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朗读者

范承刚

李德才去世两个月了，整个阳高县城都在谈论他的死亡，人们用一种混杂着伤感和戏谑的口吻回忆着这位71岁老人的一生。

穿过时的军装，戴一身的***像章，李德才是阳高县的名人。县城的人们能轻易地给他画一幅肖像：五短身材，大眼粗眉，大檐帽永远端正，墨绿军衣颜色早褪，全身满缀着四十多枚明晃晃的毛主席像章。他总是推着一辆吱呀作响的红旗牌28自行车，车后贴着三块写满毛主席语录的纸板，车前挂着一张脸盆大小的毛主席画像——画像被老人当作了车牌。

县城里的人大多能清晰地回忆起他的声音：洪亮，亢奋。激动时，他会咧开干裂的大嘴，露出两排蛮横而不齐整的黄牙，双手像杨树枝一样摇摆。30年来，李德才如布道师一般，不厌其烦地寻觅着人群最密集处，开启他激昂而冗长的演讲。演讲的内容只有一个：红色语录。

政府大院前，他对着来来往往的公务员高呼：“只有落后的领导，没有落后的群众！”

体育场里，他跑着步，一遍遍地大喊：“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

田畔地头，他笑着热情鼓励田里的农民：“备战备荒为人民！”

就连在街头有人打架，他也会冲上前，拦下两人，正经严肃地表示：“要文斗，不要武斗……”

更多的时候，人们会看见李德才站在县政府门口，针砭时弊，指点江山。这位年过七旬的老人仍怀抱着坚硬的革命情怀，并试图影响他人。

有时，他也会得意自夸：“马克思的博才，***的天才，刘少奇的文才，周恩来的人才，张春桥的口才，都不如阳高的李德才！”

小城里的人很早就窃窃私语，说李德才“精神有毛病”“学毛主席语录走火入魔了”“陷在旧时代里出不来了”……

平日里的李德才和善、勤快，言语清晰，种菜为生，他卖菜羞于与人讲价，遇见老人还免费赠送，这让他仅能勉强维持温饱；农闲之时，他常推着个小推车走街串巷，收捡人们丢弃的毛主席像章或其他“文革”遗物，最终收集了一两百个像章，装满一个小布袋。

在这些之余，他穿上军装，戴上毛主席像章，便又成了人们眼中那个精力充沛、脾气粗暴、爱管闲事的李德才，他有了最为著名的一句口头禅：“该治理整顿了！”

面对着几个正没收小贩推车的城管，他大喊着：“你们是要为人民服务的！不是来给人民添乱的！”

在书店，他生气地指着书架说：“《盗墓笔记》，怎么能卖这种大毒草？”

遇见酗酒的人，他会走过去，劝对方：“喝酒适量，好好生活。”

挂满像章的李德才总是自豪地走在阳高的大街小巷，高声背诵着熟悉的词句。人们最后一次看见他站在政府门前，是在2009年旧城改造的开始之时。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旧城改造中，最让李德才痛心疾首的，则是县文化馆的消失。那是李德才心中的圣地，他曾在这里哀悼毛主席的去世，也最爱在此发表演说。李德才最终发觉他无力阻挡文化馆的被拆。2011年冬日的某一天，有人看见李德才站在文化馆的瓦砾堆里，低着头，茫然地发着呆。在他身后，高高竖立着“阳高CBD商业核心地”的广告招牌。

而更让他陷入莫名愤怒的，则是毛主席像章的被盗。70岁之后的李德才，患上了高血压及脊椎病，引发了双手强烈的麻木疼痛。他无法再骑车，也不能再种菜，只能靠着微薄的田租和低保生活。这些像章被他视作珍宝，平时用毛巾擦拭得发亮，并小心地装在一个布袋里。最近几年，红色纪念品成为了利润丰厚的商品，曾有人想要购买李德才的像章，却被他用“斗私批修”狠狠顶回。他只会偶尔挑选一两个，送给为他看病的医生，或曾帮助过他的人。不料2011年12月，在他外出闲逛时，盗贼撬开了铁锁，拿走了布袋，李德才只留下了身上带着的二十余个像章。

李德才病倒了……

在人生的最后几天里，李德才似乎陷入了对未来的莫名恐慌。邻居最后一次看见李德才，他低声且恍惚地说：“我手麻，手麻，以后怎么办……怎么办……”

二十多年来，李德才就像怪异的雕塑般出现在阳高街头，他的死在小县城里泛起波澜。一些人议论纷纷，更多的人则沉入了一种复杂而奇特的情绪中。

 （有删改）

对于鲁迅的研究从来就不是单纯的个体作家分析，而是对其人其文所表征的一种文化属性的理解；对于鲁迅研究的评价也从来不是一种单纯的学术史的评价，而是与一个时代的价值取向相关联的社会评价。追求鲁迅思想的当下意义与价值为主的当代性研究，是对鲁迅丰富复杂精神世界的开掘与深入理解。

鲁迅是因其伟大而成为无数人研究的对象的，而他的伟大恰恰是因为其思想价值和影响超越了一般的个体。孙郁认为：“鲁迅精神是一种个人的解放和民族解放，或者说是人类至爱，所以，我更愿意把鲁迅精神看成一种战斗精神。”正是在这样一种理解前提下，才会有鲁迅思想价值和意义的选择、判断。李书磊说，“鲁迅的遗产在今天尤其珍贵；鲁迅代表着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人格的最高成就，他在上海卖文为生，利用自由职业和文化生产的市场化赋予知识分子的自由空间完成了他的文化创造，既利用了自由空间，又在商业化的处境中保持了知识分子独立的品格，具有不可替代的示范作用”。鲁迅一生矢志于对虚伪道德人格的批判，其批判的不是具体的个人，而是传统文化体系的消极功能以及这一消极功能所造成的道德虚伪。因此，鲁迅是与旧习惯相对抗的，最终因此而不容于环境。谎言是一种人为编织的虚假事实与荒诞逻辑，最终会被现实存在或另一个谎言所戳穿，从而加大社会的不信任感。当虚伪成为一种民族习性和社会人格时，必然导致深重的文化灾难和社会危机。鲁迅批判虚伪和谎言正是为了挽救这种民族的危机，这就是他在《狂人日记》中呼唤“救救孩子”的最终目的。可见鲁迅思想的实质是，在20世纪中国从封建专制向现代文明转型的历史时期，对几千年来封建禁锢下的中国人的精神进行彻底的根本性的反思，敦促中国人冲出思想的牢笼，获得精神的解放，达到精神的独立和思想的自由，从而正确地认识自己、认识世界，确定自己在世界的恰当定位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正确方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评价鲁迅，经典化地理解鲁迅的思想意义，是当下社会的现实需要，也是实现鲁迅思想价值的有效方式。所谓经典就是当一种思想观念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长时期的适应性之后，不会因为时代的变化而发生价值的改变，这样就获得了超越性的价值。当然，鲁迅思想的经典化不是歪曲鲁迅的历史、捏造虚假事实进而“神化鲁迅”，不是仅仅以史料挖掘、知识阐释和审美评价为主的“工具化”鲁迅思想，也不是把鲁迅精神世界的所有方面都加以专业性的细化或放大，进而“肥大化”鲁迅思想。鲁迅思想是博大精深的，其主体包括“思想启蒙”、“改造国民性”等核心命题。这些命题在中国社会转型和人的现代化过程中，必将具有非凡的功能。

(摘编自张福贵《鲁迅研究的三种范式与当下的价值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