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远明：破冻土难题 创天路奇迹

昆仑山下，一条闻名于世的钢铁大动脉穿过戈壁冻土，跨越雪域高山。这就是中国新世纪四大工程之一，被誉为“天路”的青藏铁路。2006年7月1日，青藏铁路正式通车运营。这一天，中科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以下简称“寒旱所”）组织60多名外国专家，坐上开往拉萨的列车，心潮澎湃的赖远明也在其中。当列车员讲解到“主动冷却路基”时，赖远明的眼泪禁不住夺眶而出。他转过头，看着窗外飞驰而过的雪山，4年来千百次的实验情景在脑海中浮现……

2002年，寒旱所接到了国家关于解决青藏铁路修建中冻土路基及寒区隧道问题的任务。青藏铁路中有一半是多年冻土地段，青藏铁路修建过程中，要穿越连续多年冻土区550公里。如何保证修建中冻土不融沉、路基保持稳定，西方人士曾判断“这是无法攻克的世界性难题”。

在冻土区修建铁路，传统保护冻土的方法是设置保温材料，“就好像为了保证冰棍儿不融化，给它盖上一层棉被保冷。”赖远明解释说，但用这种方法保温的冰棍儿早晚还是要化掉。因此，青藏铁路的设计思路要从“被动保温”转为“主动降温”。但主动冷却路基如何修建？从理论分析到试验数据在国内外冻土工程学研究中都是空白。

“我是处女座，做事情比较挑剔、追求完美，一件事情喜欢从不同侧面、不同层面去思考，曾经一行字推敲了一个星期。”赖远明笑称自己不善言谈，更喜欢思考。

“比如青藏铁路上的‘U’形块碎石路基，选择多大粒径的碎石最合适？在试验进行到第150天左右，我们终于找到了拐点——10～30cm粒径的块碎石降温效果良好，当粒径为22cm时对冻土的降温效果最好。”得到这个结果，赖远明如释重负，“心中的一块儿石头终于落地了”。

昆仑山隧道海拔4600 米，隧道向里打通600米左右时，赖远明进入隧道采集岩石样品。未打通的隧道内空气更加稀薄。“当时忙着采集样品没太顾忌，谁想到缺氧三个小时之后，头疼欲裂、恶心呕吐。”赖远明说，读书的时候，自己甚至能准确记住哪条公式在书上的哪一页，自从那次大脑长时间缺氧以后，自己的后脑勺时常会疼，记忆力也不如从前。

但是，这次“负伤”却解决了青藏铁路风火山隧道、昆仑山隧道衬砌和保温措施的参数优化设计问题，消除了冻胀和融化对这两座冻土隧道的破坏作用。这两个隧道目前已经服役10年，没出现任何问题。

赖远明的人生道路可谓平坦——1983年毕业于江西理工大学，1986年在兰州交通大学获硕士学位留校任教，1999年在寒旱所获博士学位，2000年被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学位委员会评为博士生导师，同年12月被任命为冻土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

看似平坦的人生缘何成就辉煌？“在我的人生的道路上 ，起关键作用的就是几步”，赖远明说。人生中关键的第一步是在程国栋院士的极力推荐下，他破格进入了中科院“优秀百人计划”，程院士的理由是：国家太需要这样既懂土木工程又懂冻土，并愿意扎根西部的优秀人才了！当时的冻土专家多是地质地理专业背景，主要研究冻土的天然属性，难以在冻土路基结构设计方面提出精准的解决方案。

接下来，赖远明获得了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这是我人生中关键的第二步，它给予我鞭策，为2005年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打下基础”。

关键的第三步，赖远明坦言自己差点儿走歪了。2008年，南方有所大学招聘副校长，赖远明动了回南方的念头。“程老师劝我一定要慎重作决定，南方没有冻土，一旦去了那里，我的学术研究将不完整、不系统。”赖远明也暗自给自己鼓劲，“刚来甘肃流鼻血、吃黑面馍馍的日子都熬过来了，已经适应了西部的生活，更重要的是冻土还有很多现象和机理没有揭示。”

说到这里，赖远明笑了：“现在有人问我是哪里人，我都会说我是甘肃人。”

来西部32年，结缘冻土21载，赖远明感叹，冻土研究这门冷门的学科，变成了热门的学科，冻土变成了“热土”，“但依然还有很多空白在等待我们研究，有很多与冻土领域关系密切的工程需要我们提供理论支持和解决方案”。

赖远明认为，青藏铁路给了他报效祖国的机会，他常常对学生说，做科研不仅要将论文发表到国际一流的杂志上，更要解决工程中的实际问题，把论文写到祖国的大地上。

（摘自《中国科学报》，有删改）

柯布西耶和他的建筑思想

①上世纪二十年代，一位建筑师这样规划理想中的“光辉城市”：

②“一天早上，你在宽敞明亮的房间中醒来，室内温湿度宜人，这是因为配备了先进的中央空调系统。房屋的尽头是一面完整的中空玻璃墙，清澈的绿意在窗外徐徐展开。”

③今天的我们惊讶地发现，某些瑰丽的想象，比如中央空调系统、玻璃幕墙等都已成为现实，而比现实更瑰丽的想象，比如底层架空所带来的苍茫、道路从地面删除所带来的自由，这种全新的空间秩序，依然诱惑着今天城市钢筋森林里的我们。

④这位建筑师就是勒·柯布西耶。1887年10月6日，他出生于瑞士，由画家转型为建筑师。

⑤柯布西耶的“光辉城市”是20张城市规划图纸，笔笔倾注着他的心血，像一本详尽的城市使用说明书。是一本厚厚的书籍，他在书中写尽了对未来城市的狂热想象。是一种深刻的批评，针对的不是科技本身，而是科技的滥用所造成的重大社会危机；不是财富的积累，而是以财富积累为唯一目的的经济发展模式；不是人类正常的欲望和享乐，而是贪婪、惰性和懦弱，以及各种各样的挥霍。

⑥柯布西耶的建筑思想分为两个阶段：上世纪50年代以前是合理主义、功能主义和国家样式的主要领袖，以1929年的萨伏伊别墅和1945年的马赛公寓为代表，许多建筑结构承重墙被钢筋水泥取代，建筑往往腾空于地面之上；上世纪50年代以后，他转向表现主义、后现代主义，朗香教堂就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⑦在柯布西耶所有的经典作品中，朗香教堂是经典中的经典。

⑧朗香教堂，位于法国东部的一座小山顶上，1950开始设计建造，1955年落成，被誉为20世纪最为震撼、最具表现力的建筑之一。柯布西耶摒弃了传统教堂的模式和现代建筑的一般手法，把它当作一件混凝土雕塑作品加以创造。

⑨教堂的墙体几乎全是弯曲的，有的还倾斜着；塔楼式祈祷室的外形更像是座粮仓；沉重的屋顶向上翻卷着，与墙体之间留有一条40厘米的带形空隙；粗糙的白色墙面上开着大大小小的方形或矩形的窗洞，镶嵌着彩色玻璃；入口隐在卷曲墙面与塔楼交接的夹缝处；室内主要空间也不规则，墙面呈弧线形，光线在透过屋顶与墙面之间的缝隙进入室内之前，又被彩色玻璃所晕染，产生一种神秘的美感。

⑩教堂的独特之处还在于它有着一个非常复杂的结构。上世纪初期，柯布西耶和他的现代主义同道们与美术界的立体主义派遥相呼应，提倡建筑形象的简化、净化，在这段时期，他设计的住宅即使内部相当复杂，其外形总是处理得光净简单。萨伏伊别墅即是一例，人们很难找出一个比它更简单光溜的建筑名作了。然而，在朗香教堂这个项目上，柯布西耶走向简单的反面——复杂。小小的教堂，四个立面竟然各个不同，仅看一面，绝想象不出其他三面会是什么模样；即使看完了三面，第四面仍会给你惊叹。再看那些窗洞形式，也是不怕变化，只怕单一。再看那些墙线和由它们组成的室内空间，也都极其复杂。平面构图上既找不出一点规律，立面上也看不出所谓章法。中世纪哥特式教堂的复杂在于细部，总体布局结构倒是简单的，而朗香教堂的复杂性则相反，它是结构性的复杂，其细部，无论是墙面还是屋檐，外观还是内里，仍然相当简洁。

⑾面对如此怪异的建筑，人们总要追问，设计灵感从何而来。在教堂建成好多年后，柯布西耶又回到那里，他同样喃喃自问：“我是从哪儿想出这一切来的呢?”他不是故弄玄虚，也不是卖关子，艺术创作至今仍是难以说清的问题。关于自己的创作方法，他曾经这样描述：“一项任务定下来，我的习惯是把它存在脑子里，几个月一笔也不画。人的大脑有独立性，那是一个匣子，尽可往里面大量存入同问题有关的资料信息，让其在里面游动、煨煮、发酵。然后，到某一天，喀哒一下，内在的自然创造过程完成。我抓过一支铅笔，一根炭条，一些色笔（颜色很关键），在纸上画来画去，想法就出来了。”针对朗香教堂，他说希望能设计成一个“视觉领域的听觉器件”、“像（人的）听觉器官一样柔软、微妙、精确和不容改变”。用建筑激发音响效果，真是一个别开生面的立意。

贾平凹采访录

朝花周刊：常听到有阅读者说这个作家有“语言”或没“语言”，您的“语言”向来被称赞为“好”，这当中的趣味和取向是偏向传统的美感意识吗？古典诗与文人笔记那一路对您也有影响吗？

贾平凹：我的“语言”说不上什么，它是写作最基本的东西，我仅仅是学习而已。我在初学写作时，是喜欢古典与文人笔记那一路的，近些年来，又有意识地避开一些明清时期的东西，担心写得太轻太柔，就向汉以前的东西靠近。

我第一次读《古文观止》的时候，喜欢张岱和归有光的作品，里面有两三篇。我读的时候，就感觉文章好得很。后来就想收集他俩的全部作品来读。我就把张岱、归有光的文集找来，很厚的，看了一遍后，发现也就是《古文观止》里的几篇散文特别好。他们一生就写了这几篇散文，当时我很吃惊，我说，为什么这几篇能写得那么好？他们大量的还是诗啊、词啊，谈天说地的文章。真正的抒情散文，就那么两三篇，全部收入《古文观止》里了。老抒情，哪有那么多情要抒？大量的还是关于人生的、社会的内容，在这基础上，有感情要抒发了，写上一两篇，就写成了。如果一辈子写散文，还是按原先的那种套路写，唯美的、抒情的，把路子越走越窄的那种，也就没什么可写的了。

我接触过许多画家，那些画家一上班就在那里画。我也问过一些画家：“有没有没什么可画的时候呢？”他说，是没什么可画，但这是我的工作，每天还得拿起笔。后来一位老画家讲：“常画常不新。”我想，恐怕专写散文，也会常写常不新。我不主张把散文老是当作小品文和散文诗去写，散文观要改变，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散文路子要改变，估计现在的散文家都不愿意写这种东西了。

朝花周刊：写和读乃至走，是否会有矛盾？“深入生活”以及各种会议事务种种，需要您花时间花力气，那么花在写作上的时间，就必然要减少。很多您的读者为一个问题纠结不已：您究竟是什么时候，一字一字“手写”出高产又优质的新作？怎么看待“作家中的劳模”的称呼？您的下一本会写啥？

贾平凹：现在干扰确实是多，没办法。我是尽量推开许多杂事，为此不知得罪了多少人。如果正常写作，我是上午九点至十一点，下午三点至五点写。上午十一点至十二点，下午五点至六点，用来接待人处理事，一天一定要保障四个小时写作时间。我不是什么“劳模”。我的优点是能很快安静下来，进入写作状态，全神贯注，心系一处。酝酿和构思时间长，写起来就快。

我是靠体验与经验更多些。我不太去一些热闹地方，却喜欢两三人去那些一般人不去的县上、镇上和村上，我去那里没有应酬，身心放松，能看到许多事，能思索许多问题。写作是一生的事。下一本可能写过去的事，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现在还不知能写出什么样的。

朝花周刊：曾经有人拿您的小说和散文相比较，得出一个结论：您的小说其实就是优秀的长篇散文。您上世纪八十年代创作的“商州系列”等，是作为小说文体突破的一种革命范式，被叫成散文体小说，或叫笔记体小说；而您的很多散文名篇都进入了中小学教材，被孩子们吟诵着。散文的作者、读者群体最大，品种最多，您觉得它是否也该有一定的规定性？

贾平凹：我从不主张专门写散文，那样容易越写路越窄。我也说过这样的话：如果小说是一本戏曲，散文就类似戏曲中的那些唱段。古代戏曲中的唱段很多都是心理描写。散文写作有无限的可能性，但真情是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没有真正触动你的东西，没有你体会的东西，就不要写散文。它如现在的摄影一样，人人都会，但要拍摄出好东西，又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的。

朝花周刊：您曾经提出“大散文”的口号，是要主张什么呢？

贾平凹：在我原先办刊物的时候，是有个想法，小说界的革命较早，革命的力量也特别大。在小说界，你几年不写就没人知道了，旧小说的观念不停在变。但你写过几篇有名的散文，几十年后还有人知道你，这说明散文界革命成分太少。我一直在想，散文界也应该来一场革命。

我在办《美文》杂志的时候，提出过“大散文”写作。“大散文”当时是从体裁和作品境界两个方面来强调。当然，这概念还有些大而无当，不好把握。现在大家对散文的看法，据我观察，基本上都是统一的，也不可能再写那些花花草草的，或者是那些太小的东西。原来《美文》提出“大散文”的时候，也有不同的争议。争议最多的，就是关于“抒情”。一谈散文，好像就是类似当年杨朔的散文，就是抒情的，特别讲究，特别唯美的散文。当然，那种散文主张，好是好，但写得时间长了，就越写越矫情了。当时，就是因为有关于“抒情”的争论，我才提出“大散文”的概念。

草

阿来

我出生在青藏高原，在草原黄黄绿绿的更迭中寂寞成长，即便后来离开了故土，那空阔与浩大犹在眼前，但那是藏人的草原。蒙古人的草原，也分时分片去过一些，不知为什么却独留下了传闻中最美的这片呼伦贝尔草原，直到今天才涉足其间。

草原景观，无非就是草的铺陈与连绵，这一片与那一片，除去上面稀疏的人文附着，并不相差太远。所以，一不带相机四处取景，二不无故惊叹。每到车辆停下，只是信步走入草地，或坐着或躺下，任听寂?与瀑布一样的阳光倾泻而下，把在城市里，在名利场中因各种风云际会而放大很多倍的自己立即缩小成天地间小小的一点。

这时的人，会有不叫思想的智慧，会有一些情绪，难以分辨是该叫做欣喜还是忧伤。想必，这是最初的古人们常常感觉到的吧。想必，我们先人们最初的智慧也就是这样生长出来，然后，就像水里的盐、地脉中的宝石就这样慢慢结晶。

可惜，我们已经不是古人了。

今人区别于古人一个最大的标志就是，什么不算计，到了草原上，一个较为切近牧民生活环境的地方，什么值得算计的都远离了，我们就来算计时间。于是，自己把自己变成了羊，被时间的鞭子驱赶着，被看到了好风景却又担心错过了别处好风景的焦虑驱赶着，四处奔波。总是因与生俱来的紧迫感，并不给自己留下足够的时间欣赏美景，进而与自然静静交融，物我两忘的一点时间。

更多的时候，我们是在从这片草场到那一片草场，从这一个湖到那一个湖，从这一地方到那一地方的路上。而在这片草原上，也和现实一样，一条展开的路，总是有这里那里在整修，使行程不能顺畅，使在路上的人永远不能预估出到达下一个目的地的时间。事情总是这样的，并不是每一个需要整修的地方都需要把路全部堵死，但修路的人偏偏就喜欢把路全部堵死。而且，修路人看到堵在路上的人们露出焦急万状时会露出快意的神情。修路与堵路，修路人看到行人被堵而流露出莫名快意，也许正是当下社会生态的某种奇妙的隐喻。在这样一件事情中，谁也没有得到任何好处，不论是堵路的人，还是被堵的人。但在这些素不相识的同胞之间，一种彼此敌视的情绪暗暗生长起来。

就是这种莫名滋长的情绪，就足以使人不能真正体悟草原。每天有多少人奔向不同自然或人文的景点，但仅仅在吃，在住，在路上，已然就失去了平和愉悦的心情，又何谈人文的教义与山水的熏陶？

所以，当我走上这片草原的时候，最多就能用两个字：细看。因为对草原风景的熟稔，我的细看不是宏观的风景。宏观不只是一种视角，而是一种能力，需要整个文化心态处于一种相对自由而开放的状态。于是，真的就只是去细看一棵棵，一丛丛的草。

所以如此细看，还因为在这片陌生的蒙古人的草原上，看到很多熟悉的藏人草原上的草，那些生长在纬度更低海拔却更高的地方的草。这些草大都是生长健旺的禾草科的草，营养丰富的豆科的草；还有那么些招摇在草中的花，紫的龙胆、雪青的凤毛菊、一簇簇的狼毒花、一穗穗的紫菀。有了这些熟悉的花草，这片草原就成了熟悉的，可以随时放倒倦怠身躯的草原。就是这些普通的草，这些众多的花，叶与茎、根与须相互交缠，树那么英雄气地孤独地一动不动的时候，低矮而顽贱的草们却一点点铺满了旷野荒原。总是喜欢这样富于象征意味的景象；总是喜欢看到弱小无声者因众多而显得声势浩大!

阳光普照众多的草，连绵的草，真的就像是无边的大海。本来是风推动了草浪与光波的涌动，但看上去，倒是草推动着行走其上的风。真的，草，或者说如草之民，真有可能在毫无意识的情况下就推动了世界。而且，不管是从寂?中醒来，或者未曾醒来。

（取材于阿来的《看见》，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