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古镇是江南文化的源头。人们提到江南，已不再仅仅是最初的地理范畴，“江南”更多成为一种虚化的审美需求和文化寄托，呈现的是自古至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文化性和文化引领，是江南古镇发展的第一要义。

江南古镇的物质文化元素，最突出的就是水。“亲水和泽”是江南古镇的地域生态，正所谓“上善若水”，主动融合、浸润、和谐是水的基本特质。于是，“和”成了江南最核心的文化要素，也成就了江南文化跨越时空的魅力。

如今的江南水乡古镇已不再是“古老”的代名词。近年来，江南古镇通过举办各种节庆活动、会展论坛、体育赛事等，致力打造多元文化聚集地，成为文化创新的新磁场。随着越来越多文艺的、国际的、互动的展览和节庆的植入，愈加多元的审美观、价值观在这里碰撞交融，江南文化正被绵绵不断地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原有的本土文化之外，一系列既有传统文化元素，又融合现代灯光舞美及西方文化艺术形式的文化项目，在古镇不断上演。周庄“江南人家”水剧场，朱家角实景版昆曲《牡丹亭》叫好又叫座。江南文化正是在这样接续不断汲取新鲜血液的基础上，保持着不竭活力。

江南古镇为什么会令人向往？关键在于，它的人文与生活，它那与时俱进的古老中又带着烟火味的、宁静的江南水乡古镇生活方式。之所以能汇聚多元文化，就在于江南古镇千百年来所凝聚的文化力。自东晋至宋以来，江南水乡逐渐从一个地理名词转变为蕴含美丽、文气与富庶的审美概念。正是凭借自身强大的文化力，江南文化才能做到不失其根，又以自身文化涵养外来文化，以自我文化包容多元文化，在汲取传统之上融合创新，在兼容并蓄上创造流行，打造经典。

集聚多元文化是第一步，扩建文化空间，承载多种文化更为重要。这里的文化空间并不囿于狭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视角，而是广义的概念。江南古镇，抑或是其它古镇的文化空间，一定是鲜活的、有着特定色彩的文化由秉持趋同价值判断的人在一定场域内交错上演的立体形态。这里的人既有原住民，也有饱含感情的文化回归者，也可能是带着文化创意的外来者；这里发生的文化有着“这里”而非“那里”的鲜明的特色，即便是外来文化，最终的呈现形态也与原生文化有着强烈的内在逻辑和关联，是一种交融后的模样。江南古镇在文化空间扩展方面也做了许多有益探索。比如乌镇，以乌镇大剧院为核心的文化表演空间群体和以国际戏剧节为依托的戏剧孵化基地；朱家角也通过文化空间扩展和文化坐标树立，从“商业行动期”步入“文化感动期”。而代表传统江南文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与当代艺术互相激荡，在特定的空间下，正在酝酿创造一种新的江南文化类型。

文化不是静止的，而是流动的，只有空间才可以让流动的文化停下脚步，结根于兹，慢慢繁华。这是每一种文化生长的先决条件，而多种文化空间的扩展也恰是大气、开放、包容的江南文化的最好体现。

（摘编自李亚娟的《新时期江南古镇的文化创新实践》）

激烈的反传统主义者

①钱玄同到北京之时，虽然学术上已经是大师级学者，但他在思想上仍然认为推翻清朝之后中国的出路是要“光复旧物”，而且“愈古愈好”。但袁世凯借助复古企图恢复帝制和张勋复辟两次丑陋的政治表演，促成了关心国运的钱玄同反思他的复古主张。他由一个复古主义者迅速转变为激烈的反传统主义者。这种转变体现为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和对西方文化的全盘接受，对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参与，全面地展示了他的这种取向。

②今天我们熟知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发起人是陈独秀和胡适，但新文化运动若缺少了钱玄同，是否能造成那么大的声势，则殊可存疑。他积极投身新文化运动，以骄枉过正的方式对中国古典文化的各个方面展开全面攻击。对文学传统，他斥之为“谬种”、“妖孽”，提出“应烧毁中国书籍”；对中国戏曲，他认为“今之京戏，理论既无，文章又极恶劣不通”，他提出“要中国有真戏，非把中国现在的戏馆全数封闭不可”；对中国古典小说，他认为“旧小说中十分之九，非诲淫诲盗之作，即神怪不经之谈。否则以迂谬之见，造前代之野史。”这还不算，最激进的是他甚至提出“废除汉文”，他说：“欲废孔学，不得不先废汉文；欲驱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蛮的顽固思想，尤不可不先废汉文。”

③然而问题是，若真如钱玄同所说彻底把中国古典的学问打翻在地，那中国该怎么办呢？钱玄同继续语不惊人死不休，他把希望寄托于欧化。一个精通中国古典学问的大师，竟然能够对自己从事的学问以釜底抽薪的方式彻底颠覆掉，钱玄同可真敢标新立异！

④钱玄同在新文化运动中提出的这些主张，当然不可能全都实现，但也不是全无成绩。至于他提出新文学要新做的主张，则正是他促成鲁迅加入新文化运动，是《狂人日记》这篇中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的新文学杰作的催生者。鲁迅在《呐喊自序》里也说，是因为不忍抹煞钱玄同们“毁坏这铁屋子的希望”，“终于答应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一篇《狂人日记》。”今天，鲁迅成为中国新文化无可争议的一面旗帜，钱玄同的催生之功不可谓不大。

⑤钱玄同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功绩显而易见，最明显的事实是，今天我们熟知并广泛运用的标点符号、阿拉伯数字及汉字横排等等，都是钱玄同率先提出的，正是钱玄同“提倡白话文的努力”的结果。虽然时光流逝，白云苍狗，今天的读者大多很难再想起是钱玄同奠基了这一事业，更不会想到我们每天都在使用的标点符号、司空见惯的横排汉字正是出自这位文字音韵大家之手。

⑥钱玄同曾说：“我所爱的中国是欧化的中国！”这很容易使钱玄同被误认为是一个崇洋媚外的家伙，但这显然不是事实，否则就不能理解钱玄同晚年的抗日行为。实际上，钱玄同不是当时普通的“全盘西化”论者，他对“欧化”有自己独特的解释：“所谓欧化，便是全世界之现代化，非欧洲人所私有，不过欧洲人闻道较早，比我们先走了几步我们倘不甘‘自外生成’，唯拼命去追赶这位大哥，务期在短时间之内赶上。”他认为，只要不三心二意，左顾右盼，就一定能赶上这位大号，到那时，我们就可以“和他们并辔前驱，笑语徐行”了。从这我们可以看出，钱玄同激烈的反传统行为，其实是对当时祖国的落后和混乱怒其不争，因爱之深才痛之切的正常反应。

（节选自袁贺《钱玄同：引领风气的一代宗师》）

0这个后起的整数是否属于自然数？这在现代数学界仍有争议。从西汉中晚期至东汉早期的简牍中可以看到，至少在那个时代，中国人的算术中还不存在“整数零”这个数学概念。

众所周知，相较于其他整数，“零”出现得相当晚。现代数学的整数符号0是印度人在公元5世纪发明的，传入中国就更晚了，中国先秦的古籍中，找不到任何表示这个整数的字眼，0根本没有出现过，“零”也只有“零落”一类的意思，尚未表示数字。

学者研究指出，古代中国人是有类似“零”的概念的。比如中国哲学很早就有了“无”的观念，和“有”相对。再比如古人利用算筹进行计算时，会以空位表示该位“没有值”。但是，这些大多都是“空集”“空位”之类的观念，而非严格意义的“整数零”的概念。

20世纪70年代，甘肃居延扇水全关遗址出土了万余枚汉代简牍，其中一枚记录了如下一些数字：“负七、负五、负三、负一、得二、得四、得六、得八。”与之类似的是西北地区出土的几枚汉代简牍，这些木简应该是用于考核相关人员的工作绩效的。用现代数学常识来看，这种数数方法显得十分别扭，但对于汉代人而言，这样计数再平常不过了。他们眼中整数的序列，就像现代人乘坐电梯一样——从一楼往下一层，不是零楼，而是负一楼。抽象地说，在他们看来，整数不是现代定义中数轴上的点，而是数轴上的线段。通俗地讲，他们的整数计算就是“囫囵数字，论个儿数”（其实严格地讲，当时也还没有现代数学意义上的“正负”概念）。这种数学观念，极大地影响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风俗传统，直至今日仍有痕迹可循。

从数轴的角度理解中国式的计时方法，所谓“两天”，只需要起点终点分别为第一天、第二天这两条线段的任意点，而不必积累满两个整天的长度。中国传统的服丧制度正是如此，按规定嫡子为父服丧须满三年，这里的三年是指二十五个月，而非三十六个月——因为无论怎么算，二十五个月都能经过三个“年线段”。既然正整数的概念均为缺少左端点的线段，且没有零的概念，自然计数的起始点就是一而非零了——计算岁数的方式正是如此，出生就算一岁，中国人的传统是没有零岁的，所以除夕出生的婴儿，大年初一就已经两岁了，这种计“虚岁”的古老方法，很多现代中国人很难理解，其实这正是早期中国整数观念的孑遗。

尽管整数的概念是数轴上的线段而非点，但值得一提的是，古代中国人仍在很早的时候就发明了分数。出土的先秦秦汉数学文献中频频见到发达的分数计算。古代中国发达的分数计算与相对落后的整数观念并存了至少几百年，迟迟不产生“零”，尽管很难想象，却偏偏就是事实。

数学界对0是否属于自然数的争论，当然都是从数学理论的角度出发的。不过，如果改从历史的角度看问题，根据汉代出土简牍所见的情况，“零”的确既不能说是“自然产生的数”，也不能说是“数起来很自然的数”，确实一点也不“自然”。

（摘编自《汉简无“零”》，中国社会科）

学问分门别类，除因人的精力有限之外，乃是为求研究的便利，并非说各门之间真有深渊相隔。为研究的便利，不妨分工；但我们若欲求得彻底的智慧，就必须旁通本门以外的知识。在自然科学的发展史上，凡是有划时代的贡献的人，没有一个是只关注自己的研究方向、方法与立场的人。这些人既是专家，又超过专家；他们是通人。。

假定一个科学家，终日在实验室与仪器及实验品为伍，此外不知尚有世界。这样的人，可被推崇为大科学家，但实际并非一个全人，其精神上之残废就与身体上之足跛耳聋没有多少分别。再者，当今学术的专门化，细目化，各有专家。而一个人除做专家外，也要做“人”，并且必须做“人”。一个十足的人，在一般生活上讲，是“全人”，由学术的立场讲，是“通人”。

学术界太专的趋势与高等教育制度有密切的关系。今日大学各系的课程，为求"专精"与"研究"的美名，舍本逐末，基本的课程不是根本不设，就是敷衍塞责，而外国大学研究院的大部课程在我们只有本科的大学内反倒都可以找到。学生对本门已感应接不暇，当然难以再求旁通。一般的学生，因根基的太狭太薄，真正的精通 谈不到，广泛的博通 无从求得；结果各大学每年只送出一批一批半生不熟的智识青年，既不能作深刻的专门研究，又不能正确地应付复杂的人生。近年来教育当局与大学教师，无论如何的善于自辩自解，对此实难辞咎。我们所缺乏的人才，主要的不在量，而在质。雕虫小技的人并不算少。但无论做学问，或是做事业，所需要的都是眼光远大的人才。

凡人年到三十，人格就已固定，难望再有彻底的变化，要做学问，二十岁前后是最重要的关键，这正是大学生的在校时期。品格、风趣、嗜好，大半要在此时来作最后的决定。此时若对学问兴趣立下广泛的基础，将来的工作无论如何专精，也不至于害精神偏枯病。若在大学期间，就造成一个眼光短浅的学究，将来若要再作由专而博的功夫，则难如登天。当下各种学术都过于复杂深奥，无人能再望作一个活的百科全书的亚里士多德。但对一门精通一切，对各门略知梗概，仍当是学者的最高理想。二十一世纪为人类有史以来最复杂最有趣的时代，今日求知的机会也可可谓空前；生今之世，如甘作井底之蛙，岂不冤枉可惜？我们何妨时常爬出井外，去领略一下全部天空的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