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初叶以来，大量不同材质的古代手写文本陆续出土，为我们研究中国古代的历史、社会和文学提供了珍贵的文字资料，同时也为我们了解古代手写文本自身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学者们在阅读和研究这些手写文本时，会自觉不自觉地和传世的印刷文本进行比较。如果用印刷文本时代的背景知识来衡量手写文本，会发现手写文本与印刷文本相比，不仅相同内容的文本文字和内容出入很大，手写文本的组织结构和样态也与印刷文本存在很大差异。

而今，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虽然写本从来没有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但在印本已成为人们阅读的主体和主流以后，人们对文本的知识都深深地打上了印本的烙印。带着这样的知识烙印来阅读和硏究古代写本，就容易出现认识的误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以关注写本特点为中心的中国古代写本学就应运而生了。

中国古代写本学是研究历代手写文本的学问，其研究对象包括自先秦至明清的手写文本，即先秦至汉晋的简牍、绢帛写本，敦煌写本、吐鲁番写本、黑水城写本、宋代的徐谓礼文书和宋元以来的契约文书、明清档案，以及其他古代写本。

中国古代写本的质料主要是简牍、绢帛和纸。自春秋战国至东汉，是简牍、绢帛写本流行的时期，可以算作写本阶段的第一个时期；自东汉至宋为纸本写本时期，这是写本阶段的第二个时期，也是其全盛期；第三个时期是宋至清，这一时期印本已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但写本仍然存在，可以称为印本阶段的写本，或写本后阶段的写本。

写本学关注的是写本的特点。总体说来，写本学主要关注的是写本的材料、书写工具、书写者，以及写本的形态和文本内容方面具有的一般性问题和方法问题，其关注重点不在某件具体写本，而是众多写本存在的一般问题和解决以上问题的方法。

印本和写本的差异是很明显的，即一为印刷，一为手写。就功用而言，写本或手稿主要有两方面用途，一是满足个体需求，一是满足社会需求。就满足社会需求而言，印本明显优于写本。满足批量需求的写本虽然内容是相同的，但写本的制作过程是个体的，出错的概率远高于印本。即使同一个人重抄相同的文本，也很难保证不出差错。所以，唐代官府和寺院都有专门的抄书手和校对人员，重要的文本都要经过反复校对。印本就不同了，只要仔细校对了底版，就可保证不出错误，可以完全避免写本因制作过程的个体性造成的阅读障碍。由此看来，社会需求特别是大批量需求应是印本流行的主要动因。

印本流行以后，写本的社会需求的功能被印本取代。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写本的逐渐边缘化，古代写本和印本的差异也不再为世人所知。因此，写本学的任务就是把写本的特点揭示出来，为人们准确地理解古代写本，正确地利用古代写本提供方便。

（节选自2019年4月8日《光明日报·中国古代写本学的特点》）

七律压卷与唐诗审美

孙琴安

新诗百年，佳作不少，至今却没有个评判标准。旧诗则不同，不仅高手如林，佳作迭出，而且也逐渐形成了一系列的评判标准和审美原则。后人根据这些评判标准和审美原则，在每种诗体中都提出了自己心目中的“压卷之作”或“第一”。其中推出数量较多、争论比较激烈的，还是在对唐人七律的推举上。

宋人杨万里《诚斋诗话》拟推杜甫的《九日蓝田崔氏庄》为唐人七律压卷，严羽不以为然，在《沧浪诗话》中明确宣布：“唐人七言律诗，当以崔颢《黄鹤楼》为第一。”到了明代，“前七子”首领何景明又推沈俭期《独不见》为唐人七律压卷，鼎足而三。后来，大家争来争去，结果反把杜甫的《九日蓝田崔氏庄》撂下，集中在《黄鹤楼》与《独不见》之间争高低。

王世贞非但否定了二诗，还把杜甫的《九日蓝田崔氏庄》重新提了出来，又开列了杜甫的《登高》、《秋兴》之一和之七三篇，以为欲求七律压卷，“当于四章求之”。 

或许有人会感到困惑，历代所推唐人七律压卷，为何多在初盛唐时期？中晚唐七律数量更多，为何不推？这就牵涉到古人对七律诗体的评判标准和审美原则了。

在古代人的心目中，七律是难度最大的一种诗体。五律以清空一气、意味深远为上，甚至可以空灵幽淡一些；七律则以雄浑壮阔、刚健有力为上。姚鼐以为“七言今体句引字赊，尤贵气健”。施补华甚至认为“七律以元气浑成为上……以小巧粗犷为下”。如果以这些标准来衡量，宋人推出的《九日蓝田崔氏庄》、《黄鹤楼》二篇，的确称得上“句引字赊”，笔健气足，《黄鹤楼》更是气象壮阔，“元气浑成”。尽管《黄鹤楼》的前四句连平仄都不合，颔联对仗也成问题，但通篇笔力雄健，为他人所罕见。再看其他人推出的七律压卷，无论是《登高》也好，《秋兴》八首也罢，尽管篇名不同，题材不一，但基本上都是以雄浑壮阔、刚健有力的七律为主，都在气势浩大、骨力遒劲的风格范围之内。绝不会把“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这些小巧妙思的七律选为压卷。至于沈俭期的《独不见》有此荣幸，恐怕与其独特的位置有关。姚鼐以为此律“高振唐音，远包古韵，此是神到之作，当取冠一朝矣。”正说出了其中的地位与玄机。窃以为：《黄鹤楼》以健气为胜，《独不见》以圆润为胜，二者各得其妙，而后者可视为初唐七律第一。

由于盛唐诗气象博大，七律亦多雄浑伟丽，气势磅礴，未免让杜甫、王维、崔颢等盛唐诗人占了便宜，多有被选为第一者。但也有人为此抱不平，硬是从中唐诗人中发掘了二首七律压卷，这便是刘长卿的《献淮宁军节度使李相公》和刘禹锡的《西塞山怀古》。

沈德潜曾说：“七律至随州，工绝亦秀绝矣，然前此浑厚兀养①之气不存。”但刘长卿这首《献淮宁节度使李相公》实在是鹤立鸡群，“家散万金酬士死，身留一剑答君恩”诸句健气凌云，通体浑成。沈德潜谓此律“起手如黄鹄高举，见天地方圆。”金圣叹说它如“象王回身”，都是盛赞此诗的气象壮阔，雄伟浑成。难怪何焯叹道：“气势笔力匹敌《黄鹤楼》诗，千载绝作也。”

（摘编自《文汇报》2017年4月14日，有改动）

①任何一种哲学思想都有它的根。欧洲近现代哲学的根在古希腊罗马哲学，中国哲学的根则在于中国先秦的诸子学。现在人们在研究哲学思想的时候，有两种意识，一种是全球意识，一种是寻根意识。所谓全球意识就是放眼看世界，博采众家之长。还有一个思想就是寻根意识，找到自己的根，不忘记自己的根，那样才能对自己民族的哲学有一个更深的了解。

②在西方文化意识里，神话占了很大的比重，而且神话里大多崇拜自然神。西方人崇拜神，而且认为自然是由神创造的。他们认为宇宙是奇中之奇，为什么宇宙是这样的美好和不可思议？希腊人怀着对探究宇宙奥妙极大的热情提出了这个问题，当时也有解决这个问题的条件。恩格斯说过：“只有奴隶制才使古代世界繁荣，使希腊文化成为可能。没有奴隶制，也就没有现代的欧洲。”因为只有在奴隶制存在的条件下，才可能有一小部分人脱离劳动．专门做奴隶主，专门思考和研究问题，有可能专门研究哲学问题，特别是研究自然。希腊很多有名的哲学家都把世界归结为一种自然物，比如，泰勒斯认为世界起源于水；赫拉克里特认为世界起源于火；著名的哲学家毕达格拉斯，则认为世界起源于数。总之，希腊过去的哲学，研究的目标是神和自然，这是他们关注的中心。

③但在中国古代人文意识中，信奉的中心不是神和自然，而是人和社会。从商代开始，有文字记载就是奴隶制，一直到周的前期，还是奴隶制。到周的后期，奴隶制开始解体，出现了动乱，奴隶制解体了，封建制开始产生。这是个交替的过程，中国出现了动乱的状态——战争。从春秋战国开始，战争连续不断。处在动乱状态下，人们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当然是天下太平，动乱停止，政治走上轨道。

④中国人有没有神的意识？当然有，像图腾崇拜，崇拜狼，崇拜蛇等也都有，但是最主要的是崇拜帝。崇拜帝又和另外一个观念连在一起，就是认为地上的统治者和天上的统治者是有关系的。地上的统治者君主都是天帝的儿子，他本来就受帝的保护。不过，不好的统治者常常被人推翻，如夏朝的统治者夏桀被商汤推翻了，商代最后的统治者商纣王被周武王推翻了。于是人们时天的神圣性产生了怀疑，所以，到周代的时候产生了一个新的观念，就是从单纯重视天转向重视人，所以就产生了敬德保民的观念。这是排除有目的、有意识的天的作用，承认人的作用和价值，这是中国人文运动的特点。显然，这与西方不一样。中国人文惠识重视人有两种主要的趋向，第一种是重视人力，第二种是重视人心、人的精神生活。总的来说，孔子提出了“仁者爱人”的金律，被现代人所接受。而且在世界上广泛被人们所接受，这是很了不起的。

⑤梁启超讲过：东方的学问以精神为出发点，西方的学问以物质为出发点。如果要寻求知识的饥荒在西方找材料，寻求精神的饥荒在东方找材料。中国的现代哲学家所秉承的很多思想，根在中国古代，特别是由于中国人文意识特点，造成中国现代哲学的侧重点和西方是不一样的。

（摘编自张文儒《中国现代哲学和中国古代哲学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