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祚禄的长篇小说《青弋江儿女》讲述了长江下游青弋江两岸陶柳两家三代人从抗战迄今几十年的生活图景与风云变幻。小说采用家族叙事，在日常生活的描绘中表现八十年间发生的重大事件。它不同于一般知识分子写作的乡土题材小说，它没有单纯地描绘农民的艰辛与困苦，也没有把乡村描绘成一幅单纯的田园牧歌图，而是由乡村知识分子谱曲填词，由农民演唱，反映农民几十年生存奋斗历史的长篇赞歌，是一幅由乡村知识分子观察思考并绘制的农村历史画卷，带有江南水乡特有的荷花馨香与泥土气息。

在《青弋江儿女》中，作者以陶柳两家三代人为描写对象，描绘了青弋江两岸的农民及农民出身的英雄群像。他们出身低微，祖祖辈辈在江南水乡生存繁衍。作者给他们取的名字也带有浓厚的水乡气息，男人不是“水”，就是“生”；女人不是“梅”，就是“红”。命名虽相似，但面貌各异，性格鲜明。男人既沉稳有力又乘风破浪；女人外表清新可人，内在泼辣爽直。这些人在青弋江两岸肥沃的圩田里种植稻米、莲藕，摸鱼捉虾，在长江、青弋江中乘风破浪，运黄沙跑运输。他们养育的儿女不是参军，为国捐躯，就是上大学学科技，支援祖国建设。“他们就是靠着勤劳的双手，面朝黄土背朝天，靠着刮地皮养活了我们的国家，支撑起了我们国家的建设。”

在三代人物中，第二代人是描写的重点，金梅则倾注了作者最多的笔墨。金梅自幼失去母亲，十五岁时被父亲卖给地主婆陶寡妇作童养媳，但她没有怨天尤人。她深明大义，有爱国情怀。抗战时期主动借给游击队一船稻谷，在建国初期主动支持丈夫奔赴朝鲜战场，保家卫国。她爱憎分明，直爽泼辣。面对陶根子这样混进革命队伍的流氓小偷，她直指他们的小人之心，并坚决反抗。但当陶根子为救济灾民偷粮食时，她又宽容大度，原谅他曾经的错误。金梅是青弋江边成长起来的一位农村女性，又是长江流域一位大写的“母亲”，不论是为女、为妻还是为母，都具有传统女性的优秀品质。尽管作者在塑造人物时缺乏必要的心理活动的描写，有些地方性格的发展缺乏必要的过渡，但她仍是该作塑造得最成功的农村妇女形象，是作者心目中理想的底层劳动妇女形象。

许祚禄以乡村知识分子视角，描绘陶柳两家八十年的家族故事，表现农民朴素中的伟大，谱写了一曲农民赞歌。当然，在艺术上，《青弋江儿女》也如它的内容一样，质朴无华，没有新颖的叙事手法与结构艺术；描写人物的手法相对单一；一些情节的转折缺乏必要的交代。但人物语言是一个亮点，尤其是金梅与国红，个性化的语言将人物的性格展示得栩栩如生。而且，作品语言鲜明的地域特色，带有江南水乡特点的景物描写也增加了作品的文学审美性。

（摘编自朱菊香《乡村知识分子视域中的农民赞歌》）

任何民族的文化都具有时代性和民族性。文化的时代性是指该文化在社会发展某个特定历史阶段的时代特征，它反映的是世界各民族在相同时代或相同社会发展阶段上的落后与先进之别；文化的民族性是指各个民族文化所具有的特殊性质，特别是各自的不同传统。

具体到我国近代以来文化的时代性、民族性，应当区分两个不同阶段。一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一阶段。当时中国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各方面的落后，使一些先进知识分子感到需要向西方资本主义先进国家学习科学技术和新文化，借以挽救国家和民族危亡。在这种情况下，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乃是落后向先进学习的过程，因而可看作是古今问题，而不是中西问题。哲学家冯友兰说：“在中国近代史中，所谓中西之分，实际上是古今之异。以中学为主，对西学进行格义，实际上是以古释今；以西学为主，对中学进行格义，实际上是以今释古。”二是20世纪末21世纪初这一阶段。这一阶段中国早已走出救亡时期，而处于国家强盛时期，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科技进步。因而，现代的中西关系就不再是落后与先进的关系，而是一种双向交流的关系。我们学习西方不再是追求西方化、西学化，而是追求国际化、世界性等。

从文化的民族性来说，确实没有高下优劣之分，各种文化都有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中西文化体现的是两种不同的民族文化特征，彼此各有特色。学习西方文化，我们不能光点头，也不能光反对，而是要吸收、利用和超越西方文化，以形成自己更高水平的民族文化。在中西哲学关系上，哲学家贺麟既不主张全盘西化，又反对中体西用，而是提出“化西”的中国哲学。他认为，正如宋明理学不是“佛化”的中国哲学，而是“化佛”的中国哲学，现今的中国哲学也不能是“西化”的中国哲学，而只能是“化西”的中国哲学。

至于古代与现代的关系，我们所理解的古代经典实际上是过去与现在的综合，也就是古代经典与现时生命的思维沟通。比如，我们所理解的古希腊、柏拉图已不是当时的古希腊、柏拉图，而是我们此时的古希腊、柏拉图，我们对他们的思想情感已不是当时人们的思想情感。古典型或经典型不只是一个历史性概念，更重要的还是一个现代性概念。古典型、经典型不是自在存在，其真理并不自在持存。古典型或经典型的东西就是那种经过不同时代检验而保存其真理的东西。我们对古代经典进行理解，这种理解永远是过去与现在的综合、陌生性与熟悉性的综合、他者与自我的综合。

(摘编自洪汉鼎《正确把握文化上的中西古今关系》)

①文人在社会历史的舞台上一直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文人既不同于一生主要从事政治的政治工作者，也不同于主要从事科学研究的科研人员，而主要指在思想意识领略从事研究和创作的人员。因为这些人能真正在思想意识领略起着举足轻重、导向作用，在宣传部门和媒体单位具有一定身份和地位，他们掌握着宣传传播的媒介工具。

②同为文人，因为受客观环境的影响不同和自身的主观倾向不同，文人在其自身于社会的表现也不同，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种表现：纯文人、文化战士、媚俗文人。

③“身在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不食人间烟火”，这恐怕是纯文人所采取的或向往的思想境界吧。他们对社会上的种种丑恶现象和流俗敏感、愤怒、厌恶，嫌而避之。对那些避之不及的俗人俗事会感到玷污了自己，甚至会“挖耳洗面”，以洁视听。这类文人，对社会的发展往往持消极悲观的态度，认为理想的社会状态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但他们又不同于那些缺少思想、随波逐流的凡夫俗子，而是把大量的思想和热情投入到文学作品中，在作品中表达他们的向往和喜怒哀乐。于是便有了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于是便有了种种的神话故事和英雄小说，于是便有了神鬼狐与人相恋、卖油郎独占花魁的故事，于是便有了吟山歌水、风月无边的妙句佳文……不管怎么说，正是由于这些纯文人的存在，从而才有了人类社会的浩如烟海的文化遗产。虽然其中不乏“烟灯烟枪”之类，但也有大量的“奇珍异宝”、典章佳文，让后人徜徉其中，流连忘返……

④文化战士这一提法可能过激了一点，但不用“战士”这一词仿佛又不能概括这一类文人的特点。这一类文人的最大特点就是深切关注当世的社会生活，把文艺当作向黑暗挑战、明辨是非、捍卫真理的一种武器。他们深刻剖析社会的现实生活，剖析人性的善恶，宣扬真善美，揭露假恶丑。他们的作品往往具有明显的社会属性，具有鲜明的立场和善恶观念。他们的文艺观点不仅反映在向那些他们认为是反动的、腐朽的、自私的、诡辩的文学思想作斗争的同时，也表现在与那些单纯“吟风弄月、无病呻吟、八股学究、痴人说梦”的纯文学以及那些“玄幻戏言、调笑逗乐、艳事性趣”类的媚俗文学的远离。李白所神往的学习的“蓬莱文章、建安风骨”，以及韩愈、柳宗元所倡导的古文运动就是反映了文学要有发拨扬正气、扬清涤浊、争辩是非、关注人民生活的境界和勇气。鲁迅先生是举世公认的“文化战士”的楷模。新中国的开国领袖***更是一位高瞻远瞩、胸怀博大、善于明辨是非的文化战士。鲁迅笔下的“阿Q精神、棒打落水狗、解剖小我”等精神，***笔下的“白求恩精神、阶段分析、论持久战、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人民战争”等等这些思想成为警省世人、明辨是非、坚定信念的不灭的明灯和有力武器，永远给人们以启示和力量。如果说纯文人是在逃避现实，安于幻想，把理想和现实割裂开来的话，那么文化战士则是将理想和现实联系起来，从现实中寻找实现理想的突破口和途径。哪怕理想与现实是多么地遥远，但也决不做逍遥的隐士，也不做屈服的奴隶。而是以“出污泥而不染的崇高品格”，以战士的斗争精神积极开展社会实践。他们善于发现和团结社会中的进步力量，认为真理永远是不会被磨灭的，乌云终究遮不住太阳，所以他们敢于斗争，坚持斗争，甘于奉献和牺牲。

⑤媚俗文人从根本上说不是一个真正的文人，只能算是一个为了实现个人私利的投机分子或商人。媚俗文人以迎合所谓“大众”为文学路子，从而达到推销自己，获得名利的目的。他们的作品多数情况下是迎合大众的低级趣味，主要是迎合那些思想尚未成熟的爱好新奇的年青人的口味。他们可以放弃立场，可以没有立场，所以他们会嘲笑那些热血文人。他们会说文学仅是游戏而已。他们以自己获得的名利为依据，以作品的销售量和点击率的虚高，反驳讽刺那些对他的作品进行批评的人。他们为了防止自己的作品遭到剖析和贬低，会运用这样那样的所谓流派、所谓手法、所谓主义等来解释有时连他们自己也说不清的某些作品。向世俗势力低头，这是媚俗文人的另一种表现。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媚俗文人可以是很优秀的投机分子，他们可以炮制出大量的混淆是非、为虎作伥、歌功颂德的作品来。从整体上来看，媚俗作品不注重作品的文学性，也不注重思想性。与其说是“文学作品”，倒不如说是以文学面貌出现的“商品”，所以这类作品被“纯文人”和“文化战士”两类人都拒之门外。它们只是作为世俗大众的“快餐”匆匆过场了事。

⑥当然，人是复杂的，能动的。纯文人、文化战士、媚俗文人有时并没有截然的界线。一个文人有时可能表现为这种文人，有时也可能表现为另一种文人。作为热爱文学的人，与广大的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这是任何一个有责任心和使命感的文人应该采取的态度。文人作为人类社会发展史中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更应该为人类的和平、发展、和谐、平等、文明服务。实际上，当你的胸怀装下了万里江山，装下了地球甚至宇宙，装下了千千万万人的痛苦与快乐，你肯定也是一位充实的快乐的人。因为你再也不会被“自己的享受、自己的升官发财、自己的居于人下”等等这些庸俗痛苦的事情而委曲求全、疲于奔波了。

“人生自古谁无死， 。”

“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好了，无需多说，先人们已经做了很好的回答。

唐代中秋文化寻绎

张之为

中秋是我国源远流长的时令节日，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君王的祭月仪典，而演变为民俗节日，据现有资料考察，是唐代的事。唐是中秋节发展的关键时期，形成了形式多元、内涵丰富的中秋文化，奠定了流衍至今的中秋节俗的文化基调。

中秋节的形成，唐玄宗是关键人物。开元十七年，玄宗将自己降诞之日八月初五定为“千秋节”(《唐会要》卷二九)。这是唐代最重要的大节，举国欢庆。庆典上，玄宗要向四品以上的官员赐金镜，群臣献寿，也要进奉宝镜。这些镜子被称为“千秋镜”。“月宫镜”就是千秋镜的一种，纹饰上或有明显的月轮图案，或刻画桂树、嫦娥、蟾蜍、玉兔等月宫神话元素。唐代月宫镜中出现的形象系统与今日所流传的基本一致，说明当时对月宫世界的想象已经成熟。

《太平广记》记载了一个玄宗游月宫的故事，约略如下：开元年间的中秋十五日夜，玄宗在宫中玩月，被一名叫罗公远的异人接引前往月宫，见到仙女数百，素练霓衣，舞于广庭。玄宗于是密记其声调，归召伶官，依其声调，作《霓裳羽衣曲》。(《太平广记》卷二二)

这则材料的重要性非比寻常。它揭示了从八月五日千秋节向八月十五中秋节转换的契机。中秋玩月习俗多见于中晚唐之后，暗示了玄宗死后，千秋节自然消亡，中秋节才转而代兴。两者的民俗记忆互相勾连：盛世天子玄宗、盛大的欢宴、月神话的元素、赏月的行为。更重要的是，这个故事透露了一个极为重要的信息，那就是神话正在向艺术领域渗透、转移。

中秋文化同样渗透到了文学领域中。赏月是中秋节俗的核心，唐诗当中也出现了大量的咏月诗。其实“月”是诗歌最古老的意象之一，《诗经•陈风•月出》就有“月出皎兮”的经典咏叹。但唐代的咏月诗有其独特之处。翻检《全唐诗》，常见八月十五“与诸公望月”“同诸客玩月”“与某某赏月”这样的题目，还有多人燕集，同题共作的。这充分说明唐代中秋的赏月活动不再是个人行为，已经群体化，形成了节俗。同时，唐咏月诗中开始非常密集地出现月宫、桂、蟾蜍、玉兔、嫦娥等神话意象。这种前所未见的现象，是唐代月神话影响力扩大的直接反映，它已经渗入了文学创作，并逐步生成固定的意象群。最值得关注的是，唐咏月诗不但吸收了月神话的元素，在主题表现上，也超越了朴素的追求长生久视的宗教情感，越来越重视审美体验与情感共鸣。

早在千余年前的唐代，中秋文化已经深入了中华文明的肌理。古希腊苏格拉底曾有“认识你自己”的哲学宣言，实际上，无论中西，对拥有深厚积淀的灿烂文明古国，考镜源流、追溯历史，不仅是寻根、体认自我，更是为了传承、发展与未来。

  (摘编自《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