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测试测出了什么？

①美国心理学会的茱莉亚·德森的一句话粉碎了我们的希望，她说：“目前传媒上出现的绝大多数的心理测试其实是一种娱乐休闲性质的游戏。”她介绍称，心理测试在专业领域被称为心理测量，是心理学研究的一项重要方法，其编制过程有一套科学的标准，结果有严格客观的解释。“我们通过观察人的少数有代表性的行为，对于贯穿在人的全部行为活动中的心理特点做出推论和数量化分析，它需要符合严格的统计学原理。”与之相比，时下流行的心理测试并没有严谨的科学性，往往只是心理测量的一部分或个别经过简单化的投射测验题，甚至完全与心理测量没有关系。

②抛开这些科学性不言，自得其乐的普罗大众估计很难认同她的观点，对于各类心理测试题结论认为非常准确的用户占52.3%，“这没什么奇怪的，不过是福勒效应的又一个明证罢了。”茱莉亚这样回答。

③福勒效应，是心理学家福勒于1948年通过实验证明的一种心理学现象。39份的兴趣诊断问卷，要求学生们列出自己的兴趣爱好，阅读喜好、个人特征等，一个星期后福勒完成对他们的评估并列出13条个性分析。他要求学生先阅读各自的13条描述对自己来说是对还是错，如果不确定打问号，结果是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是准确的。可事实是每个人拿到的个性评估都是一样的，这13句描述是从报摊的占星书籍中挑出来的笼统的、含糊的语句来迷惑他们。这大概也是如此符合福勒效应的时下流行的心理测试在网络上流行很重要的原因吧。

④人们喜欢听到与自己有关的事情，渴望被赞美。心理学家凯蒂在她的一篇文章中写道，“我记得在十七岁时做过这些人格测验（你是《欲望都市》里的谁？）。而现在我更热衷‘你的财富在何处？’”无论年龄是多少，我们往往只参与自己最喜欢的主题，并且在读到肯定的赞扬时，心情会愉悦。

⑤当人们遇到困难或者失去自信的时候，做做心理测试可以调剂精神。一般情况之下，报刊和网络上的心理测试都是说些善意的话，即使批评也较为婉转，给测试者带来一定的激励和启示。其实发挥这种作用的，也许并非测试本身，而是人们需要给自己一个心理暗示的机会。

⑥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归属需要。2012年凯蒂参与了哈弗大学的“零计划”工作，他们研究新一代的网络用户，那些与社交媒体一起成长的青少年是如何在网上发展自我同一性的。凯蒂说，“有了互联网，这个过程变得更加公开，   而且会让年轻人更有表演目的地公开身份，强调个人品牌，打造公共角色”。基于此种原因，“寻找志同道合的人（测试结果也许会帮你找到你与谁属于同一群体）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凯蒂说。

⑦找寻自己归属的位置远比题目本身或者事件本身要重要得多，从这方面来说，帮助人们驱散孤独的心理测试题，还真是万能的。

（选自2014年《世界博览》，有删改）

《尚书》中的“道治政治，泽润生民”多被看作中国“政治”一词的最初。古汉语中的“政”指国家的权力秩序或制度、法令；“治”则指统治、治国等治理活动，或是一种安定祥和的社会状态。由此看来，古汉语中的“政”就是今天“政治”的意思。而“治”则有今天“行政”的意思。现代汉语中的”政治”译自西方“politics”一词，虽然翻译得很好，但也容易让今天的人们模糊了“政”与“治”的差别。

台湾的新儒家代表人物牟宗三专门辨析过“政道”与“治道”、政权与治权的不同。他把人类的政治形态分为三种：封建贵族政治、君主专制政治和立宪的民主政治。前两种政治形态的政权皆在帝王，帝王凭借德行或武力取得政权，依靠世袭延续政权。中国传统政治一直缺乏时政权合法性的反省，由于极少思考“政道”，所以所有的政治学说只一味地在“治道”方面用力。其实，无论是打天下还是世袭，这种“政道”都是不合理的，因而可称之为“无道”。中国传统政治因为一直没有解决政道的问题，所以导致了治道的不足。

牟宗三所说的“政道”与“治道”、政权与治权，很像现代政治对立法权和行政权的划分。政治学家孟德斯鸠认为，只有当政府被分成立法和行政两个部分，并能彼此制约和平衡时，自由才能得到保证。立法者通过制定法律而实现社会价值的分配，而行政者则执行立法者通过的法律。虽然牟宗三在书中的论述有些模糊和矛盾之处，但他的这种划分方法很容易让人看到中国传统政治的症结。直到今天，我们还常常把政治与权力混为一谈。很多人认为，一旦夺取了权力。他们就自动拥有了政治的合法性和权威，其实远远没有。政治包含了民众的认同性、合法性和参与性，是一个国家基本目标和政策的结合，而权力不过是达成这些目标或政策所必需的手段和工具。如果把权力当作政治的目的，就有可能导致蛮横与残暴，甚至是自我毁灭。

关于政权与治权的关系。牟宗三认为：“当人之意识不能觉识到政权之本性，不能认识其为一形式的抽象的有，思想家不能进到此思想上去了解，则革命、受命之说亦是必然者。而所以被革命，政权被拿去，则由于政权、治权不分，继体之君不能常有德有能而合乎君之理。”一个国家的立法权永远是属于全体民众的，全体民众的拥有当然也是一种抽象的拥有。在现代社会，它是由一个国家的宪法来代表的。宪法不仅对一个国家的目标进行了表述，规定一个国家的政府结构，更重要的是，它通过保障民众的自由和权利而确立了一个政府的合法性。在传统社会则不同，牟宗三说：“君主制，政权在皇帝，治权在士，然而对于君无政治法律的内在形态之回应，则皇帝既代表政权，亦是治权之核心。”

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总是与它的历史和传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每个国家的国民对政治的理解以及对政府应当做什么等方面的认知，总是很难摆脱传统的影子。其实现在很多人在讨论政治问题时，仍然是政道与治道不分。

(摘编自叶匡政《道治政治泽润生民》)

学问分门别类，除因人的精力有限之外，乃是为求研究的便利，并非说各门之间真有深渊相隔。为研究的便利，不妨分工；但我们若欲求得彻底的智慧，就必须旁通本门以外的知识。在自然科学的发展史上，凡是有划时代的贡献的人，没有一个是只关注自己的研究方向、方法与立场的人。这些人既是专家，又超过专家；他们是通人。。

假定一个科学家，终日在实验室与仪器及实验品为伍，此外不知尚有世界。这样的人，可被推崇为大科学家，但实际并非一个全人，其精神上之残废就与身体上之足跛耳聋没有多少分别。再者，当今学术的专门化，细目化，各有专家。而一个人除做专家外，也要做“人”，并且必须做“人”。一个十足的人，在一般生活上讲，是“全人”，由学术的立场讲，是“通人”。

学术界太专的趋势与高等教育制度有密切的关系。今日大学各系的课程，为求"专精"与"研究"的美名，舍本逐末，基本的课程不是根本不设，就是敷衍塞责，而外国大学研究院的大部课程在我们只有本科的大学内反倒都可以找到。学生对本门已感应接不暇，当然难以再求旁通。一般的学生，因根基的太狭太薄，真正的精通 谈不到，广泛的博通 无从求得；结果各大学每年只送出一批一批半生不熟的智识青年，既不能作深刻的专门研究，又不能正确地应付复杂的人生。近年来教育当局与大学教师，无论如何的善于自辩自解，对此实难辞咎。我们所缺乏的人才，主要的不在量，而在质。雕虫小技的人并不算少。但无论做学问，或是做事业，所需要的都是眼光远大的人才。

凡人年到三十，人格就已固定，难望再有彻底的变化，要做学问，二十岁前后是最重要的关键，这正是大学生的在校时期。品格、风趣、嗜好，大半要在此时来作最后的决定。此时若对学问兴趣立下广泛的基础，将来的工作无论如何专精，也不至于害精神偏枯病。若在大学期间，就造成一个眼光短浅的学究，将来若要再作由专而博的功夫，则难如登天。当下各种学术都过于复杂深奥，无人能再望作一个活的百科全书的亚里士多德。但对一门精通一切，对各门略知梗概，仍当是学者的最高理想。二十一世纪为人类有史以来最复杂最有趣的时代，今日求知的机会也可可谓空前；生今之世，如甘作井底之蛙，岂不冤枉可惜？我们何妨时常爬出井外，去领略一下全部天空的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