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散文写作中，最有兴味的或许就是笔调了。笔调，是一个作家成熟的标志。现代散文中，有一种甚为风行的笔调，就是闲话笔调。胡适曾说：“白话散文很进步了……散文方面最可注意的发展，乃是周作人等提倡的‘小品散文’。这一类的小品，用平淡的谈话，包藏着深刻的意味；有时很像笨拙，其实却是滑稽，这一类作品的成功，就可彻底打破那‘美文不能用白话’的迷信了。”可见所谓闲话笔调就是谈话风格的，或者说用谈话方式来作文。

此种笔调经周作人、林语堂等人的提倡，便有了以性灵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之说。此种谈话风格的小品文笔调，林语堂甚为醉心，并在许多文章中反复申说。林语堂因甚为欣赏谈话风格的行文，还力主扩充散文的篇幅，但要以此来挑战古文的简洁，就不足为训了。用谈话方式来作文自然是很好的，但作文毕竟不完全等同于谈话。若是真将那种谈话过程记录下来，也够拉杂，更不用说话题的游移了。梁实秋先生力主行文的简练，就要明智得多。呼应于周作人的说法，林语堂主张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但又格外地张扬了幽默。幽默可为行文增添风趣，但若过分大张旗鼓地提倡，则本身又可能成为一个幽默。

闲话笔调是散文中一种较为自然的言说方式。此种笔调是用说话来交流的，心中存有一个交谈的对象，如此即可展开交流。至于所谈的题目并未限制，照林语堂的说法，正是宇宙之大、苍蝇之微无所不谈。不过，作家的言说仍不离心灵或性情，因而所谈的题目也是有喜恶的。但不妨假定读者那方面也有同好，如此即可达成沟通。此种笔调虽说有一种涵盖作用，但并不碍于各人的谈论，并非千人一面，可各有面目。比如周作人的创作以闲适为主，从而讲求所谓生活的艺术。但在退隐的心态下，也不无书斋生活的苦闷，于是于闲适中渗出一股苦味来。林语堂虽说倾心幽默，倒也率意而谈，不无名士作风。至于以幽默见长的，或许要算梁实秋。但梁实秋也是心存雅致，幽默只不过是用来抵斥种种不雅的，所谓相反相成是也。而老舍，为幽默而幽默，则并不见佳。他显然是过于着重幽默了，并以之作为作文的主旨，却有可能落入油滑。其实，幽默表现于文中，多是一种点缀，可为行文增添谐趣，但若要从头到尾地幽默下来，就往往吃力不讨好。

因而即便同是闲话笔调，也可各有不同的，这才是真正的个人笔调。但个人应当以自我说话，而自我又处于大我与小我之间，这就得把握其中的分寸。比如周作人将载道与言志对立起来，从而将写作完全地由载道转为言志，却又囿于个人的性情，所得就小了，因此小品文也就沦为小摆设。其实，言志与载道并非简单的对立关系。社会生活的特点就是形成了各种观念，也可谓各有其道。文中若尽是载道口吻，实则就是充当了各种观念的传声筒，这就在文中丧失了自我。但若想将自我完全游离于各种观念之外，恐怕也不现实，正如人都生活在社会中一样，各种观念或道理对人也有一种约束作用。郁达夫曾说：“现代散文之最大特征，是每一个作家的每一篇散文里所表现的个性，比从前的任何散文都来得强。”换言之，重个性，这才是现代意义上的散文。若抹去个性，从而充当某种观念的传声筒，仍又是载道之文了。在散文中，笔调确乎是个人的。而所谓的个人笔调，就是要在散文中形成独具个性的言说方式。

（选自吴永福《散文中的闲话笔调》，有改动）

【小题1】下列关于“闲话笔调”的叙述，正确的一项是

A．闲话笔调深受林语堂的喜爱，但他的文章过于拉杂，有话题游移的缺点，不及梁实秋先生的行文简练。

B．闲话笔调以性灵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采用谈话的方式和读者进行心灵或性情等方面的交流。

C．闲话笔调是现代散文创作中非常流行的，是由周作人、林语堂、胡适等作家提倡的一种创作风格。

D．闲话笔调散文的言说方式比较自然，所写的都是身边平凡的小事，却包含着丰富的意蕴。

【小题2】下列关于各个作家创作风格的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周作人以闲适为主，但在闲适中也带有书斋的苦闷。

B．林语堂追求幽默，率意而谈，体现出名士作风。

C．老舍为幽默而幽默，刻意为之，适得其反，有一股油滑之风。

D．梁实秋行文简练，文章雅致，用幽默来抵斥种种不雅。

【小题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用平淡的谈话方式来包藏深刻的意味是我国现代散文的一大特点，这是白话散文最值得关注的进步。

B．一个作家是否成熟，关键是看他是否形成了真正的个人笔调，这种笔调的表现各有不同。

C．因为用谈话的方式来写，便没有古文那样简洁，所以闲话笔调的散文篇幅往往都很长。

D．文中如果都是载道口吻，就在文中丧失了自我，所以写作应该由载道转为言志，表现作者个性。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从中国文学的历史来看，中国的文学也有审美追求，但不管是理论家还是中国文学的作者，从来不曾认为文学是为审美、为文学的，而是更多地将文学当作了一种生存的方式和手段，绝大多数具有明确的功利目的性。中国文学也因此形成了生活化的本质特征。这主要表现于下列几方面。
一、以文求官。自古以来，中国就有以文求官的传统。战国策士游说君主，阐述政治、外交主张，以谋取职位。这游说之辞整理成文，便是《战国策》中的文章。当时也有不少策士并没有向君主面陈己见，而是通过书信对君主进行游说。汉代自司马相如因《子虚赋》而见知于汉武帝，作赋以求仕进便屡见不鲜。六朝受士族情趣的影响，历代帝王都喜爱文学，故献诗以求仕进亦不在少数。自隋朝开始，科举制度通过诗文选拔官员，由此产生了士人以诗文备考的行为。如白居易《策林序》说自己为应举，曾和元稹等在华阳观“闭门累月，揣摩当代之事，构成策目七十五门”。唐代之后，这种备考行为更为普遍。
二、以作诗文为官员职守。中国古代，士大夫首先是以官员的身份活跃在社会之中，故向帝王陈言献策，以文学来歌功颂德，进行讽刺和教化，也是他们职责所在。中国古代的文体中，官员写作行政公文类文章是必不可少的，诸如奏、议、章、书、表，等等。《尚书》中的那些典、谟、诰、训、誓、命的写作，都出于史官之手。春秋时的百国春秋及《左传》《国语》的写作也都是史官的职责。
三、以诗文交际。礼有“无辞不相接”和“礼尚往来”的规定，故诗在西周就开始用于人际交往。汉以来，诗文广泛用于人们的人际交往，这类诗词，不外乎对特定对象表示赞美、劝勉、怀念、祝贺、哀悼、要求、邀请，或诉说自己的思想情感，或说明某一问题。如宇文少府赠李白以桃竹书筒，李白作《酬宇文少府见赠桃竹书筒》答谢。《全唐诗》收录将近五万首诗，而这类诗歌大概有三万首之多。
四、以诗文娱情遣兴。以诗文娱情遣兴在先秦早已有之。如宋玉的《高唐赋》《神女赋》诸赋，都是娱楚襄王之作。汉代的诸多赋作，也具有娱乐的性质。此后的唐、宋、元、明、清各代，文人集会、宴会、结社等，都免不了以诗文相娱，由此产生了大量的宴饮、奉和酬唱之作。中国古代不仅产生了大量的娱乐诗文，而且产生了一些旨在娱乐的诗歌形式，如唱和诗、赋得诗、联句诗等。
五、似小说、戏剧作为一种生存、生活方式。宋元时代的话本、戏曲作者多为民间艺人。而民间艺人创作、演出小说、戏剧，更多是为了生存。明代盛行宫廷庆赏剧，或为祝寿、或为节庆而创作和演出。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的文学创作，或为求仕，或是所任官职的职责所在，或为交际以扩大生存空间，或为娱乐性情，或为生存方式，这些作品原本都是生活的一个部分，体现出生活化的特征。
（摘编自赵辉《生活化：中国古代文学的特质》）
【小题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A．中国文学史上的文学作品大多具有明确的功利目的性，其审美功能逐渐弱化以致消失。

B．因为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被汉武帝赏识，所以作赋求仕屡见不鲜，也致使六朝很多人献诗求仕。

C．礼规定人们交往中要有文章，要注意礼尚往来，因此诗歌早在西周就开始用于人际交往。

D．中国古代的文学创作，除了为了求仕之外，其他目的的文学作品本质上是生活的一个部分。

【小题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文章是总分总的结构模式，开头提出总论点，中间分为几个分论点，最后总结论点。

B．文章中间部分，按时间顺序从五个方面进行阐述，这五个方面是并列关系，有详有略。

C．文章列举白居易叙述自己和元稹等人精心备考之事，论述士人以诗文备考的行为。

D．文章以《尚书》《左传》《国语》出自史官为论据，论证古代官员以作诗文为职守的观点。

【小题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战国策》中的文章是战国策士游说君主以谋取职位的文辞，这表明，中国以文求官的传统源远流长。

B．《全唐诗》收录的诗歌中六成左右是交际性质的诗歌，这说明我国古代，人们最主要的交际工具是诗歌。

C．历代产生了大量娱情诗文，如宋玉的《高唐赋》《神女赋》是娱情之作，这表明，诗文可以作为消遣之用。

D．宋元民间艺人创作、演出小说、戏剧主要是为了生存，这表明，艺人这个职业很早就在中国社会产生了。

阅读下面的文章，完成文后题目。
秦汉时代的普遍知识与一般思想
葛兆光
秦汉时代的普遍知识与一般思想，大致可以归纳如下。
“天”仍然是判断与理解的基本依据。仿效“天”的构造，模拟“天”的运行，遵循“天”的规则，就可以获得思想与行为的合理性。在人们心目中，凡是仿效“天”的，就能够拥有“天”的神秘与权威，于是，这种“天”的意义，在祭祀仪式中转化为神秘的支配力量，在占卜仪式中转化为神秘的对应关系。不仅是一般民众，就连天子与贵族也相信合理依据和权力基础来自于“天”，秦汉时代皇宫的建筑要仿效天的结构，汉代的墓室顶部要绘上天的星象，祭祀的场所更要仿造一个与天体一致的结构。
“天”所显示的自然法则更加明确地被一些基本的数字概念所表述，而这些概念又被具体化为一些可以操作的技术，于是“天”与“人”之间就被联系起来。首先是“一”。在秦汉时代，它既是宇宙的中心、唯一的本原、至上的神祇，又是天下一统、君主权威、理性法则、知识基础和一切的终极依据。其次是“二”。“二”即阴阳，既可以指日月、天地，也可以指君臣、上下，以及从阴阳引申出来的冷暖、湿燥、尊卑、贵贱。再次是“五”。在《吕氏春秋》中，思想家曾为“五”并列出种种匹配的事物和现象。这说明人们普遍相信“五行”可以归纳和整理宇宙间的一切，使宇宙整齐有序。相反，如果五行、五色、五声、五味、五方、五脏、五祀等等发生紊乱，人们就要用技术将其调整过来，否则人就会生病，社会就会混乱，宇宙就会无序。比如朝代的变更，要顺序地吻合五德的排行；人们的服饰，要顺序地吻合五色的轮次。这种数字概念经历了漫长的整合和论证过程，在秦汉时代终于以系统的形式固定下来。
沟通天地人神的权力仍然被少数术士所掌握。大多数人相信，他们由于有某些特殊的禀赋与训练，拥有与神秘世界对话的能力，人们需要通过他们与天、与神灵、与祖先交流。
当时人们关心的中心问题有以下几类。一是生命。铜镜铭文这样的考古资料透露了秦汉时代人们的生活观念，看来当时的人们相信人是可以不死的，不过也相信人之永恒极其困难。如果说铜镜铭文、帛画、画像石中的神仙内容及秦汉方士的求仙寻药炼金活动，反映了人们对生命的期望和想象，那么很明显，他们也努力地探索过人体的奥秘与医疗技术，张家山汉简中的《脉书》、马王堆帛书中的《五十二病方》等，就反映了人们的焦虑和忧患。正是在这种期望和想象、焦虑和忧患中，人们逐渐形成了生死观念。二是幸福。在秦汉的一般思想世界中，精神上的自由和超越作为人生幸福的内容，渐渐退居次要地位，对幸福的期望往往被普遍的神仙信仰具体化和世俗化，精神上的自由和超越被生理上的自由和超越（永生）所取代，“富贵”与子孙“繁衍”成了更现实的追求，铜镜铭文中那么多的“富贵”和“宜子孙”的字样就是明证。三是国家。当诸侯国家日益消亡或削弱，各种文化区域日趋混融成为一个文化共同体的时候，人们开始彼此认同。“天下”一词在当时是一个较纯粹的政治概念，当人们逐渐有了更广泛的地理知识之后，人们认识到自己所熟悉的地域只是天下的一部分，于是又常常使用“海内”一词。“海内”一词在当时成了中国人的文化疆域的代名词，凡是生活在海内的人，凡是有共同语言、习俗、观念与服饰的海内人，都是“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人”，文化意义上的共同体已经在人们心目中确立了。
（本文有删改）
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因为“天”等同于“一”，意味着绝对和神圣，所以，秦汉时代皇宫的建筑要仿效天的结构，以显示对唯一的神的崇敬。

B．一些基本的数字概念的表述显示了天与人之间的关联，五行、五声、五色、五方、五祀等实际上都体现了“天”蕴含的自然法则与宇宙秩序。

C．秦汉时代，在很多人的观念里，只有少数被认为有特殊禀赋与训练的术士才能与天、神沟通，并非人人都具有与神秘世界对话的能力。

D．“一”“二”“五”等数字概念表达了“天”所显示的自然法则，这些概念的形成和确立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并牵连着中国古代的思想传统。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文后题目。
琵琶武曲兴起于南北朝。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的大迁移进一步促进了音乐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中原音乐传承秦汉传统音乐并融合国内各民族音乐与外来音乐，形成了以汉族音乐为中心、包含多民族音乐特征的音乐文化。这时期的琵琶种类繁多，既有汉民族固有的秦琵琶和汉琵琶，又有发源于西亚、于南北朝时期传入我国的曲项琵琶和五弦琵琶。据考证，曲项琵琶约在公元350年前后传入中国北方，并于公元551年前传到南方。曲项琵琶具有拨弹音量大和表现力丰富的特点，演奏的琵琶曲以描述边塞生活为主要内容，曲调悲哀凄凉，并保留了西域音乐原有的粗犷风格，可以说是琵琶武曲的最初形态。
琵琶武曲在隋唐最为繁荣。琵琶成为隋唐燕乐的主要伴奏乐器。隋唐时期，特别是唐贞观至开元的百余年间，国家政治稳定，经济发达，文化高度繁荣。由于采取了兼收并蓄的开放政策，优秀的外来及国内各少数民族音乐文化在中原大地得到广泛吸收和充分发扬。曲项琵琶在唐代歌舞音乐中倍受人们喜爱，此时得到了飞跃式的发展，不但形制有了改进，曲目更加丰富，而且涌现出大批琵琶演奏家。值得一提的是，“琵琶”一词在唐代成为曲项琵琶的专称。通过大量吸收外来和国内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精华，并与汉民族固有的传统音乐文化相互交融，唐代形成了一种新型的民族音乐，即我国音乐史上著名的“燕乐”。据《辽史》载：“右四旦二十八调，不用黍律，以琵琶弦叶之。”可见，琵琶业已成为燕乐乐队中独领风骚的主奏和领奏乐器，其演奏艺术得到高度发展，从而迎来了琵琶艺术发展的第一个高峰。在燕乐大曲的伴奏乐队中，琵琶之所以处于核心地位，能够承担大型歌舞音乐的主要伴奏任务，其主要原因在于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琵琶客观上具有较大的音量。就曲项琵琶而言，其音箱体积较大，发音清亮，具有当时其他弹拨乐器无法比拟的音量，这在没有任何音响设备的唐代，无疑是一个重要的优势。另一方面，琵琶的演奏风格比较适合歌舞表演。琵琶具有多种演奏技法和丰富的音乐表现力，符合歌舞音乐节奏复杂多变、转调移调迅速的演奏要求，这决定了它在歌舞音乐伴奏中的关键作用。
宋代是琵琶武曲的衰落时期。琵琶是胡乐的代表乐器。宋代，汉人本土文化复兴，官方极力贬抑胡乐的地位，致使琵琶发展受到抑制。另外，宋代工商业逐渐繁荣，且形成了很多大都市，唐代以宫廷为主的音乐便开始走向民间，以适应新兴的城市文化需要。而且，宋代以说唱音乐为主，乐队中使用的主奏乐器也随之发生变化，吹奏乐器筚篥取代了原先琵琶在乐队中的地位。
元、明、清是琵琶武曲的复兴时期。宋代以后，词调音乐极其繁盛，琵琶独奏词调的器乐表演应运而生。尤其是民间音乐中的各种说唱、戏曲表演多用琵琶伴奏，使琵琶演奏涉及大量的民间曲牌，从而为琵琶独奏乐曲的形成和完善提供了重要的基础。琵琶武套多源于民间曲牌联套的大型声乐作品。在器乐化的演变过程中，一方面各曲牌原先所具有的音乐性质、艺术情趣逐渐淡化；另一方面各曲牌紧紧围绕套曲特定的主题发展演变，使得武套结构更加完整且内容统一。随着武套逐渐发展成熟，尽管曲牌原有的相对独立的音乐特点越来越少，但曲牌之间的联系却愈加密切。
（摘编自朱苏华《琵琶武曲的历史发展轨迹》）
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A．南北朝时期，我国的音乐文化主要是外来音乐和国内各少数民族音乐融合形成的。

B．琵琶武曲最初主要描述边塞生活，体现了西域音乐曲调悲哀、风格粗犷的特点。

C．唐代，曲项琵琶发展迅速，涌现出很多演奏家，这得益于当时兼收并蓄的开放政策。

D．因为唐代是琵琶艺术发展的高峰，所以此时琵琶成为燕乐乐队的主奏乐器。

阅读下文，完成下面小题。

控制论的出现，通常都认为从维纳1948年出版第一本书开始，但梁诚瑞在“维纳的控制论和清华大学”一文中考证说：“控制论并非如人们所知道的那样产生于美国，它的发端在中国的清华大学。”梁先生引用维纳于1954年出版的回顾科学生涯的书《我是一个数学家》中的自述，他宁愿选择在清华大学任客座教授的1935年作为创立控制论的起点。他在清华大学与李郁荣教授合作研制滤波器时，开始了对控制论的研究。正是在清华大学，维纳实现了从纯数学领域向电机工程和技术科学的转变。

1960年在莫斯科举行IFAC第一届世界代表大会时，维纳应邀参加了《哲学问题》杂志编辑部举行的有关控制论的座谈会。当被问到：“创立控制论时，是否出现过某些哲学思想的影响？”维纳回答说：“在哲学家中有一个人，如果他活到今天，毫无疑问，他将研究控制论。这个人就是莱布尼茨。”德国数学家、哲学家莱布尼茨最早试图用数学形式建立逻辑推理体系，发明过二元算术计算方法。据查莱布尼茨于1697年通过耶稣会理士白晋得到过中国的《易经》，研究过“圆圆方位图和六十四卦次序图”，受到启发。白晋当时是康熙宫内的法国传教士，受命返回欧洲，系统地向莱布尼茨介绍了中国的古代哲学。在《莱布尼茨全集》第四卷第一期上有他给友人的一封长信，其中有对《易经》的评论，他还写过《论中国人的自然哲学》长篇论文。梁诚瑞的结论是：“控制论的直系祖先是欧洲的莱布尼茨，其哲学基础来自《易经》。”

控制论与中国的这两层缘分或许还可以做进一步考证。但维纳能摆脱“反动分子”“伪科学家”的形象，而以胜利者的姿态去莫斯科出席IFAC第一次代表大会，则确实是工程控制论的创始人钱学森先生的功劳。维纳的控制论发表后，在哲学界曾引起轩然大波。此书的副标题是“动物和机器中的控制和通信”。人也是动物，把人和机器并列，以至等同起来，有亵渎人类尊严之嫌，惹怒了不少哲学家，就像哥白尼把地球从宇宙的中心搬到太阳系的一个角落而触怒了教皇一样。前苏联的哲学界首先发起攻击，称控制论是一种反动的伪科学，是现代机械论的一种新形式。还有更严重的批评说，控制论是为帝国主义服务的战争工具等。这位数学家在前苏联和东欧被视为反动的伪科学家和帝国主义的帮凶。鉴于当时的世界形势，未见有人公开辩论过。

1954年，钱学森出版了《工程控制论》，迅速地被译成俄、德文版。作者系统地揭示了控制论对自动化、航空、航天、电子、通信等科学技术的意义和深远影响。书内未触及到人类这种动物的尊严，写的全是技术科学。包括前苏联在内的世界各国科学界立即接受了这一新学科，从而吸引了大批数学家、工程技术学家从事控制论的研究，推动了五六十年代该学科发展的高潮。庞特里亚金的极大原理和卡尔曼的可观、可控性定理和递推滤波器等，都是在此期间出现的。在这种形势下，原持批判态度的哲学家们只好放下武器，悄悄修改了各辞书中的词条，肯定控制论是一门“研究信息和控制一般规律的新兴科学”。

1957年在巴黎成立IFAC筹委会，1960年9月在莫斯科举行了IFAC第一届世界代表大会，全世界控制论科学家咸集于莫斯科大学礼堂。维纳受到英雄般的接待。66岁的他，已显苍老。听别人作报告时鼾声大作，毫不顾及自己是人们注视的焦点。与会者只好吟诵《工程控制论》序言中史诗般的名句来表达对他的敬意：“建立这门技术科学，能赋予人们更宽阔、更缜密的眼光去观察老问题，为解决新问题开辟意想不到的新前景。”

钱学森从1935年起，在美国工作了20年，为美国的航空、火箭科学技术作出了卓越贡献。50年代初受到美国反动政府的迫害，被迫离开了国防尖端技术研究，受困达5年之久。在困境中，他转向工程控制论的研究。最近他还说，研究工程控制论只是为了转移美国特务们的注意力，争取获准回归祖国，当时没有想到建立一门新科学。

【小题1】不属于“控制论与中国”的“缘分”的一项是（ ）

A．维纳1935年在清华大学与李郁荣教授合作研制滤波器时，开始了对控制论的研究。

B．控制论受莱布尼茨哲学思想的影响，而莱布尼茨思想受中国古代哲学的影响。

C．中国科学家、工程控制论的创始人钱学森的《工程控制论》一书深远广泛的影响，改变了人们对控制论创立者维纳的态度。

D．在IFAC第一届世界代表大会上维纳受到英雄般的接待，成为人们注视的焦点。之后，原持批判态度的哲学家们也转变了对控制论的态度。

【小题2】对第二段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控制论虽然是一门技术科学，但是它的创立是有哲学依据的。

B．德国数学家、哲学家莱布尼茨对中国古代哲学的系统了解源于法国哲学家白晋的介绍。

C．莱布尼茨曾评论过中国的《易经》，研究过“圆圆方位图和六十四卦次序图”，受到了中国古老智慧的启发。

D．《易经》中的哲学思想可以说间接地成为了控制论的哲学基础。

【小题3】对第三段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动物和机器中的控制和通信”在不少哲学家们眼中等于把动物（包括人）和机器并列以至等同，这样有亵渎人类尊严之嫌。

B．作者把维纳和哥白尼比较，是因为二者都能“触怒”“惹怒”某些人。

C．“反动的伪科学”“现代机械论的一种新形式”“为帝国主义服务的战争工具”等抨击是哲学家“被惹怒了”的表现。

D．有一些支持维纳控制论观点的人，在前苏联和东欧一片攻击声中，鉴于当时世界形势，未能公开为维纳和控制论辩护。

【小题4】钱学森出版《工程控制论》影响广泛而深远，不属于该理论影响的一项是（ ）

A．世界各国科学界，包括前苏联在内，立即接受了工程控制论这一新学科。

B．大批数学家、工程技术学家被吸引，从事控制论的研究，推动了五六十年代如庞特里亚金的极大原理及卡尔曼的可观、可控性定理和递推滤波器等科学成果的出现。

C．各辞书中的词条被修改，控制论是“研究信息和控制一般规律的新兴科学”的地位被承认。

D．钱学森凭《工程控制论》成功转移了美国特务们的注意力，他因而提前获准离开美国回归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