喻有才德的人被弃置不用，而无才德的平庸之辈却居于高位。在我们的传统认识中，瓦被赋予了很多消极的意义。而实际上，作为我国古代常用的建筑材料，瓦的发明在我国古代建筑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今天就来说说瓦。

人们俗称“秦砖汉瓦”，但这并不准确。就像古诗中“秦时明月汉时关”一样，是一种修辞性说法。其实瓦的出现，比汉代要早得多。战国时著作《世本》记载：“桀作瓦屋。”这可能是传说。桀是夏代有名的暴君，子承父位，未经创业艰难，不可能像神农尝百草，后稷教人稼穑一样去“作瓦屋”。但陶器的出现，到桀的时代已有三千余年历史。夏桀为了自己的享乐，让匠人把茅屋改作瓦顶，倒也是合情合理的事情。但至少，今天所说的瓦的形态的出现，不会晚于春秋。《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记载了一次战斗。齐国的子渊捷追赶洩声子，“射之，中盾瓦”。“盾瓦”，就是盾牌的瓦形凸面。可见瓦已是当时人们熟知熟见的东西了。

可是，那时瓦还没有变成专称，其它陶制品，也可以称瓦。比如“弄瓦之喜”的说法，出自《诗经·小雅。斯干》，“万生女子……载弄之瓦”。 意思是生下女孩儿，拿纺线瓦锤给她玩。那种瓦锤，就是陶制品，形状和用途，与今人手工纺毛线的纺锤相似。待到瓦用于房屋建筑，才渐渐变为专称，唐宋时期，便用“瓦子”“瓦肆”代指繁华市区了。

陶制品是人类划时代的发明，因而瓦的用途很多。瓦在古代是种重要的占卜工具，人们摔碎瓦片观看纹理，来预测吉凶成败。瓦除了建房屋，还用来镶井壁，叫做甃。形体很大，长可达一两米，圆形井壁由两块、三块或四块瓦围成一圈，《周马》《庄子》都有记载。秦汉瓦井已经很普遍。商周时的井只是木框镶口的土坑，“井”字就是那种井的象形。自从用瓦镶井壁，井的质量和功能才大大提高。此外，瓦还可以作乐器和棺材等。

瓦的制作并非轮制，而是用圆形模具做胎，用熟泥片贴在外围，等距离划开，晾干后自动从模具上脱落，成为瓦坯。宋应星《天工开物》记载很详细。古人的确很聪明。

夏桀当初“作瓦屋”只是为了自己享乐，至于造福后人几千年，的确是他所没有想到的。

（改编自伪农《淡味斋随笔·说瓦》)

“知人论世”最早见于《孟子·万章下》孟子这里所谓的“知人论世”，其本义是指“交友之道”。后经文论家的发展，“知人论世”成为一种论文的方法，即“知人论世法”，是一种要理解文本必须先了解作者为人及其所处时代的论文方法。

“知人”是指鉴赏作品时必须了解作者的身世、经历、思想状况及写作动机等信息，“论世”是指联系作者所处的时代特征去考察作品的内容。“知人论世”是广为人知、影响深远的传统诗歌鉴赏方法，其基本的原则是：分析理解和评价诗歌时，必须将诗歌产生的时代背景、历史条件以及作家的生平遭际等与作品联系起来。清人黄子云认为在吟咏之时应先揣知作者当时所处境遇，然后以“我”之心，求无象于窅冥恍惚之间。清人章学诚在《文史通义·文德》中也提出，不了解古人生活的时代，不可妄论古人的文辞；知其世，而不知古人的身，处也不可以遽论其文。王国维也认为，由其世以知其人，由其人以逆其志，“则古人之诗，虽有不能解者，寡矣”。由此看来，在古代诗歌的教学过程中，必要的背景简介不可少。在高中语文课堂上，教师要有意识地加以引导，通过持续的背景简介，帮助学生建构文学史的框架，这样学生就会在文学常识积累中逐渐拥有高瞻远瞩、触类旁通的文学鉴赏智慧和能力。

鲁迅在评论陶渊明时曾说，陶渊明固然写过“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等寄兴田园的篇章，却也写过“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等愤世嫉俗的悲壮之歌；这“猛志固常在”和“悠然见南山”的是同一个人，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朱熹也曾评论说，陶渊明的诗，众人皆说是平淡，据我看他自是豪放，但豪放得不易察觉，露出其本相者，是《咏荆轲》一篇，平淡的人，又如何写得出这样言语的诗句？由此看来，没有对作者及其时代全面而深入的了解，而是任意取舍，必定会影响到对其诗作的理解。

唐代诗人朱庆馀的《近试上张水部》：“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这首诗表面上写一位新嫁娘精心打扮自己等待天亮见公婆时的忐忑不安，心理描绘惟妙惟肖，其人呼之欲出。而诗人的本意却是以此为喻，委婉试探自己的诗作合不合主考大人的评判标准。“洞房昨夜停红烛”喜举进士也，“待晓堂前拜舅姑”将见主考大人也，“妆罢低声问夫婿”以所作之诗请教于张籍也，“画眉深浅入时无”能否获主司之赏识也。张籍自是心领神会，于是用同样的手法做了巧妙的回答，《酬朱庆馀》：“越女新妆出镜心，自知明艳更沉吟。齐纨未足时人贵，一曲菱歌敌万金。”前两句是说朱庆馀德才兼备，文质彬彬，自知文章写得好，但是还不够自信；后两句张籍对其所提问题做了肯定的回答，同时流露出对朱庆馀的赞赏之情。不了解诗人这些进献、酬和文字背后的交往，就无法理解诗人作诗的本意。

“知人论世”对古诗文教学和文学作品鉴赏，对更深刻、更透彻地全面了解作者的创作本意和思想情感都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摘编自王美智《知人论世与古代诗歌鉴赏》）

《易经·系辞》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按照这个说法，诗词曲赋与琴棋书画等艺术门类都可归入无形的“道”的范畴，强调哲理和美学意义；而建筑与车舆、衣服、盆碗类似，属于有形的“器”的性质，注重实用性，兼顾审美，主要由匠人来制作，文人士大夫阶层极少直接参与。由此导致中国古代建筑界虽然巨匠辈出，巧夺天工，取得极高的成就，却一直缺乏理论总结。中国古代园林艺术相对得到主流阶层的追捧，出现了《园冶》《长物志》等理论名著，而在更广泛的建筑领域，相关学问备受冷落，虽然有宋代《营造法式》、清代《工程做法》等官书和明代《鲁班经》之类的民间著述传世，但数量远远不及西方，而且主要内容都偏于实际操作层面的记述，没有太多的理论探索，与西方古罗马《建筑十书》以及文艺复兴以来的建筑名著差异很大。

19世纪末叶以来，随着清朝的衰落和灭亡，中国受到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的全面冲击，传统建筑行业走向衰微，源自欧美的现代建筑材料、结构和形式逐渐在中国各地流行，使得拥有千年历史的华夏大地的城市面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时至今日，中国的建筑体系与世界其他国家完全趋同，与古代则大相径庭，广大建筑师对于传统的建筑技艺普遍感到生疏，绝大多数设计作品都近于西方建筑的翻版，失去了本土的文化基因。在此情形之下，从20世纪初开始，一些中外建筑师努力尝试扭转这一趋势，在现代建筑中刻意表现“民族形式”，将传统建筑的造型与文化内涵融入新的建筑项目，如亨利·墨菲设计的燕京大学校园和吕彦直设计的中山陵。以中国营造学社为代表的先贤致力于用现代的科学方法对中国古代建筑展开研究，梁思成、刘桢等学者四处考察测绘，搜集古籍，成果斐然。经过几代人的艰难跋涉，对于中国现代“民族形式”的探索仍处于迷途之中，尚未找到相对圆满的解决之道。而对于传统建筑的研究，长期侧重于历史本身，理论方面的论述非常有限，还不能对建筑设计进行明确的指引。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香港建筑师李允鉌先生正式出版《华复意匠》一书，填补了相关领域的空白。作者在《卷首语》中解释：“‘华夏’指的是古代的中国，‘意匠’可作建筑的设计意念，‘华夏意匠’意即‘中国古代的建攻设计意念’。此书得到海内外建筑界的高度评价，一时洛阳纸贵，至今仍被视为中国传统建筑理论研究最重要的一部专著。此书的撰写显然受到西方建筑理论的影响，引述了大量的前人论述和经典实例，完备性超过之前任何一部研究中国建筑的著作，恰如武侠小说中全真派的全套武功，无所不包，既有“道”层面的精神诉求，也有“器”层面的实践指导意义，故而难能可贵。建筑史学家龙庆忠先生为此书所作序言中说：“中国古建筑是古今都在东亚地区，由东亚人民产生的。它是一种赏心悦目的视觉艺术和清静环境，是古代养目、养心、养身、遂生的具体表现。它既其有几何构成，又有模式表达和逻辑构成。这是出乎西方人意料的。”中国古建筑的产生与发展由中国独特而广袤的地理气候条件所决定，同时又受到各种社会、人文因索的深刻影响。《华复意匠》对此有深入剖析，从各个方面探讨了中国古代建筑的历史演进脉络和多重影响因素。

到了明清时期，中国建筑单体的规模往往有一定的眼度，造型上的差异也不大，更注重以群体组合的方式构成丰富的院落，“由一座变多座，小组变大组，以建筑群为基础，一个层次接一个层次地广布在一个空间之中，构成一个广阔的有组织的人工环境”。以北京紫禁城与巴黎卢浮宫作比较，可见前者以“数”的集聚完成复杂的总体结构，而后者以“量”的叠加形成庞大而清晰的多层系统。殿亭楼台分占不同位置，关键在于如何通过巧妙的布局，在彼此之间构成严密的呼应关系。

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如何延续本民族、本地域的传统文化，成为世界各国共同面对的—大难题。光辉灿烂的中国传统建筑文化在当代也面临消亡的危险，幸而有诸多前辈在实践和理论两个方面孜孜以求，拯危继绝传递薪火，一息不灭，功莫大焉。

（节选自十一贝子《大家·中国建筑如何免于沦为西方建筑的翻版？》，有删改）

民间剪纸的艺术语言

艺术家喜欢把艺术表达的方式比喻为艺术语言，剪纸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当然也有自己的艺术语言。

所谓剪纸，顾名思义，一把剪刀，几张纸片，其基本造型手段不过是在一张平平的薄纸上剪出种种形状，其形式的制约性很大。然而艺术形式的特色恰好蕴藏在工具性能的局限性中，从特性中生发出特长来。

剪剪贴贴的剪纸艺术，由于工具的限制，不长于表现物象的“体积、深度和迎面而来的起伏”的所谓“第三空间”，就避其所短，扬其所长，另辟天地。它偏偏是用写实派绘画所忌讳的平面眼光去看世界，以两度空间观念作为形象思维的基础，物象在作者眼中都成了没有体积，没有空间，不讲求“近大远小”的透视比例关系的剪影式形象，无限的空间象是被“压扁”在一个平面上。形形色色的造型艺术形式，各有所长，在表现物象时并非面面俱到，而常常是各取几组线条，持两度空间观念的剪纸在观察对象时更注重于其“轮廓”，借体现在轮廓上的形态、动势等富有特征的形象来传达情意。

轮廓仅是剪纸造型的基本骨架，还需要各种细节，如动物的眼、衣服的花、鸟雀的翎毛等使之充实、丰富、美化。拿农村大娘的话说“先铰个大样，再刻”。剪纸的艺术效果最后正落在这个“刻”上。

值得注意的是，剪纸的“刻”一方面要用圆卷形、水滴形、锯齿形等近乎符号的程式手法再现诸如动物的眼、衣服的花、鸟雀的翎毛之类的“形”，更着重于各种程式的点、线、面在平面布列错落中求得节奏关系。

剪纸多以单纯为美。细细品位那些最优秀的作品，单纯中又包含冲突、矛盾和对立，以单纯求丰富，以对比求和谐。单纯而失丰富易单调，丰富而失单纯则紊杂。这是多样统一的艺术辨证规律在剪纸艺术中的体现。

装饰目的决定了剪纸艺术的装饰性。高明的民间艺人很懂得剪纸艺术的这一特性。剪人物，很留意衣纹的花饰，它们像一曲曲无标题的音乐，以音律节奏使人陶醉，虽然不一定说出它是什么，而艺术韵味却是无穷的。

由于以上种种特性，剪纸造型对于“准确”二字就别含新意。常态下的“准确”，是指合乎视觉表象的比例关系，用两度空间的剪纸造型是各种形式在平面布白中的最佳构成，作者功夫深浅就在于能否把握或接近这个最佳值，其次才是合科学性。因此在剪纸艺术造型看来很合适很“准确”的形象，用科学的透视法的眼光看来却是“变形”的。剪纸造型更趋于传情而不在写形，更趋于写意而不在写实，不仅可以，而且必须以点、线、面在平面布列关系中的最佳值为尺度，采取意象的、夸张的、象征的、装饰的乃至抽象的手法去直抒其美。远近人物可以等大，人与鸟可以同高，一只眼可以装饰整张脸，生活原型可以完全服从艺人手中那一方小纸片，作适合纹样式的分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