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不少人走进博物馆，总感到展陈方式呆板，偌大的博物馆，藏品虽然众多，却处处都是“面无表情”的表达。显然，在互联网与多媒体时代下，单一展示方式已经无法满足公众的需求。在这方面，许多先进的博物馆为了吸引观众尤其是青少年，将布展设计得生动活泼，如营造开放空间，开设数字博物馆，推动VR游览，运用动漫、3D加强互动性、趣味性，观众在参观中不仅增长了知识，还滋养了心灵。

博物馆建设在不断改进，但展品的说明还是很简单，可观众来到博物馆，是想了解文物所蕴含的知识，听到文物背后的故事。如果他们参观时读读标签就离开，就仅仅是“到此一游”。为此，博物馆要加强讲解员队伍建设，可以广泛发展志愿者，为志愿者提供专业知识培训，构建训练有素的志愿者团体，让他们活跃在博物馆里。博物馆志愿讲解员不仅能拉近博物馆展品和观众的距离，而且因为他们来自于社会各层面，具有宣传、推介博物馆的便利，会吸引更多的人走进博物馆，这样才能实现传播文化，服务大众的目的。

在物质渐渐富足后，人们对精神文化的追求水涨船高，博物馆仅仅“免费开放”显然不够，还需更深层次地进入国民生活，增进“亲密对话”。比如南京博物院打开神秘的文物库房，让公众了解文物保管知识；安徽、吉林等地的博物馆则向聋哑和其他残疾人士敞开大门，为他们提供特殊服务；故宫博物院更是开设专题讲座，讲述“故宫里的文物医院”。博物馆开展多种多样的文化活动，让公众与博物馆近距离接触，各种馆藏因此也呈现出更丰富的价值。

一直以来，博物馆就是通过对藏品的收集、研究，生成陈列展览，并向大众开放，确有“守株待兔”的姿态，难怪参观者寥寥。今天，博物馆应主动与现代传媒建立关系，逐步形成合作，积极开展一系列宣传活动。开办官方微信公众号，设立网上虚拟博物馆，这些媒介宣传吸引民众参与到博物馆活动中，拓展了博物馆的教育传播功能。国家博物馆的官方微博每天发送馆藏文物图片，同时附加生动的文字说明。一位博友留言：“如果博物馆的说明都像国博微博这样有趣生动，我愿意天天去博物馆。”

博物馆作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增强为大众提供优质服务的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以多样方式激发大众的参与意识，让博物馆融入大众生活。

博物馆的文化产品，是指以博物馆资源为依托，通过生产、流通、交换、消费等环节来实现价值的各类文化产品。它既包括博物馆的展览，把独立文物或艺术品连接起来，组成一个具有思想性的文化产品，也包括以商品形式出现的博物馆产品，如博物馆指南、图书、图片等。

被称为“最后一个展厅”的博物馆商店，其中的“展品”——文化创意产品的精彩程度，也影响着观众了解博物馆文化的程度。博物馆的文创产品是博物馆文化的呈现方式之一，它不同于一般的商品，除了要具备一般产品的使用价值、经济价值外，还要具备收藏价值及一定的文化附加价值。每件文创产品都应做到为大众带来一定的历史文化知识，这才是博物馆推出文创产品的真正意义。

杨柳青木版年画博物馆在文创产品开发过程中，尝试将喜庆生动的年画嫁接于新的载体上，赋予了杨柳青木版年画新的内涵，使这一古老的民族艺术瑰宝散发出特有的光芒。杨柳青木版年画剪纸册，用剪纸的形式将杨柳青木版年画还原出来，一个载体承托了两种非物质文化遗产，设计堪称巧妙。在该博物馆商店，观众可以把“年画瓷瓶”“年画内画壶”“年画折扇”等具有收藏和使用双重价值的商品带回家。而一系列价格亲民、与生活息息相关的物品，例如以木版年画为主题的扑克牌、丝巾、风筝、钱包、明信片、牙签盒等，也颇受大家欢迎。

在博物馆文创产品的设计理念上，有专家指出，产品设计一定要围绕博物馆主题文化，能够为博物馆主题文化展览起到促进作用。大众在参观完整个博物馆后，来到售卖区，购买能够与其产生共鸣的文创产品，这是将博物馆的文化带出了博物馆，将文化带回家，带到社会，使得博物馆主题文化宣传的广度和深度得以无限的延伸。而且要注意文化创意产品是对文化的一种传承，但传承不等同于复制，单纯的复制已经不能满足大众审美等各方面的需求。当今社会人类发展的源泉是无限的想象力，是创意。因此，博物馆的文创产品要将中华文明的精华元素传承下来，文化是创意设计的基础和核心。一款好的博物馆创意产品设计，要有温度，有情感，赋予产品文化精神的内涵。同时，还要结合现代人的审美追求，最大可能地接轨现代人的生活方式，这样才能实现博物馆文创产品的真正价值。

 （取材于胡春萌、徐雪霏的相关文章）

真正现代意义的博物馆，在我国仅有百余年的历史。博物馆在各个历史时期都毅然选择了先进、积极的文化方向。博物馆在保藏中华文明物证，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启迪各族民众智慧，培育地域文化认同，构建世代爱国情怀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博物馆拥有大量珍贵的文化资源，是别的文化机构难以提供的特殊的知识源泉，人们在博物馆中获得文化的满足，精神的愉悦。同时，博物馆所积累起来的丰富的经验性资源，使其能在区域性、全球化的世界里发挥独特的社会作用。随着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和全球化浪潮的涌起，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发生了变革，博物馆工作的性质和特征也不断发生新的变化。现代意义的博物馆不再仅仅是保护物质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场所，还应该是一个底蕴深厚的社会文化机构，担负着文化传承的社会责任。今天，博物馆文化表现出的对社会责任的关注，引领着社会民众的人文追求，是文明进步的标志。

博物馆作为公益性社会文化服务机构，其使命就是为社会及其发展服务，不断满足广大民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也是公共文化机构的本质特征，是实现公民文化权利和文化福利的重要内容。事实上，我国的博物馆有联系社会、融入社会、服务大众的传统。例如当年东北博物馆自建立之初，就筹办了“伟大祖国历代文物展览”、“生产工作演进史”等陈列展览，并于1954年起组织流动展览小组，赴长春、大连、抚顺等25个城市和地区进行巡回展出，在全国首创了流动展览这一服务大众的展览形式，受到博物馆界的重视和社会民众的欢迎。

（取材于单霁翔的相关文章）

公众史学是着重探讨如何以公众为本位、以应用为前提来开展历史研究与传播的史学新分支。与传统史学相比，公众史学的最大特点就是与实践紧密结合，能够更好实现史学为公众服务的目的。

公众史学发展的动力日益强劲。与美国“公共史学”的初始发展动力来自高校及职业史学家不同的是，我国民间形式多样且愈发活跃的史学实践，催生了公众史学。具体而言，我国公众史学的兴起主要缘于三方面因素。一是公众对历史文化产品的需求日益增长。人们对历史的关注度、探求欲、表达欲都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水平。同时，作为市场主体的各种历史文化媒介平台不断创新历史知识生产和传播，进一步激发了公众对历史的兴趣。这为公众史学兴起奠定了社会基础。二是历史知识生产和传播模式由于技术发展发生了深刻变革。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新媒体技术的不断发展，为公众参与历史知识的生产和传播提供了更为便捷的技术条件。网络平台的无限扩张、信息对流互动等特性，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过去仅由史学界主导的历史知识生产和传播模式。这为公众史学的建立奠定了技术基础。三是传统史学适应社会转型自觉进行革新。一个时期以来，历史研究与现实生活之间存在较大距离，公众对于缺乏吸引力的史学成果的远离，导致史学的社会功能和学科价值受到质疑。面对这种状况，史学界一些学者开始了发挥史学社会功能的自觉革新，更加关注公众的需求，增强史学对现实的解释力、对公众的吸引力。通过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探索，逐渐开拓出一条关注现实、走向公众、服务公众的史学发展之路。这为公众史学的发展奠定了学科基础。

公众史学发展还面临不少挑战。近年来，以公众作为参与主体的家族史、口述史学、影像史学等史学形态的繁荣大大促进了历史知识生产和传播的大众化、历史文化产品的多样化、历史文本的通俗化，并在新媒体条件下形成了“人人都可写史”的态势。但“人人都可写史”并不等于“人人都能写史”。实践证明，一个人只有经过长期训练，才能对史料进行甄别、分析、比较和运用，以探求历史真相。当下，一些参与历史书写的人缺乏相应的能力，导致历史知识生产与传播的混乱与无序，这是公众史学发展面临的现实难题。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历史知识从来都与价值观念紧密相连。因此，书写历史要有正确的历史观。如何保证公众史学正确解释历史现象、客观评价历史人物、深入揭示历史本质，是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专业历史研究者参与到史学大众化中来，帮助公众提升历史理性和史学修养。但从实际情况看，大部分专业历史研究者将获得学术共同体的内部认同作为学术研究的核心追求，对于史学大众化缺乏热情。

（摘编自人民网《推动我国公众史学健康发展》）

明清时期，土地交易颇为频繁。在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下，通过个人道德修为、社会关系制约、国家法律规范三重保障，明清土地契约得以顺利履行。

明清时期，土地所有权发生了多重性结构变化，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产生实质性分离，由此出现了买卖、典当、质押等多种类型的土地契约文书。这些土地契约虽然因为土地转移权属类型、乡间俗例的差异而各有不同，但是为了双方快速便捷交易，明清时期已形成类似标准化的“格式合同”。这种契约几乎包含了民事合同的所有要件，对双方的权利义务进行了明确的界定和规范。例如，“明万历三十九年浙江会稽县叶汝兰与祁某某的绝卖契”，出卖人叶汝兰享有订立契约当日收到地价银180两的权利，同时应保证自己拥有出卖的两段山地的所有权；买受人祁某某则应向叶某交付地价银，按照“推头通例”交纳契税完成过户后，即拥有该土地的所有权。契约文书对当事人权利和义务的明确规范，对这一时期土地权属流转起到了重要保障作用。契约的顺利履行首先有赖于当事人的自觉自愿，取决于当事人是否重信守诺，是否能做到自我的道德约束。

但实际契约履行过程中，当事人可能因为各种缘由而中断或者撕毁契约，从而导致纠纷、争诉等。这就需要外部力量对双方进行监督，以协助契约的顺利履行。几乎所有明清土地契约文书中，都有“中人”“中保人”等。中人扮演了中介、担保人、调解人、证人等多种角色。中人要保证卖主的土地所有权没有争议，要参与土地定价、土地贫瘠与否、土地大小等交易过程中实质性问题的讨论和鉴别。有些中人在促成交易方面颇有经验，他们会将也许并不太熟悉的交易双方约在一起“三面言议”，凭借自身的威望或者智识，说服当事人最终达成协议签订契约。一旦契约出现纠纷或者争诉，中人有责任进行调解。中人凭借自身的社会地位和威望，以及对交易双方实际情况的熟悉，会督促双方履行相关义务，或者适时进行调停、斡旋、说合，尽力解决双方争端化解纠纷。如果调解无果，纠纷最终走向诉讼程序。

作为保障社会规范正常运行的最后措施，法律会适时介入各种契约纠纷。双方合意达成的契约文书称为白契，也称为私契。经政府登记入册认可的契约文书则为红契，也称官契。通常红契附有由承宣布政使司统一印制的官府收取契税的证明——契尾。契约经过交契税盖官印后，买受人即可持往过户，过户后，产权转入买受人名下，买受人同时承担相关赋税。《明律·户律·田律》规定：凡典买田宅，“不过割者，一亩至五亩笞四十，每五亩加一等，罪止杖一百，其田入官”。没有交过契税的白契和已经交过契税的红契长期并存。清代乾隆年间，土地交易频繁，脱逃赋税现象严重。因此，清政府开始严厉打击白契，大力推广红契。清《户部则例》规定：“凡民间置买田宅，于立契之后，限一年内呈明纳税，倘有逾限不报者，照例究追。”按照《大明律》和《大清律例》的规定，卖方违背诚信原则，重复典卖土地，中人若知情，则与卖地者同罪。明清加大了打击契约履行中的违法行为的力度，确保了民间土地经济活动的正常进行。

传统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土地问题直接关系到赋税征收、人口变迁等重要问题。明清时期在充分考虑社会实际情况的基础上，优先尊重土地交易当事人的意愿，同时辅之以熟人社会网络关系制约，更有国家法律制度加以规范，尽可能保障土地交易流转关系的安全稳定，从而实现稳定社会秩序的目的。

（摘编自姬元贞《明清履行土地契约的三重保障》，有删改）

样式雷的屋顶与悬链线

①从康熙到光绪二百余年间，江西人雷发达一家七代人因长期掌管样式房（清代承办内廷工程建筑的机构）而得名“样式雷”。这个皇家建筑设计世家。为后世留下了许多辉煌的建筑，也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建筑史料，因此得以入选《世界记忆遗产名录》。其中有关皇宫屋顶规制的资料，不但详细说明了这类屋顶的建筑工艺，还特别指出，之所以必须做成规定的形状，是为了达到一种功能：在下雨时使雨水流得最快，并在离开屋檐之后能射得最远。这种屋顶的形状就是在数学上称为“悬链线”的曲线。

②早在“样式雷”之前上百年，“悬链线”就已经在我国的桥梁建筑中出现过。据明朝万历《新昌县志》所载，位于浙江省惆怅溪之上的迎仙桥就是具有近似于“悬链线”拱的古石拱桥。“样式雷”实际上解决的是一个动力学问题，就是要寻找一种曲线，如果让一个小球沿着这条曲线滚落。滚下来的小球将得到最大的速度，亦即所需的时间最短。迎仙桥则是一个静力学问题。两者均需要运用微积分方程来解决，而结果则殊途同归，都是“悬链线”。当然，不管是“样式雷”还是迎仙桥的设计者。他们都不知道“悬链线”这种数学曲线，更不会微积分。他们的结果完全是从实践中反复摸索、总结出来的。

③在西方，“悬链线”的出现却与中国不同。它是作为一个抽象的问题，由达·芬奇首先提出来的：一条两端固定、自然下垂的链子，其形状是什么?“悬链线”这个名称也是由此而来。这是个类似于迎仙桥拱的静力学问题。巧合的是，达·芬奇生活的年代也是明朝。达·芬奇提出了问题，□没得出结论；曾经有人向集哲学家、物理学家和数学家于一身的笛卡尔请教这个问题，□没能解决；直到牛顿和莱布尼兹发明了微积分，才使最终解决“悬链线”的问题成为可能。在西方，大概直到20世纪60年代，“悬链线”才在工程中得到应用——“悬链线”吊桥诞生了。

④比较“悬链线”在中国和在西方的出现与发展的过程，是很有意思的。在中国这是一个纯粹的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过程，所用的方法是归纳法。从来没有人问过为什么，当然也就不可能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在西方，在达·芬奇提出这个问题后的最初几百年里。这基本上是一个抽象的纯数学问题，完全没有实际应用。所用的方法是演绎法，也没人关心解决了这个问题到底有什么用。当然，问题的提出还是于实际观察，也算是从实践中来。不同的是，他们对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理论研究，得出了全面的科学结论，并且在这个基础上又应用到实际中去。

⑤为什么西方人会对这样一个在当时看似并无实际应用价值的问题如此感兴趣．并且锲而不舍地研究了几百年?为什么同时代的中国人尽管在实际中令人不可思议地应用了这种曲线，却对其“所以然”从未深究?这恐怕只能从文化传统中找原因了。正如人类学家莱斯利·怀特所说，“如果让牛顿一直呆在霍屯图特（一个在南非的原始部落）文化中，他会像霍屯图特人一样进行原始的计算”。西方文化根植于古希腊哲学，古希腊哲学家们对几何学一贯极为重视。而在我国古代，几何学乃至整个数学从来没有取得过能与哲学并驾齐驱的地位。尽管我们的祖先也曾取得过不少辉煌的数学成果。像圆周率的计算，开平方、开立方的方法等等都比西方领先很多年。然而这些成果大都是以实际应用为目的，缺少更高层次的抽象内容。比如解二元一次方程组。我国数学家讲的常常是形象的“鸡兔同笼”，西方则是抽象的x和y。尤其像素数、黄金分割率公理体系这类纯抽象的概念，从未出现在我国古代数学之中。古希腊几何学则是从公理出发，以严格的逻辑推导为根本，从而奠定了西方数学重视演绎法的传统。而演绎法正是通向近代数学乃至近代科学的不可或缺的思维方法。

⑥长久以来，很多人都问过这样一个问题：具有几千年历史的中国文化为什么没能孕育出近代科学?“悬链线”的故事倒是为此提供了一个颇具说服力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