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批评当然要聚焦作品、细读文本，但只有具备社会历史眼光和为人民服务的立场，才能穿透文本、直指人心、引领创作，才能获得真实厚重的批评价值。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一流文艺作品通常是深刻反映社会历史变迁的产物，是社会现实大气候和小气候风云际会的结晶，也是社会实践活动在文艺创作中的集中反映。这就要求文艺批评家能够以“历史理性”的自觉去理解作品和解读作品，将形式分析与社会文化研究结合起来，而不是从形式到形式，甚至一味套用外来理论机械剪裁自己的审美和文化。

文艺批评重要任务之一是判断文艺家是否将意识到的历史内容进行精准有力的表现，是否具有思想深度。批评家金圣叹正是以其对社会历史的深入洞察穿透文本，对《水浒传》和《西厢记》作出独辟蹊径的精到点评。也正是基于精准的历史趋势判断，他力推小说和戏曲走向文学主流地位，发出洞察文艺发展大势的先声。鲁迅先生点评《红楼梦》言及“悲凉之雾、遍被华林”，以感性语言提炼出小说落魄贵族颓势尽显的整体基调，则既是对作品文本的透彻理解，也是对历史大势的精准把握，因而一语中的、发人深省。

文艺批评家深入体悟社会历史发展，才能深刻把握历史变革、时代症候和社会情绪，获得解读文本所必需的社会历史经验。批评家把自己对现实和生活的亲历感受融汇到对文艺作品的具体评判中，触景生情、缘事而发，进而产生深刻见解、独立判断和理性光芒。这样的批评才更有力度和温度，无论是赞美还是鞭挞，都有理有据，说到点上、说到要害处、说到人心里去。

人民是文艺作品的接受主体，做好文艺批评还要自觉为人民服务。有了这个服务意识，文艺批评家就能以鲜明立场面对纷繁复杂的现实生活和文艺创作现象，及时总结升华创作经验和创作规律，就能提出带有时代普遍特征的现象和问题，对症下药，前瞻并引领文艺创作走向；有了这个服务意识，文艺批评家就能底气十足地说真话，敢于“剪除恶草”“灌溉佳花”，而不是唯唯诺诺看人脸色，甚至受到利益绑架，甘做市场的奴隶；有了这个服务意识，文艺批评家就能深入浅出地讲道理，在大是大非和乱云飞渡的创作思潮面前，敢于去伪存真、廓清迷雾，以卓尔不群的观点启示作者、启迪读者。

惟其如此，文艺批评才能突破自说自话的困境，获得真实的生命力。

（摘编自薛晋文《让文艺批评更有力》）

围绕人民性进行的理论建构，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化过程中最具标志性的理论成果。从延安时期开始，***领导下的文艺事业就把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作为一个基本方向，而且不断根据时代发展需要，对人民文艺观的内涵加以丰富与发展。20世纪以来的中国文艺受到人民文艺观的深刻影响。

中华民族自身文化中深厚的民本思想是人民文艺现在中国落地生根的一个重要基础。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倡导的人民文艺观，不仅吸收了国外民主主义文艺思潮、社会主义文艺思潮的理论成果，而且也与中国古代民本思想遥相呼应。

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核心理念在先秦儒家学派那里已经基本构建起来，其主要内容包括强调天意与民意相通的“天命靡常”说、“民为神主”说；强调民众在国家政治中基础地位的“民惟邦本”说、“立君为民”说、“民贵君轻”说；强调以德治国，反对“不教而杀”；强调统治者应当克制欲望，加强内在修养的“五美”说；强调让利于民的“养民”“利民”说等等。这种思想不仅对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家梁启超、孙中山等人产生过巨大的影响，而且对中共早期的领导人陈独秀、***等人也有十分直接的影响，并通过他们渗透到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当中。

对于儒家学者而言，其政治哲学思想与文艺思想是一体的，文艺命题往往就是其哲学思想、政治思想的延伸。作为儒家文艺理论命题的“观诗”“观乐”说与听政于民的诉求之间，“怨刺说”与强调民意的表达与疏导之间，“诗乐教化”思想与教民、养民、乐民思想之间，都有着十分内在的联系。因此，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实际上通过两条路径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论的人民性立场产生了影响：一条是从古代民本思想到***“以人民为中心”的指导思想，再到人民文艺观；另一条是从古代民本思想到中国古代文艺观，再到人民文艺观。中国古代民本思想是***“以人民为中心”这一执政理念的重要思想之一，同时也是人民文艺现形成的重要思想之一。

进入新世纪以来，人民文艺观又有了新的时代内涵。新时代文艺的人民性体现在让文艺最大限度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要。要想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要，就应该使文艺的内容既要表达出人民群众真实的愿望与诉求，又要能使人民群众从文艺作品中感受到生活的希望，接受真善美的熏陶，获得思想上的教益，找到精神的家园。同时，文艺作品还要有正确的历史观，发扬爱国主义传统，为民族起到塑魂铸魂的重要作用，这也构成新时代人民文艺观的一个重要内容。对普通的人民群众而言，在优秀的文艺作品中可以找到民族文化的根脉；将现实与历史贯通，可以找到对国家的认同感；将自己个体的生命融入祖国的强大身躯之中，并因此获得一种文化身份认同，超越自然生命的有限性。能够满足人民群众这种精神需要的文艺作品，必须具有历史的厚重感、博大的家国情怀，彰显出中华民族共同的核心价值观。总之，文艺只有不断地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要，为中华民族建设精神家园，才能担当起新时代文艺崇高的历史使命。

（摘编自泓峻《人民文艺观的历史形态与当代内涵》）

在“散步”中体验美

宗白华与朱光潜、蔡仪、李泽厚、高尔泰并称中国当代“五大美学家”，但宗白华是从研究哲学、文学艺术尤其是诗学而转到美学研究中来的。他在诗歌创作上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其诗心的萌动在童年时期就已有之。宗白华自认为他后来写诗同年幼时的性情特点有一定的关系。少年时的宗白华耽于幻想，对于山水风景的酷爱为一般人所不及。1914年年初，宗白华在浙江上虞姨父家度寒假。浙东的山水秀丽清奇，如梦似烟，湖光山色的美让他心中的诗情犹如泉涌。但他开始诗歌创作是移居上海之后，当时他住在外祖父家中，外祖父是一位诗人，每天早晨在家中小花园里高声吟唱王维、孟浩然、韦应物、柳宗元等唐人的绝句，宗白华深受感染，他说:“我爱写小诗、短诗，可以说是承受唐人绝句的影响。”

宗白华的美学理论和思想集中在他的《美学散步》一书里，以这部经典著作为标志，宗白华成为我国美学界“散步美学”的代表人物。这是一种不做严格的逻辑分析的方法，是一种从总体上把握艺术意象的方法。宗白华认为艺术意象是完整的，不可破坏这种从总体上把握的方法更符合艺术自身的规律，符合美感把握的内在规律。他徜徉于中国古典艺术优美的意境之中，显得是那样自由自在、游刃有余，如同他晚年在繁花似锦的未名湖畔悠然散步一样。他是从硏究中国绘画艺术品开始自己的“散步”的，20世纪30年代就写了《徐悲鸿与中国绘画》《介绍两本关于中国画学的书并论中国的绘画》等美文。如果说这几篇文章属于宗白华美学研究的试笔之作，那么《论中西画法的渊源与基础》中《西画法所表现的空间意识》则是他在西方与东方两种大文化背景下圆融的比较之作，表明他已从研究中西绘画技艺的差异上升到研究中西文化哲学的差异，并开始辐射到中国书法、建筑、园林等艺术领域。到40年代，宗白华发表了《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标志着他的美学理论日趋成熟。这种“散步”方法决定了宗白华的美学研究不是从抽象的理论出发，而是从大量具体的、感性的文学艺术品出发。因为，自然和艺术品本身是多样的、独特的，要以自然和艺术品为研究的中心，就需要认真地一一体验其真美所在。

宗白华“散步”式体验的研究方法在中国美学研究中独树一帜。这种“散步式”研究方法与那些重逻辑统一的美学研究方法明显不同，使得宗白华的美学研究与各种各样以逻辑为基点建构美学体系的美学流派形成了对峙的局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的美学研究形成了以蔡仪为代表的客观派，以高尔泰为代表的主观派，以朱光潜为代表的主客统一派;后来又形成了以李泽厚、蒋孔阳为代表的实践派，以周来祥为代表的和谐美学派。这些成熟于当代的各种美学流派虽观点各异，但都是以逻辑统一去建构美学体系。他们与宗白华的以生命美学为内蕴的“散步派美学”相互争鸣。

宗白华从感性的视角去观照中国艺术精神，与他深厚的精神底蕴有关。青年时代的宗白华醉心于德国古典哲学，康德哲学的时空观、叔本华对现象世界本体的思考，构成了宗白华意境学说的理论和思维基础。同时，宗白华把老庄思想以及禅宗学说等结合起来，从具体的艺术品出发，运用精密的思辨，拓开了中国艺术中的时空境界，阐发了关于中国艺术意境的绝妙思想。

(摘编自邹士方《宗白华传略》、李剑清《被遺忘的宗白华》等)

（相关链接）

①散步是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行动，它的弱点是没有计划、没有系统。看重逻辑统一性的人会轻视它、讨厌它，但是西方建立逻辑学的大师亚里士多德的学派却唤作散步学派，可见散步和逻辑并不是绝不相容的。

(宗白华《美学散步》)

②与西欧古代以来的美学相较而言，中国古代美学是零散的，不够体系化，也不够哲学化，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美学就没有自己的特色，而是意味着凭借某种特殊方式的介入才能将其挖掘出来而不至于隔靴挠痒，这种特殊方式其实正是一种召唤:生命的灵光。宗白华的“美学散步”也许正是这种“生命对学术的感应”。

(邹其昌《散步者的灵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