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古代家庭教育思想

王建军

因血缘关系而萌发的亲情是家庭成员交往的自然基础和人伦准则，从亲亲敬长的血缘亲情中提升出孝悌仁爱等道德，这是古代家庭教育乃至道德教育具有生命力的根源所在。孔子说，孝悌之德的培养并非停留于孝顺之举的行动层面，而应追求尊老敬长情感的升华。因此从儿童本身的生活体验出发来培养其尊老敬长的情感，最为自然最为贴切。家庭教育以此为基本出发点，既符合人的自然本性，又切合儿童的生活和情感的体验。

   古人对孝悌内涵的界定并未停留在情感的层面，而是力图将这一情感导入尊卑贵贱的家族制度的轨道，将对家长的孝顺之情转化成对宗法等级制度的服从。在宗法制度的影响及古代思想家们的包装下，这种血缘关系的不同却成为家庭成员内部主从、尊卑的客观基础，成为家庭成员之间贵贱亲疏的理论依据。这种血缘宗法制度给古代家庭教育贴上了等级制度的标签，遵守和服从这一文化秩序成为古代家庭教育的根本要求，古代家庭中的儿童备受其害。可这压抑儿童天性有损家庭和睦的家庭教育主张却能在古代社会大行其道，历久不衰，其根本原因是古代家庭教育所倡行的孝悌之德适应了封建社会的发展需要。孔子曾说过：“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萌发于血缘之情的孝悌之德不仅具有“事亲”的效用，而且具有“事君”的效用，这是由封建社会的政治结构所决定。这样，培养孝悌之德不仅成为“齐家”的需要，而且成为“国治”的基本素质要求。

   正由于古代家庭结构与社会政治结构的这一同构性，将孝悌之德政治化和制度化便成为封建政治家们孜孜以求的目标。身居这一文化环境中，任何家庭都难以摆脱这一教育模式的张力。魏晋时期的嵇康素以“言论放荡，非毁典谟”著称于世，但他并不希望子女效法自己，为子女和家庭的前途考虑，不得不又回到了家庭礼教的轨道。这说明，在宗法血缘制度之下，家庭的稳定和社会的稳定达到了高度的统一和谐，认同和服从血缘宗法制度成为古代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的共同要求，但要求子孙服从家长权威认同家庭制度并不是古代家庭教育目的的全部。遵从血缘宗法制度的积极意义是继承家庭传统的自强自立，以扬名显亲，光宗耀祖。在中国古代，无论何等家庭，上自帝王，下至庶民百姓，对这一目标有着高度的认同。为了强化子弟的门第意识，各等家庭的尊长们都十分注意向后代灌输立身扬名光宗耀祖的思想。很多人以历史的反面教材为例，告诫子弟从中吸取教训，免蹈覆辙。翻开古代多如牛毛的家训、家诫、诫子书，字里行间无不充斥着封建士大夫对家门兴衰的忧患意识。

   正是基于这种忧虑，有眼光的士大夫无不把自立自强的要求置于家庭教育的核心。当然，在封建士大夫家庭中，读书乃是谋生的第一要务，鼓励子弟读书入仕成为古代家庭教育的主流。隋唐科举盛行以后，科举入仕成为立身扬名光宗耀祖最实在最便捷的途径，家庭教育的重心由此向鼓励子弟应试科举的方向倾斜。这是一股强大的社会心理趋向。封建统治者“劝以官禄”的政策与家族家庭“望子成龙”的普遍心态相济，使古代家庭教育的追求与封建统治的追求又一次达到高度的和谐统一。

中国书法已经成为全人类共同的文化财富，其保护和传承已不仅仅是我们对自己民族文化艺术的责任，而且是对人类文化多样性，人类文化杰出样式的保存、发展与传承的责任。这种文化遗产如果被扭曲、破坏与灭绝，就不仅仅是对一国文化的伤害，也是对人类文明的亵渎。

然而，中国书法在一百年间遭遇的变局，比任何一种其他艺术形式都更加剧烈。我们已经进入一个签字笔和电脑的时代，毛笔的实用性书写被普遍放弃，书法的传承遭遇了釜底抽薪式的环境变异，传统书法不断被边缘化。我们的传统文字也经历了百余年简化字加拼音的冲击，汉字的字形、字体、字意已发生极大变化，书法的文字学根基和素材的多样性大受动摇。我们的诗、文、画传统也迥异于历史，中国国画之中书法元素的缺失已是普遍现象。我们传统的私塾和书院式的国学教育，也已经被现代教育全面取代。书法的文化背景与文化依托几近弃绝，书法的历史地位一度从历史的最高峰跌落至历史的最低谷。

但无论怎样，我们一定要维护书法的历史传承。没有历史传承、没有历史根基者，不能叫“遗产”。中国书法的后申遗之路，绝对不能离开自身的历史。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形式，书法在坚持“非遗”原则的同时，并不完全排斥艺术创新。它所强调的是，当它作为“遗产”时，它的主体、主流、主干必须是从传统走来的。

当然，中国书法的传承必须是动态的。这包括两层意义：一是传统的真草隶篆诸种书体必须依然存活于当代书家的书写中，书法诸体的历史沿袭传承有序、代代相传；二是当代书家人才辈出，书法活在当下，书法流传不绝，书法依然为人书写。一切电脑设计制作的、机器印刷制造的“书法”或“书法式书写”都不是真正的可以作为“非遗”的书法，至少不是书法的主体。

另外，为了中国书法的发展，我们有责任加快向世界人民传播、交流和共享书法的进程。“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身份，使中国书法的对外传播获得了更便利、更高端的平台。向海外积极推介、传播中国书法，是后申遗时代中国书法发展的重要路径之一。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和标本，中国书法以汉字为基础，植根于传统文化土壤，体现了万事万物“对立统一”的基本规律，反映了人作为主体的精神、气质、学识和修养。中国书法这一独特的文化品性，将为中国文化赢得最大的荣誉和最广泛的尊崇，使中国文化在今后几百年几千年，对全世界的文化拥有持续的吸引力、征服力。

所以，中国书法在后申遗时代的发展路径，并不是屈尊低就外人的好奇和满足这种好奇的粗鄙的书写与书写表演，而是坚守它尊贵的文化品性，维护它的文化神圣、神奇、神秘和博大精深。

(摘编自向云驹《坚守中国书法的文化品性》)

宋代版权问题的产生，是宋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法制、科技、书籍生产等因素全面发展的产物。宋代是我国商品经济发展迅猛的时期，无论在农业、手工业、商业、印刷业等方面，都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经济的发展为版权保护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而宋代印刷业的繁荣是版权保护的技术前提。印刷术的发明将人们从繁重的抄写劳动中解放出来，这在很大程度上扩大了知识文明的传播。宋代图书出版与社会文化传播事业空前繁荣，宋代在新书论撰编述、古籍收藏保存、图书出版发行等各个方面均超越了前代，将图书出版事业推向崭新的高峰。随之而来的就是对这种传播的合理掌控与保护。

“盗版”现象的出现是宋代版权保护产生的直接诱因。不少著名作者的著作均有过被盗版的遭遇。盗版行为的存在，侵害了作者和出版者的利益，激起了作者及出版者保护自己利益的意识，形成保护版权的观念。对于版权的保护，宋代针对官方出版物和私人出版物采取不同的措施。

对于官方出版物，采取“禁印”措施和确立出版审查制度。一是采取“禁印”措施，在宋代，官府出版的书籍和法令，只允许官方印制，私人不得翻刻。“禁印”不是正规的法令，而是宋代印书行业的一种禁例，但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尽管该措施的初衷具有明显的管理目的，但在客观上起到了保护版权的作用。二是确立出版审查制度。宋代出版发行的中央审查机构是国子监。国子监是国家最高的教育与出版机构，承担部分出版管理职能，其中之―就是对出版物进行严格的审查以保护版权。除了行使审查职能之外，国子监也承担着版权的登记和注册职能。

对于私人出版物采取“附牌记，发榜文，立公据”的措施。一是“附牌记”，就是在书籍的扉页，序文目录后、卷末或者书边处刊印上版权保护的告示，相当于现代出版物的版权记载页，其上常常刻有图书的作者、书名、版刻时间、版刻地点及收藏人，主要起着显示版的作用。二是“发榜文”，就是通过申报行政机关，将保护版权的有关事宜张榜公布。三是“立公据”。是指国子监审批印刻者向官府发出的申请后，为其颁发准许保护其版权的“公据”。该“公据”用来证明书籍翻印的合法性，当遇到版权被侵害的情况时，可作为向地方官府告发并追究侵权者责任的依据。

在宋代，对版权的保护主要是通过行政手段来进行的，由于在国家层面缺乏以私权为核心的系统的民事法律制度，版权作为一种无形财产权利也无法得到准确的界定，因此存在明显的局限性，对盗版行为的打击效果也不太理想，但是宋代为保护版权不断探索的精神却是难能可贵的，其对出版者与作者的权益维护，对出版物审查，保护的措施及版权保护意识的培养等各方面，对今天的版权保护机制都有借鉴与启发作用。

（摘自李睿《宋代的版权保护》，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