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重大技术革命，将深刻而全面地改变人类社会。语言和文字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至关重要的标志，它一方面促进了人类的协同合作，另一方面帮助人类完成了世代之间的文化传承。语言智能的目标是实现自然语言与机器语言的连续交互，是人工智能的高级阶段，在未来人工智能的应用上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语言智能还没有发展到能够取代专业人员的水平，目前能够替代的只是重复性高、烦琐枯燥、大量使用人工的工作。人工智能之所以能对就业产生冲击，是因为在某些方面，人工智能做的就是比人好。比如人脸识别和监控视频审核，这些工作需要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相对枯燥且对人来说容易出错，交给人工智能更为高效。

虽然人工智能解决了很多感知层面的问题，但语言智能里还有很多解决不了的认知层面的问题，例如常识，以及逻辑推理的问题。人类有了知识之后，可以不断推理和思考，但是语言智能还不具备足够的思维和推理能力，特别是不具备常识性知识。一些企业上线了客服机器人，缓解了不少人工客服的压力，但是，客服机器人能够很好解决的是大量频繁重复的问题，对于有纠纷及争议的问题还需要人工客服来解答。现在语言智能的作用，还是用机器代替简单的、重复性的劳动，想要解决找不到规律的创造性问题，语言智能还不能做到，也代替不了人。

语言智能与产业相结合可以创造更多社会财富，提供更多就业机会，每一个人都将是智能时代的受益者。

人工智能正在推动产业向智能化转变。语言智能作为人工智能重要的一个阶段，未来将与不少产业领域相结合实现智能化，如智能教育、智慧医疗、智能司法和智能金融等，而且，语言智能还将引发商业服务创新。比如，它能通过对大规模用户文本评论数据的分析实现智能化的餐饮推荐和酒店推荐等。这些产业的智能化升级，在节约大量人力成本的同时又提升了产能效率，势必会创造出更多社会财富。

语言智能仍需要政府的政策引导，个人也应敞开胸怀拥抱智能时代的到来。帮助人类拥有更好的生活，是语言智能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科技创新可以天马行空、百花齐放，但语言智能应用却需有国家指引，对于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生活质量的语言智能落地应用可以鼓励发展，同时语言智能可能带来的技术垄断、伦理道德、隐私保护等问题也要提前应对。但无论如何，智能社会迟早都要到来，我们应该努力培养自己的创造力和学习能力，不断提升自己，敞开胸怀拥抱这一崭新时代的到来。

（摘编自刘挺《语言智能的目标：实现自然语言与机器语言的连续交互》）

①我一直认为，文明的研究是最合适、也最需要运用比较方法的学术领域。

②在人类近五六千年的历史中，曾经产生过不少文明，各自由微而著，由盛而衰，分别有其特殊的贡献。大家知道，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开列了21个文明。这一数目未必妥当，考古学家丹尼尔在《最初的文明》等书里，所举有独立起的古文明就有9个。无论如何，世界上的文明是多元的，人类的历史所以绚丽多彩，正因为这样。

③然而，承认世界文明的多元性并不是很容易的。站在一种文明的位置上，每每认为其他文明只是本文明的派生物，如果不是，也是次等的，不足称道的。实际上，如马克思指出的：“世界历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只有在欧洲工业革命和所谓地理大发现之后，从世界的角度研究和比较各种文明才成为可能。就中国而言，晚明时开始了中西文明的遭遇、交流和碰撞，于是形成了一个非常大的潮流和运动。文明比较研究的重要性，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凸显出的。

④不知道有多少中外学者谈论过中国文明的特点，看法虽纷纭不一，但在一点上可说是相当一致的，就是中国文明有独特的持续性。与中国古代文明并时兴起的古埃及等文明，都未能像中国文明这样绵延久远，迄今不衰。这确实是极值得探索的大问题，不比“李约瑟难题”逊色。

⑤谈到绵延久远，即涉及文明的起。最近我常有机会讲，在自然史和人类史上有五个“起”， 都是科学研究的重大课题，即：  。探讨文明起的论作，很早就有了。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专门研究了从野蛮到文明的过渡，是我们都熟悉的。

⑥1929年9月，郭沫若先生为自己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作序，说明：“本书的性质可以说就是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的续篇。研究的方法便是以他为向导，而于他所知道了的美洲的印第安人、欧洲的古代希腊、罗马之外，提供出了他未曾提及一字的中国的古代。”郭沫若先生强调：“只要是一个人体，他的发展，无论是红黄黑白，大抵相同。由人所组织成的社会也正是一样。中国人有一句口头禅，说是‘我们的国情不同’ 。这种民族的偏见差不多各个民族都有。然而中国人不是神，也不是猴子，中国人所组成的社会不应该有什么不同。我们的要求就是要用人的观点观察中国的社会，但这必要的条件是须要我们跳出一切成见的圈子。”

⑦1986年，美籍华裔考古学家张光直先生写了一篇论文《连续与破裂：一个文明起新说的草稿》。他引了上述郭沫若先生的自序，评论说：“这几句话所代表的观点在当时是有革命性的，它打破了中国学究孤芳自赏的传统，将中国社会史放在社会科学一般框架中去研究。……但是他只把该说的话说了一半，因为我们今天新的要求是要用中国社会的观点观察人，而如此做必要的条件也是‘须要我们跳出一切成见的圈子’。”张光直先生提出：“我相信中国研究能在社会科学上作重大的一般性的贡献，因为它有传统的二十四史和近年逐渐累积的史前史这一笔庞大的本钱。世界古今文明固然很多，而其中有如此悠长的历史记录的则只有中国一家。……这批代表广大地域、悠长时间的一笔史料中，一定会蕴藏着对人类文化、社会发展程序、发展规律有重大启示作用，甚至有证实价值的宝贵资料。”

⑧这里应该指出，郭、张两家的论点固然有着区别，但是仍有其根本的共同点，这就是人类社会与文明的发展有着普遍的规律，而研究中国的文明对于探求这种普遍规律是重要的。张光直先生的文明起新说，正是由普遍规律着眼的。

⑨关于中国文明起，还想说几句。经过几十年的发现和研究，至少在中原地带，考古文化的链环已经连接起，从仰韶、龙山，以至夏、商、周，文明的萌生形成，直到发扬光大的历程，应该说尽在视野之中了。但是这一历程还有很多环节有待具体化，有关研究需要深入，理论水平更应当提高。更重要的，是要用新的方法和手段去研究。

⑩作为“九五”国家重点科技攻关计划项目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开始策划时便确定是“为深入研究我国古代文明的起和发展打下良好基础”，其研究途径则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多学科交叉结合。“十五”的“中国古代文明起及其早期发展预研究”，继续了这一研究途径。“预研究”将制订今后探索中国文明起发展的规划，相信在新世纪中，很快会出现研究探讨中国文明的新局面。

（ 李学勤《 探索中国文明的起》）

从周公制礼作乐开始，诗便是周代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时期，诗的传播呈现一时的一致性，诗与乐、舞在从典礼祭祀到宴飨礼仪的广泛场合中承担着告慰先祖、合乐亲亲的实际作用。在礼仪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乐舞，诗在其中承载的内容意义并不彰显。与其它方式相比，仪式的特殊性在于它能够原原本本地把曾经有过的秩序加以再现。在祭祀仪式中以诗乐舞的形式叙述和再现祖辈的丰功伟业，通过重复某些《颂》或《雅》诗篇目一方面实现宗族的认同，另一方面也明确了一种既定的等级制度。这种借助仪式来传承宗法观念与文德武功思想的形式，使得周民族获得区别于其他民族的一种集体认同。正是这种集体认同，使得周人在取代殷商政权及其后很长一段统治时间内能够持续保持民族的自信心与凝聚力。

到春秋时期，乐舞制度发生了新的变化。诗与乐舞逐渐分离，并最终促使仪式一致性的解体。与仪式的逐渐解体同时发生的是仪式背后所体现的周礼的陌生化。僭礼、违礼这种“礼崩乐坏”现象普遍发生，这就可能带来文化一致性的消解。在周代礼乐制度的变革中，诗开始承担起独立的价值。与之前仪式中歌诗不同，春秋时人用诗，对诗文本意义给予了更大的重视，在赋诗、引诗中需要直接依托的便是诗的文本意义。但当时，对诗的权威性解读尚未产生，其文本一致性尚未出现，这就容易使诗所承载的宗法思想与文德观念出现传承上的断裂现象。恰恰是春秋赋诗中遵循的相关原则，暂时承担了文化传承的责任。

“赋诗断章” 是春秋赋诗最突出特点，用诗者只选择适用自己的章节进行某种意义的传达。与“赋诗断章” 这一方法密切相关的是春秋赋诗的目的，即“赋诗言志”。用诗者借助诗表达自己的态度。通过分析春秋用诗的事例可以发现，这一时期赋诗所言的“志” 并非赋诗者个人的情感，而多是其所属的集团或国家的群体态度与心声。从实际来看，与仪式化用诗的内容相似，仍然不出西周礼乐所讲究的宗法观念与文德武功思想。另外，伴随着赋诗出现了大量解诗、评诗现象。这些解诗、评诗者多是具有丰厚素养的诗礼名家，他们的解诗、评诗在一定程度上是对诗的文本意义进行限定，在避免诗文本意义的多样化解读的同时，也对维护诗背后所承载的文化一致性起到了重要作用。

但是，这个时期没有有效的传播机制将这些解诗、评诗话语传播开来，或传承下去。诗所承载的礼乐文化的一致性传播尚需经典阐释与经典传播机制的出现。而其中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则肩负起了诗文本意义传承的责任，不断尝试对其进行经典化阐释，并以学派的机制承担起传承周代礼制背后的宗族观念与文德思想的担子，为构建诗文本的一致性而不懈努力。直至诗的经典化阐释出现，诗上升为《诗经》，诗才具有了文本一致性，才能独立承担起传承民族文化精神的沉重责任。

（摘编自刘彦青、张新科《仪式向文本的过渡——春秋赋诗的诗学传播价值》）

汉字的魅力

刘志琴

①文字，是文明时代的标志，它本身既是一个民族智慧的结晶，又是传统文化信息的承载符号。世界最古老的文字有三种，即巴比伦的楔形文字、埃及的图画文字和中国的方块字。这三种文字虽然都从图画发展而来，但中国文字的发展却是特殊的，在世界上许多民族都用拼音文字的时候，中国却独立应用了表意性质的音节文字，表现了中国人与众不同的认知世界的方式。

②文字在向准确化和通用化的方向演进中，形成两大系统：一种是由各种音素组成，以明确的音位观念来表达认识，音节的结构比较复杂，这就是印欧语言即拼音文字，这种文字直接反映读音，书写容易，词的形态比较丰富。但它的不规则拼写和长词形，与人的瞬间记忆不能完全适应，而且语言的准确性要求高，作为信息处理的难度就大了。再一种是由字形表意与声音的结合而组成，这就是汉语。这种文字主要是以笔画拼构图形以表达意思，使形音有机融合，读音可以知义，所以又称为方块字或注音字。拼音文字纯是一种符号，汉字却是中华民族想象力的产物。

③汉字看起来难学，真学起来未必很难，这种字只需要用少量的笔画即可构成表达全息形象的图形。它的基本笔画有横（包括提）、竖、撇、折、点（包括捺）五种。这五种基本笔画按照相离、相接、相交三种组合关系，构成成千上万的汉字。比如：一个撇笔和一个捺笔，用相离的组合关系，可构成“八”字，用相接的组合关系则构成“人”或“入”字；再如田、由、申、甲四个字，都是按两个横笔、两个竖笔和一个折笔构成。这种以简单的笔画组成众多象形字的方法，构成的图形不易混淆，表达的信息却准确丰富，承载的信息量大而具有规律性。每一个字都富有文化的底蕴，“国”的古字是口与戈构成的，戈是兵器，象征武力；口是人口，合起来就是用武力管理和保卫人口，这正是国家的职能。创造文字的先民，未必懂得国家是集团统治工具的原理，但这个字的出现，说明自从有了武力统治社会的现象以后，才产生“国”的概念，朴素地反映了国家产生的社会背景，所以汉字体现了中国人精细入微的观察力。

④汉字举世无双的优点是容易储存信息，制造新名词。一个字除了自身具有一定的意义外，还具有很强的造词能力。如“政”字，后面加上不同的字，就可以造出不同的词，如政界、政局、政客、政经、政策、政府、政事、政情、政变、政论等等；又如“了不得”、“不得了”、“得不了”，三个同样的字用不同的排列方法就可以表达三种完全不同的意思。因此中国文字最能追随语言和时代的发展，把旧字重新组合成新词术语，得到“生词熟字”的效果，如电影、电脑，积极、消极等名词都是用常用字来拼写的，不需要像拼音文字那样重造新的文字，因此中国文字具有极大的稳定性，在商代就有文字四千多，经过三千多年到现在常用字量也就六千多，其中较为常用的2400个字,占一般书籍报刊用字的99%。

⑤信息时代的到来，更加突出了汉字的优越性，21世纪新的电脑将采用声控系统，它将摒弃由字母编制的键盘，由于英语的音节多达1万个以上，而汉语只有400多音节，每个音节最多4个音素，因此美国语言学家盖利·吉宁斯在《世界语言》一书中对汉语的简洁性、准确性、严密性和先进性给予高度评价，认为正是中国人几千年的努力，才把“西文语法书里的种种麻烦抛个精光”，最后“只留下几千个单字和若干条效率极高的排字规则”。英国《新科技杂志》原主编迈克·克鲁斯断言，不久的将来，汉语将充分发挥威力，到那时世界关于语言文字结构的研究中心有可能转移到中国。总之，是电脑接受了汉字，而不是电脑改变了汉字，因此有人称它为电脑文字，表明它是最佳信息交换应用程序的语种。

⑥汉字，有可能成为储存信息的第一文字，这不是梦！

戏曲是综合型的表演艺术，通过歌唱、念白、舞蹈、表演等多种艺术手段来表现人生内容，它把单纯的时间性艺术如诗歌、音乐，与单纯的空间性艺术如绘画、雕塑，以及初级综合性艺术如歌舞、表演等，通过演员的演出而有机统一在一起，形成自己复杂的艺术综合体。这些原本独立的艺术手段在进入戏曲的综合体之后，都按照一定的目的和要求、根据一定的节奏和韵律统一于舞台，而不再是其本身。

戏曲对于音乐和诗的倚重是突出的，它把诗的节奏和音乐的旋律化为自身的韵律，使之成为统领戏剧的魂灵，同时通过舞蹈化的舞台动作来呈现它。其中的曲词由诗歌的直抒胸臆改为代言体，抒发内心情感的主体由作者改换成剧中人，于是曲词抒怀就受到剧中人物的身份、修养、心理和环境的限定，不能由作者随心所欲。音乐则随着人物心情和命运的变化而发生旋律改换，不再遵从自在韵律。舞蹈的作用被放大，人物动作都被纳入了非生活化的舞蹈动作，因与生活动作产生距离而体现出美感。至于戏曲的化妆美、服饰美、道具美，也无不统一于它的舞台整一性要求而不再是单独的存在。由戏曲舞台手段的综合性所决定，它的舞台方式十分放松自由，可以根据情感表达的需要随意驱遣歌唱、舞蹈、念诵、表演等手段辅助行动，而不受现实生活情景的限制。

　戏曲既然通过综合化的舞台手段来表现生活，它就是一种“表现性”的艺术，它的表现生活就不是写实性而是写意性的。马鞭一摇就是在路上走马，船桨一晃则是在江里行船，快步跑圆场则是人在急速行路——戏曲表演与生活动作就拉开了距离。使用脸谱也是戏曲的特征，它进一步把现实推向幕后，渲染象征的氛围，使戏剧指向写意。人们见到关羽的枣红重脸，就感觉到他的忠肝义胆；见到曹操的碎纹白脸，就感知了他的奸诈多疑。

　　戏曲依靠叙述性手段与带有强烈装饰性的表演动作，得以对对象进行随心所欲的变形处理，因而获得了舞台手法的写意自由。这种美学原则在通过艺术手段表现对象时，就会追求“不似之似”、“言外之旨”、“手挥五弦目送飞鸿”，提倡内在精神的传达而非外貌的逼真。中国人的艺术观念偏重于对艺术形式及其所体现境界的理解，状摹对象追求神似，而不去注意艺术与对象之间的距离。

戏曲手段既然是写意化的，不以状摩外物而以表现和抒发人物内心情感为主要特征，它就成为包蕴着浓郁抒情性的艺术样式。戏曲重在随时抒发人物的内心情感，它的表演强调用诗歌、音乐、舞蹈等艺术手段，把人物行动的内心依据或外界刺激人物内心所激起的反应直接揭示出来，不仅写人物做什么、如何做，而且写人物想什么、如何想，这奠定了戏曲抒情性的基调。尽管戏剧展现人生的本质属性要求它成为叙事艺术，戏曲舞台也确实具备相应的叙事功能，但既叙事又抒情，叙事中有抒情，以抒情来叙事，构成了戏曲表现方法的辩证统一。

   （选自《文艺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