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数字化阅读已经很发达的今天，纸质图书仍受到一半多读者的青睐，这说明传统的纸质图书仍然具有生命力。“回归纸质图书是一个世界性的潮流，美国、英国、法国目前都出现了类似的趋势，这些国家电子书的销售放缓，而纸质图书的销售稳步增长，中国也同样如此。数字化阅读虽然具有快捷方便的特点，但只适合快速的碎片化的浅阅读，传统的纸质阅读更适于系统的体系化的深阅读。读者对深阅读的需求不会消失，因此纸质图书就不会消失。

（摘编自《第十四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

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公布了第十四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的主要情况。调查显示，2016年我国成年国民各媒介综合阅读率为79．9%，较2015年的79．6%略有提升，数字化阅读方式的接触率为68．2%，较2015年的64．0%上升了4．2个百分点，图书阅读率为58．8%，较2015年的58．4%上升了0．4个百分点。2016年我国成年国民人均图书阅读量为7．86本，较2015年增加了0．02本。2012年至今，大众喜好图书种类的选择基本稳定，“文学”“历史”“日常生活”“心理”和“经济/管理”占据前五位。

（选自《人民日报》2017年4月19日12版）

运营知名网络文学平台的阅文集团此前发布研究报告称，超七成移动端数字阅读用户为26岁以下的年轻人，其中“90后”用户占比为42%。该报告认为，选择此类阅读模式，“年轻人拼的就是速度”。一些网友坦言，日常选择“碎片化”阅读也是出于无奈，这与工作过于繁忙、生活节奏过快有关，平常只能在上下班的地铁、公交车上刷刷微博、扫一眼微信公众号，阅读“碎片化”很难避免。但也有网友并不排斥这种“碎片化”。网友“满垛十七”留言认为，“我反思自己天天刷微博、刷公众号，然而有一天回头看摘抄本，猛然发现很多有意思的观点和好文章，都是我在‘碎片化’阅读里收集来的。”

（摘自新华网《“全民阅读”巳趋数字化碎片化》）

上海市新闻出版局昨天发布的2017上海市民阅读状况显示，调查报告显示，手机是数字阅读的首选工具，数字阅读几乎全民参与。自2013年至今，在“手机”“网络在线阅读”“iPad/平板电脑”和“电子阅读器”四大数字阅读常用工具中，“手机”在今年八个选项中占比高达50%，不断拉开与其他数字阅读载体的差距。数字阅读的付费意愿上升，“只看免费的”比例逐年下降。业内人士分析称，这表明数字阅读以其检索便捷、定位准确满足了读者需要，改变着阅读习惯；如果阅读物的题材类型符合口味，内容质量上乘，形式丰富多样，更新速度快，价格合理，性价比高，独家首发，广告少而阅读体验好等，阅读者接受付费数字阅读会是一个必然趋势。有专家提醒，数字阅读的缺陷仍有待改进。“容易导致视觉疲劳”连续六年排在数字阅读的缺陷榜第一位。

（摘自《文汇报》2017年8月4曰）

怀疑和想象

葛剑雄

①人类认识世界——无论是精神的还是物质的——是一个漫长而无限的过程，在此过程中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知识，形成了错综复杂的观念和理论。稍有哲学常识的人都明白，这些知识、观念和理论绝不是完美无缺的，其中一部分本身就是谬误，有的是建立在谬误的基础上的。  至今仍被认为无懈可击的，   至多只是相对真理，只能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中保持其正确性。如果没有人对它们提出怀疑和挑战，是不会进步和完善的。怀疑不一定正确，但排除怀疑的过程却必不可少。如果怀疑被证明为错误，实际上是更巩固了原来的知识、观念或理论。反之，如果怀疑被证实为正确，那就意味着原来的知识、观念或理论存在局部或整体的谬误，或者需要修正或完善，或者必须完全否定或清除。无论如何，都为新的知识、观念或理论的出现提供了条件。我们称某一真理为“颠扑不破”或“战无不胜”，就表明它不害怕被怀疑，经得起怀疑，并且能在不断的怀疑中坚持其主体部分，同时在局部得到经常性的修正与完善。任何不允许怀疑的事物，并不能表明它的正确，恰恰显示了它的虚弱。实际上连它的持有者和拥护者心里都明白，它是经不起怀疑的，更害怕受到挑战。

②创新的途径很多，但无非是两个方面：一是否定或破坏旧有的，一是在空白的基础上建立新的。前者不能完全脱离旧有的，后者却能凭空产生崭新的。……模仿只能形成量的增加，是一时的捷径或不得已的权宜之计，却只能永远跟在创新者的后面，更不会形成质的变化。实验或实践也是创新的途径，但如果不与想象结合，就只能按部就班，循规蹈矩。新发现往往是成千上万次实验的结果，或者要经过长期的社会实践、甚至要付出惨重的代价才能被证实。何况很多自然现象或客观规律，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人类还无法通过实践去发现或验证。

③春秋战国时代周天子的政治权威名存实亡，天下分裂，战乱不断。当时生产力低下，技术落后。却是百家争鸣，群星灿烂，不仅是学术思想史上少有的辉煌篇章，也是科学技术史上的黄金年代。由于不存在一个公认的学术权威，也没有一位足以掌控全局的君主，各种学派的代表人物都随时会面临其他学派或本派内部的质疑和挑战，而只要不介入政治斗争或行政体系，士人可以享受充分的思想自由，他们的想象力也特别丰富。庄子“一尺之棰，日截其半，万世不竭”的说法并不需要物质可无限分割的实验，而是出于简单的逻辑推理。邹衍提出了“大九州”学说，认为天下由九个互不相连、为大海所包围的大州构成，中国的九州只占其中的八十一分之一。邹衍的足迹从未离开中原，他的学说纯粹出于想象，却最接近地球上有七大洲的事实。而当儒家经典被专制集权统治者禁止怀疑后，在黄河正源已被发现时，乾隆皇帝还规定必须坚持《禹贡》中的说法——黄河上游先潜入地下，到积石山后再流出地面。

④要说今天创新的障碍在哪里，可以找到多方面的原因。但我认为根本性的障碍，就在于我们的科研和教学中非但不鼓励怀疑和想象，限制甚至禁止怀疑，阻碍甚至扼杀想象。无论是基础教育、家庭教育、高等教育、社会风尚、伦理道德、行政制度、科研政策、学术氛围大多不利于怀疑和想象。近年来的学术腐败和学风不正，也助长了模仿、复制甚至抄袭、剽窃。急功近利的论文竞赛、排名竞争和“山寨文化”，更与创新南辕北辙。

⑤在政治生活、行政管理和社会运作中自然不能滥用怀疑，或者更多需要相信，但在科学研究、学术活动和教育教学中需要充分的思想自由，必须允许并鼓励怀疑。实际上我们也确有“学术无禁区”的政策。“学术无禁区”自然是对的，但不设置禁区不会自然导致创新，鼓励怀疑和想象才是创新的前提。

材料一：创新型国家的主要标志是，科技和人才成为国力强盛最重要的战略资源，劳动生产率、社会生产力提高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和全面创新，拥有一批世界一流的科研机构、研究型大学和创新型企业，创新的法律制度环境、市场环境和文化环境优良。创新型国家的本质是依靠创新活动推动经济发展和竞争力提高，其测度指标主要体现在创新资源、知识创造、企业创新、创新绩效、创新环境等方面。

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是我国迈向现代化强国的内在要求。科技是国之利器，世界上的现代化强国无一不是创新强国、科技强国。如果我们不能在创新领域取胜，就不能掌握全球竞争先机和优势，迈向现代化强国就会失去支撑。必须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突出科技创新能力提升，以科技强国支撑现代化强国。

（：《人民日报》）

材料二：据国家统计局社科文司《中国创新指数研究》课题组测算，2016年中国创新指数为181．2（以2005年为100），比上年增长5．7%。分领域看，创新环境指数、创新投入指数、创新产出指数和创新成效指数分别达到172．0．172．2．223．3和157．3．分别比上年增长4．9%、4．8%、7．2%和5．2%。测算结果表明，2016年我国创新环境继续优化，创新投入力度加大，创新产出能力稳步提升，创新成效进一步显现，创新型国家建设持续推进。

（：国家统计局）

材料三：报告显示，国家高新区整体创新能力持续提升。2016年国家高新区创新能力总指数为199．1点，较2015年增加18．9点。自2010年为基期开展评价的六年来，国家高新区创新能力总指数共增长了99．1点，2016年的增速高过10%，反映出在新常态的发展背景下，国家高新区的创新能力在高位持续提升。构成国家高新区创新能力总指数的五个分项指数整体保持增长趋势，尤其是创新创业环境指数自2012年后持续高速增长，2016年较2015年增幅达38．5点，这与全国自2012年后迅速掀起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浪潮极为契合，也真实反映出国家高新区近年来在打造创新环境、优化创业生态方面的成效显著。创新的国际化指数值和增速继续高位运行，2016年达到285．4点。自开展评价的六年来，该项分指数数值一直高过总指数数值，对总指数的数值和增长贡献突出，反映出在国家一带一路和全面开放的大战略背景下，高新区开放创新和融入全球的创新步伐愈发加快。

（：2017年《国家高新区创新能力评价报告》）

材料四：在40个参评国家中，中国国家创新指数综合排名比上年提升了1位，继上年超越澳大利亚之后，今年又进一步超越比利时，位居第17位。这表明我国国家创新能力继续稳步提升（见图）。

图1中国国家创新指数排名变化图

从具体得分看，中国国家创新指数达到69．8分，比上年提高了1．2分，与英国、法国、以色列等排名10—15位国家间的差距进一步缩小，从上年落后0．8—4．1分减小到0．3—2．6分。目前，中国与排在第16位的爱尔兰相比，仅存在0．2分的微弱差距。从国家创新指数得分及排名变化趋势看，中国创新能力提升前景仍十分乐观。

（：《国家创新指数报告2016—2017》，均为2015年数据）

孝是人生自然生发的一种亲情。任何个人都因其父母而来到这个世界上,而人的生命是如此脆弱,只有亲人时时刻刻地关照,才可度过其婴儿期。正是因为父母无私的爱,子女才得以成人。在子女年幼时,父母为子女尽心操心,是父母的责任与本分。父母孩子之间的情感自然产生,非外部所加,属于无条件的道德情感。在人的孩提时代,当我们觉察到自己的存在时,我们就知道自己已经有了双亲。基于对父母的爱和尊重之上的孝起初是孩子天性和爱心的觉醒,经过强化和培养,会逐渐成就孝道,然后进一步,成为超越任何个人私利的人格。

在父母和子女形成了一种基本的情感相通关系后,父母特别理会到孩子的需要,孩子则尤其亲近父母。两者相互都有亲近感,达到爱的统一。子女尽孝也就是爱的体现,这样一种爱,也是人对父母之外的他人的爱的起点。父母与子女的关系蕴含着父母养育子女、子女赡养父母的义务。这种关系既不是契约协定,也不是任何意义上的交换,而是人性的自然产物。因而,这里有着不可推卸的道德责任。

治国平天下是传统儒家的理想,从孝道上看,也就是把孝道弘扬光大,达到以孝治天下的目的。孝道把对国家的爱以及对君王的忠诚看成是孝的扩展和提升:“移孝作忠。”儒家伦理的核心是仁,而仁的核心则是“孝悌”。在孔子那里,他以“仁”为最高道德要求,而“孝悌”则是仁的基础。他说:“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并且明确地说:“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儒家的基本教育,是道德教育,而在道德教育中,孝的教育尤为重要。这里还需要指出一点,即儒家往往“孝悌”并用,孝是指对父母的德性要求,而悌则是指兄弟之间的相互尊重,但前者更为根本。

孟子也明确谈到“孝悌”作为基本的道德要求,并且把它看成是传统的社会伦理的核心地位,这也是儒家的基本观点,他不仅把“孝悌”看作是基本的德性,而且提出了“移孝作忠”的说法。汉代的董仲舒也说:“无孝悌则亡其所以生。”无孝悌则不配做人,更无从谈起政治上的公忠。

当代社会由于传统的断裂,对于孝与公忠两者的关系已经看不到基本的联系。多年来脱离个人的私德来讲政治,实践表明这样的政治是靠不住的。传统孝道认为为父母尽孝是一切教化之本,由亲亲施始,亲亲启蒙,人情陶冶,进而达到道德的升华。试想,谁会相信一个连侍奉双亲的德性都没有的人,会真诚热爱他人和国家呢?把孝与公忠联系起来,其起点就在于孝。教化强调施从亲始,而其根本精神在于更多地远离对自我利益的关切,把爱心更多放在社会和他人那里,从而养成一种关怀他人、关怀社会的胸怀和情怀。

(摘自龚群《孝道的情感与外推》,有删改)

从乐器的角度看，一把好的琵琶，声音好当然是第一位的。但怎样的琵琶声音才算好呢？这实在是个用语言和文字难以表述的问题。不过办法总是有的，直接、正面回答不上来，可以间接、侧面回答，最现成而著名的答案是白居易《琵琶行》中的那句“大珠小珠落玉盘”。然而，“珠落玉盘”所发出的压根就不是“乐音”。那么，为什么一千多年来，人们不但认可而且还无数次地引用这句话呢？我想，它至少道出了琵琶发音上的两个重要特点：弹拨乐器而具有某些打击乐器的发音效果；声音上要具备珠与玉的美学品质。

我国历来把“珠”和“玉”视为“珍宝”，或者说它们是中国人“美的理想”。在大自然中，很少有接近球形正圆体的天成之物，而“珠”能接近正圆体，这恐怕是珠能引起美感的原因之一，所谓“物以稀为贵”。而“玉”则致密、细腻，是一种“温润而有光泽的美石”，握在手里还有一种沉甸甸的分量感，这里“温”“润”“泽”都带有三点水，这使人联想起悦耳的“乐音”有“水灵灵”的特性。珠与玉都有一种光彩，这光彩粗看并不“耀眼”、“逼人”，但细察则“绚烂之极”，即所谓东方人的含蓄之美。说“声音上要具备珠与玉的美学品质”，具体地也是笨拙地说，就是声音要具有圆润、饱满、结实、细腻、有分量、有光泽、水灵灵等性质。把一类事物的特性比附到另一类不同的事物上去，或者说把一种感官对象的性质移到另一种感官对象上去，这在修辞学上叫“通感”或“移觉”。例如，用“高”“低”和“明亮”“甘甜”来称呼和形容声音。事实上作为听觉对象的声音，并不具有空间上的高低位置以及视觉对象和味觉对象才有的明亮、甘甜的性质，之所以这样来称呼和形容，就是“通感”的原理在起作用。

用“珠落玉盘”来描述琵琶的声音，浅层是“比喻”以“拟声”，深层是“通感”以“会意”。它不但在制作上，同时也在演奏上为琵琶的基本音质作了“指归”——“珠玉之美”。这话也许反过来说更有力，在中国的民族乐器中，其发音最具珠玉之美的，是琵琶。

其实，单从制作上来要求好的琵琶声音，历来也是有正面、直接而具体的标准的，那就是行话所说的：“尖”，指高音区的发音明亮；“堂”，指低音区的发音洪亮；“松”，指按弹时发音灵敏，余音强而长；“脆”，指发音清脆；“爆”，指发音坚实而有分量。中国传统的琵琶音乐，文曲讲究余韵，武曲注重声势。因丝弦琵琶的丝弦张力小的缘故，也许在“余韵”和“声势”方面往往会感到不足，所以提出了从字面上看有点矫枉过正的五字标准，尤其是那个“尖”字，越来越难以使人认可，故已有人把它改为“亮”了。但对钢弦琵琶而言，这五条标准怕的不是做不到，而是过了头。所以把这五条标准结合“珠玉之美”这一条来综合考察，对怎样的琵琶声音才算好的理解，应该是有裨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