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学创新与方法论转换（节选）

基于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伦理学发展状况的理论反思，伦理学本身的创新问题在近年来受到了许多学者的普遍关注。不言而喻，伦理学创新涉及许多复杂问题，其中最主要最困难的问题就是基础理论创新，而其前提和基础则在于思维方式和方法论原则创新。然而，通常人们只是着眼于新立场和新视野的寻求，而对于这些立场视野之间的内在关联则往往重视不够。其结果，虽然新主张和新看法接连不断，但真正的新思想和新理论却难以确立。

上述种种不同看法意味着，没有学术上的百家争鸣，就没有伦理学的发展和创新。在此意义上说，不同看法存在本身并非坏事，相反，它倒是伦理学发展和创新的必由之路。但是，伦理学作为一门特殊学科，毕竟有其特殊性质，不可能总是见仁见智。谈到哲学方法，黑格尔曾提出一个重要观点，即真正的方法应当是与其内容相一致的方法。伦理学也同样如此。它之所以应当确立价值与事实相统一的方法论，从根本上说乃是因为伦理学对象本身就是价值与事实的有机统一。毋庸置疑，伦理学是一门研究人应当如何生活的价值规范学科，它要给人们提供符合人的发展需求及社会发展要求的道德价值原则和伦理价值规范，因而首先是一门特殊的价值学科。然而，正像其他任何价值都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基于某种事实矛盾和现实困境一样，道德价值原则与伦理价值规范，也并非脱离现实存在的人的主观情感意志的某种抽象表达。

由此而言，当代中国伦理学就应当是一门事实性和价值性相统一的综合性学科。其事实性，意味着它的对象的客观性和实然性，决定了它的方法的描述性和性质的科学性；其价值性，则意味着它的内容的主体性和应然性，决定了它的方法的超越性和性质的理想性。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伦理学从“事实如此”直接推出“应当如此”。实际上在二者之间存在着一种联系中介，那就是人的现实生存方式的道德矛盾和人与人的现实交往关系的伦理困境。伦理学本是一门既研究道德伦理生成和发展规律，同时又为人的应然生存方式和理想交往关系提供道德价值原则和伦理价值规范的事实性与价值性相统一的双重性质学科。

（选自光明网 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哲学系 崔秋锁）

北宋哲学家张载有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既是先贤圣道，亦隐喻家国大义。因此家国情怀也是中国古典诗词从未缺席的主题诗词中的家国，既有“边塞况味”，也有“忧国忧民”。

“边塞况味”，莫如盛唐四大边塞诗人王昌龄、王之涣、岑参、高适，他们开启了中国边塞诗词的巅峰之门。王昌龄有感于汉将李广的英雄气概而作的《出塞＞“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句句宣誓，字字慷慨，尽显盛唐人保家卫国的决心。王之涣留存于文学史的诗作已不多，但《凉州词》的余响不绝于耳，尤其是那两句“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羌笛与杨柳，春风与玉门关，离家已经平添几分忧思，而更为堪忧的是，面对这茫茫荒漠，连表达思念的杨柳枝都找不到。玉门关，自古就隐喻着边塞情绪，诗人把它放在这里，更显回乡之路漫长悠远。忧愁虽然有，但比忧愁更强烈的是慷慨，乡愁之上，还有家国荣誉，这远远高于个人悲情。边塞将士们的坦荡着实令人叹服。于是，我们不难理解，王之涣的《凉州词》为何哀而不伤、怨而不怒、悲壮却不凄凉了。

“忧国忧民”诗词所体现的则是国与民在争战中的苦难。忧国，既有曹植“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又有辛弃疾“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更有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在“捐躯赴国难”这面旌旗下，辛弃疾一腔热血奔赴《破阵子》，陆游逝前留下“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殷切期待。忧民，最深情的则非杜甫莫属了。朱熹论杜甫人格，将他与颜真卿、诸葛亮、韩愈、范仲淹并举为“君子”，意为“品格高尚”的人。朱熹认为他们“其所遭不同，所立亦异，然求其心，则皆光明正大，疏畅洞达，磊磊落落而不可掩者也”。杜甫的“磊磊落落”是他对民众生命的人道关怀。他的“三吏”、“三别”像一部史诗，记录着战争中百姓的艰辛。“嫁女与征夫，不如弃路旁”的年轻人，“子孙阵亡尽，焉用身独完”的老人，“存者无消息，死者为沉泥”的受难者，这些形象直指人心。杜甫爱民之情丹心耿耿，情义相照。

家国情怀，成为中国古典诗词积淀于文化中的审美基因。它深隐于华夏灵魂深处，昂而不傲，光而不妖。它内敛、融达，成就了中华文化昂扬的自信：“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这种文化自信与古典诗词偕隐同行，玲珑剔透，流光溢彩，超越了空间，点亮了时代，烛照千秋，辉映未来。

（摘自2018年2月12日光明网《古典诗词与文化自信》）

   展示中国文化

“软实力”是时下一个热门词汇。软实力的提升，在很大程度要依靠文化产业。因为文化产业的消费过程，就是价值认同的过程。所以，我们必须高度重视文化产品的文化内涵、精神内涵、价值内涵。

我们的文化产业，特别是电影、电视等受众面广的文化产品，应该向世人展示中国文化和历史中健康的东西，正面的东西，美的东西。

我不是说中国文化和历史中没有不健康的东西，负面的东西，不美的东西，当然有。然而，中国文化从总体上是健康的，是美的。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强大创造力和生命力的民族。

我不赞成有的人以偏概全、以丑为美，把中国历史上和现实中的阴暗的、丑恶的、血腥的东西，加以放大、渲染，或者把中国人一个一个描绘成发呆的模样，这样的所谓作品，怎么可能得到国际社会对中国文化的认同和向往，怎么可能增强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吸引力呢?我们的文化产品在向国际社会介绍中国文化的时候，要力求提供一种对于中国文化的深度认识。

介绍中国文化，当然要讲述中国的历史故事，要介绍各种文化遗产。但同时，更要展示在这些文化遗产后面的东西。这就是中国文化的精神与价值。例如，从杨柳青年画的欢乐喜庆，可以看到中国人对平安、富足生活的强烈愿望；从青州佛像的微笑，可以看出，中国人无论是在太平岁月，还是在苦难岁月，都能保持乐观、从容的气度；从江南园林可以看到中国人优雅的生活品住和美感世界。这样展示出来的中国文化，有活的灵魂，才有深的认识，才能照亮中国文化的本来面貌，并释放出无穷的意味。

我们文化产品要特别注意展示中国文化中体现人类普世价值的内容。

那些最有中国特色的东西，往往体现我们民族的独特的价值观和思想体系，而且也最能体现全人类的普世价值。人们常常说的普世价值并非就是西方价值。比如，我们从孔子的

《论语》和天坛建筑，可以看到中国人对大自然的敬畏和感恩的心境；从万里长城到郑和下西洋，可以看出中国人对和平的永恒祈求；从20世纪老上海的开放活力，可以看到中国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包容，等等。这些都是中国传统文化所体现的普世价值，需要着重展示、照亮。

我们的文化产品要特别关注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实践，要展示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态度、生命情调、人生愿望和追求。例如，从《清明上河图》中宋代都城老百姓那种快乐的气氛，可以感受到中国人对和谐生活的满足；从中国人在弹琴、下棋、饮酒、喝茶时的诗意氛围，可以看到中国人的审美追求。普通老百姓的心灵世界、文化性格、生活愿望和审美情趣，对一个民族生存和历史发展，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中华民族历经磨难，但都能承受，这和老百姓的内在心态密切相关。

总之，我们要提升软实力，就要使文化产品有更高的精神追求，引导整个社会，同时，向世界显示中国人高尚的精神世界和优雅的精神趣味。

 (节选自《人民日报》作者：叶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