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小枫的“微言大义”

王鹏

早就听说过20世纪80年代以来，最具影响力的当代中国学者是：李泽厚、甘阳、刘小枫。

何谓影响力？在我看来，就是指划时代的作用。李泽厚以他的康德评述吹动了思想解放的号角。他笔下的康德以“人”这个概念为推动力，牢牢把握了时代的命脉，也推动了时代精神的前进。经由康德，大陆学界得以绕开挥之不去的黑格尔-马克思传统，随之打开无限生机。自此，哲学终于开始突破唯物/唯心的争论了。后学们接过李泽厚的大棒，开始从新康德主义中寻求突破口。甘阳，这个奔走在时代风口浪尖的学人，抓住了卡西尔的《人论》，开始试图突破李氏的康德解释：从“理性批判”过度到“文化批判”。紧接着，与新康德主义具有密切关系的马克斯·韦伯得以进入中国，研究他的学者也都直接参与了社会科学的重建工作。此后，中国进入经济体制改革时期，西方现代经济学以及自由主义一时成为显学，甘阳以他才华横溢的文笔，开始为自由主义摇旗呐喊。然而，真正成为80年代文化热的高潮是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的翻译，这本书让文化热终于进入了一个深沉期，它开始背上了学术的重担。海德格尔作为一代“诗化哲学”的大哲，也终于终结了由新康德主义、弗洛伊德、尼采和存在主义所带来的思想多重奏。而这个“诗化哲学”的提出者正是刘小枫，他的硕士毕业论文经由扩写，便成了《诗化哲学》一书。自此，刘小枫便开始逐渐迈向中国学界的领袖宝座。一直以来，他总是大踏步走在时代前沿，万千拥趸随着他的路径，亦步亦趋。即使是李泽厚、刘再复、陈嘉映等均不能赢得他那样广泛的关注度。

然而，刘小枫是谁？不就是川外走出去的那个重庆汉子吗？不就是那个和甘阳一起搞“文化：中国与世界”，要囊括天下英雄的主编吗？不就是那个凭单手之力便足以撑起中国人自己的“现代性社会理论”的社会学家吗？不就是那个向文艺青年介绍波兰裔法国大导演基耶斯洛夫斯基的散文大师吗？

刘小枫真的具有这些身份吗？多数熟知刘小枫的人，恐怕会把《拯救与逍遥》算作其早期代表作。在这部作品中，刘小枫比较了中西文化的两种精神：“拯救”和“逍遥”，年轻的刘小枫对以儒家为核心的传统文化进行了猛烈的攻击，并主张必须中断传统流弊，积极完成文化重建。此后，由基督神学，刘将视野又延展到了现代性理论，再由对现代性的恐惧进而开始猛烈地批判现代性，这时候他把手伸向了尼采，这个据说是终极了西方形而上学的人。

2000年，刘小枫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尼采的演讲，立刻在全国掀起了一股阅读、讨论尼采的狂潮。其长达三万字的雄文《尼采的微言大义》，也被纳入《尼采在中国》一书。此书收录了自20世纪开始，中国学者对尼采的各种解读。这篇长文刊于全书最后，其气势、其文采、其理论深度、其解读力度均胜过此前所有收录论文，包括王国维等名家名文也不是他的对手。刘小枫一下子就显现出来了他的与众不同，并再次抓住了学界的注意力。

一系列讲座和这篇文章的发表也正式标志着刘小枫从浪漫主义—基督神学-现代性理论中脱身出来，开始进一步的转向。这个转向就是他对列奥·施特劳斯的继承，而施特劳斯又是古典政治哲学的当代鼓吹者和身体力行者。因此，我们可以说，这篇写尼采的文章标志了刘小枫的古典转向。

在这篇文章中，刘小枫试图重新勾勒一副世人所从不认识的尼采脸庞。我初读这篇文章的时候是2004年，对于尼采，只隐隐约约觉得他是个文章绮丽的狂人哲学家：他鄙视基督教，鄙视大众的畜群道德，公然鼓吹“血统论”，号称要重估一切价值，并宣扬权力意志。在多年研习的过程中，读来能令我热血沸腾的西方哲学家只有尼采与福柯，一则是因为他们的个性极其反叛，二则是因为二者都是知行合一的哲人，绝非当今的学院派可比。而当我读到刘小枫的这篇文章时，我又获得了全新的阅读与思考体验，可曾想，刘氏笔下的尼采，原来如此远离流俗，原来如此高深莫测，原来被我们误读多年。当时读来，真个是极大的冲击与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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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小枫（1956—），男，重庆人，四川外语学院本科、北京大学哲学硕士，瑞士巴塞尔大学神学博士。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比较文化研究所兼任教授。主要学术著作有：《诗化哲学》、《拯救与逍遥》、《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沉重的肉身》、《这一代人的怕和爱》等十余部。

京剧：演“技”还是演“戏”

刘佳

演“技”还是演“戏”？这个几乎不能构成问题的问题，已经困扰京剧很久了。我们或许真的应该回到戏曲发展的源头，思考一些最基础也最本质的问题。

王国维说中国戏曲是“以歌舞演故事”，歌舞与人类日常行为方式的巨大差异决定了它不可能如实地再现生活。写意允许适度抽象和夸张。但与西方现代派戏剧的变形不一样，中国戏曲始终在非常认真地描摹生活，只不过在“意”和“有”难以兼得的时候要借助虚拟，把眼睛看不到的“有”转化为心灵能感觉到的“有”——“转虚成实”，并且，为避免过于个性化的虚拟造成信息传递障碍而将一个个“有意味的形式”——程式固定下来，也就是戏曲的“技”。程式就像细胞之于生命、语词之于文章，是一出戏的最小的构成单位。作为构成美和呈现美的艺术元素，程式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经过高度提炼概括，逐渐获得了独立的审美价值，就像书法线条可以脱离字意成为纯粹的审美对象一样，不依赖于剧情和人物，我们也一样可以欣赏水袖的曼妙、唱腔的婉转和武功的惊心动魄。“技”拥有了独立的审美个性和发展轨迹，也形成了自身的艺术规律和要求，并与人们的审美感受、审美观念相互影响，相互促进。“戏”和“技”都在不断发展变化，在建构戏曲的同时，也建构起了精妙的戏曲表演技法，这是中国戏曲无与伦比的艺术特性。

“技”，最初是为了更好地表现“戏”而被创造出来的，它的不断打磨也是为了让“戏”更精彩，一旦“技”成了最高理想和唯一追求，戏曲就失去了灵魂。“戏”是“技”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当“戏”被忽视，“技”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更无法精进了。

能否正确认识“戏”与“技”的关系，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京剧传承与新剧目创作的质量。在流派创始人相继离去，流派意识却空前强化的后流派时期，究竟应该如何继承流派？是满足于模仿那些被大师们使用过的程式技巧，还是追求那种使大师能够成为大师的流派精神？“不似之似似之”，观众所希望看到的“高水平传承”，不是要求现在的演员简单机械地重复前辈大师的一举一动，而是要像他们那样在深刻体察剧情与人物的基础上，顺应时代审美需求的变化，巧妙运用程式，进而形成鲜明的个人风格，这才是流派精神的内核。

由于文人与艺人、理论家与演员历史上形成并延续至今的微妙关系，中国戏曲的批评与实践长期存在着两套立场、角度和表述方式大不相同的话语系统，这给很多基本问题的阐释带来了难度，往往大家是一个心气儿，说出来的话却迥然不同。相信这种割裂会随着时代的进步、演员的社会地位与文化水平的提高、评论家对戏曲创作实践的重视而逐渐消除。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