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当前信息的困境由过去的匮乏转化为过剩。一方面，海量信息以其无序性挑战着人们的认知能力，无效信息、虚假信息充斥着人们的眼球；另一方面，人们应用媒体的能力和时间有限，如何快速高效获取所需信息成为迫切需求。诸如“今日头条”等资讯类App，借助基于算法的个性化信息推送技术，根据用户的数据自动过滤掉部分信息，在短时间内呈现给用户更多的有效信息，提高了信息获取效率，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用户信息过剩的困境。

信息化社会的加速发展激化了现代人追求个性化的心理需求。市场需求决定着供给，用户对于个性化信息的需求，刺激了个性化信息服务的产生。基于算法的个性化推送技术，通过信息呈现方式的不同实现有效的个性化服务。这种基于算法的个性化的信息推荐服务，较之传统的人工信息在内容的把关上更为精准，给用户带来直接的“私人定制”感，真正实现了用户对于信息的“选择性接触”，用户的个性化需求得到极大的满足。

（摘编自齐沛尧《浅析基于算法的个性化信息推送服务》）

材料二

算法主导的信息分配机制，高效地打造了一个“私人定制”的时代。然而换个角度看，技术、算法与其说是引领者，不如说是迎合者；与其说是提供思考的导师，不如说是强化偏见的囚徒。技术为用户量身打造信息，开启了符合读者口味的一扇窗，却关上了多元化的一道门。我们或可名之为“孤岛效应”——在自我重复、自我肯定、自我强化中，公众的知识、思想逐渐固化，成为海面上的一座座孤岛。只看自己喜欢的、只读自己认同的，难免会带来固执己见、固步自封的危险。

（摘编自《算法时代，人民日报透过舆情看大势》）

材料三

如何在海量信息中获取更多关注，催生了“流量焦虑”；而智能推荐改变原有分发模式，又带来了“算法焦虑”。流量焦虑之下，各种“哭晕体”“震惊体”频现，偏激观点、浮夸文风令人不适；算法焦虑背后，则是所谓的“推荐阅读”助长了虚假信息、低俗内容的传播。现实中，一些互联网信息平台确实在内容审核上下了大力气。某信息聚合类APP的员工中，内容审核团队几乎占去了一半。但“偏轨”问题一再发生，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对技术的过度依赖。内容的生产靠“众包（一种新闻生产模式，新闻机构通过网络平台邀请用户为新闻报道贡献内容，用户可以根据自身的特性，承担包括消息源、文字记者、摄影师、评论员等多种角色）”、内容的分发靠算法，这些具有媒体属性的平台，既缺少“总编辑”，也缺少“把关人”，技术取代内容成了主角。生产和分发一旦“去编辑化”，审核团队人再多，也无法应付海量内容。而如果媒体平台变成了纯粹的流量平台，既难言质量，也难保导向。

技术承载着价值，决定了它可以也应该成为主流价值的载体。比如，在决定给用户推送哪些内容时，不但要考虑用户的个人兴趣和习惯，帮助他们“各取所需”；更需要对内容产品的质量做出全面评价，善于辨别真伪、敢于判断对错。技术不是号称中立、逃避责任的借口，而应该成为启发思考、启迪智慧、传播主流价值观的流量入口。

重视技术带来的问题，并不是要拒绝技术，而是更需要保持技术敏感，学会“驯服”算法、驾驭技术。算法的优势在于充分了解读者、不断回应诉求。这也启示主流媒体，不能再“埋着头”创作、“仰着头”传播，而必须发挥技术的“赋能”作用，让主流价值搭上新技术的快车。

（摘编自《用主流价值纾解算法焦虑》）

①先秦诸子由于社会影响巨大，历史贡献卓著，因此对中国文脉的形成有特殊贡献。我把先秦诸子的文学品相分为三个等级――第一等级：庄子、孟子；第二等级：老子、孔子；第三等级：韩非子、墨子。在这三个等级中，处于第一等级的庄子和孟子已经是文学家，而庄子则是一位大文学家。

②把老子和孔子放在第二等级，实在有点委屈这两位精神巨匠了。我想他们本人都无心于自身的文学建树，但是，虽无心却有大建树。这便是天才，这便是伟大。在文脉上，老子和孔子谁应领先？这个排列有点难。相比之下，孔子的声音，是恂恂教言，浑厚恳切，有人间炊烟气，令听者感动，令读者萦怀；相比之下，老子的声音，是铿锵断语，刀切斧劈，又如上天颁下律令，使听者惊悚，使读者铭记。孔子开创了中国语录式的散文体裁，使散文成为一种有可能承载厚重责任、端庄思维的文体。孔子的厚重和端庄并不堵眼堵心，而是仍然保持着一个健康君子的斯文潇洒。更重要的是，由于他的思想后来成了千年正统，因此他的文风也就成了永久的楷模。他的文风给予中国历史的，是一种朴实的正气，这就直接成了中国文脉的一种基调。中国文脉，蜿蜒曲折，支流繁多，但是那种朴实的正气却颠扑不灭。因此，孔子于文，功劳赫赫。本来，孔子有太多的理由在文学上站在老子面前，谁知老子另辟奇境，别创独例。以极少之语，蕴极深之义，使每个汉字重似千钧，不容外借。在老子面前，语言已成为无可辩驳的天道，甚至无须任何解释、过渡、调和、沟通。这让中国语文，进入了一个几乎空前绝后的圣哲高台。我听不止一位西方哲学家说："［甲］从语言方式，老子［乙］是最高哲学。孔子不如老子果断，因此在外人看来，更像一个教育家、社会评论家。"外国人即使不懂中文，也能从译文感知"最高哲学"的所在。有一段时间，德国人曾骄傲地说："全世界的哲学都是用德文写的。"这当然是故意的自我夸耀，但平心而论，回顾以前几百年，德国人也确实有说这种"大话"的底气。然而，当他们读到老子就开始不说这种话了。据统计，现在几乎每个德国家庭都有一本老子的书，其普及度远远超过老子的祖国。

③说完第二等级，我顺便说一下第三等级。韩非子和墨子，都不在乎文学，有时甚至明确排斥。但是，他们的论述也具有了文学素质，主要是那些干净而雄辩的逻辑所造成的简洁明快，让人产生了一种阅读上的愉悦。当然，他们两人实干家的形象，也会帮助我们产生文字之外的动人想象。

④更重要的是要让出时间来看看第一等级，庄子和孟子。孟子是孔子的继承者，比孔子晚了一百八十年。在人生格调上，他与孔子很不一样，显得有点骄傲自恃，甚至盛气凌人。这在人际关系上好像是缺点，但在文学上就不一样了。他的文辞，大气磅礴，浪卷潮涌，畅然无遮，情感浓烈，具有难以阻挡的感染力。他让中国语文，摆脱了左顾右盼的过度礼让，连接成一种马奔车驰的畅朗通道。文脉到他，气血健旺，精神抖擞，注入了一种"大丈夫"的生命格调。

⑤但是，与他同一时期，一个几乎与他同年的庄子出现了。庄子从社会底层审察万物，把什么都看穿了，既看穿了礼法制度，也看穿了试图改革的宏谋远虑，因此对孟子这样的浩荡语气也投之以怀疑。岂止对孟子，他对人生都很怀疑。真假的区分在何处？生死的界线在哪里？他陷入了困惑，又继之以嘲讽。这就使他从礼义辩论中撤退，回到对生存意义的探寻，成了一个由思想家到文学家的大步跃升。

⑥他的人生调子，远远低于孟子，甚至也低于孔子、墨子、荀子或其他别的"子"。但是这种低，使他有了孩子般的目光，从世界和人生底部窥探，问出一串串最重要的"傻"问题。但仅仅是这样，他还未必能成为先秦诸子中的文学冠军。他最杰出之处，是用极富想象力的寓言，讲述了一个又一个令人难忘的故事，而在这些寓言故事中，都有一系列鲜明的艺术形象。这一下，他就成了那个思想巨人时代的异类、一个充满哲思的文学家。他的文章，就成了中国哲学史、也是中国文学史的第一流佳作。

⑦此后历史上一切有文学才华的学人，都不会不粘上庄子。这个现象很奇怪，对于其他"子"，都因为思想观念的差异而有明显的取舍，但庄子却例外。没有人会不喜欢他讲的那些寓言故事，没有人会不喜欢他与南天北海融为一体的自由精神，没有人会不喜欢他时而巨鸟、时而大鱼、时而飞蝶的想象空间。

⑧在这个意义上，形象大于思维，文学大于哲学，活泼大于庄严。

现代的思想家们常常说，语言文字建构了人们意识中的世界，可以呈现一个民族深层的思维和意识结构。那么从汉字中，我们能够看到什么呢？

汉字是现在世界上唯一还在使用的、以象形为基础的文字，是由图画抽象、规范、滋生而成的。古代的汉字表明，古人不习惯于抽象而习惯于具象，比如“牛”，各种字形始终突出地显现着牛正面的头部和对称的双角，又如食物，“米”“稻”“禾”“黍”等等，但并没有一个总的类名，如庄稼、粮食之类。反过来看，汉字的这种象形性也对中国人的思想世界产生极大影响，使中国人的思想世界始终不曾与事实世界的具体形象分离，思维中的运算、推理、判断始终不是一套纯粹而抽象的符号。

汉字的衍生和分类也显示了古代中国人关于世界的知识和对世界的感知方式。汉字的衍生是一个树形滋生的过程，以造字时代独立产生的象形“初文”（章太炎语）为根，通过会意、指事、形声等几种造字的方法，滋蘖出“字”。从每个“初文”中产生的与它意义相关的一批字，在后来被视为同属于某一个“部首”，它们所表示的现象或事物，在古人看来就是事实世界的一个“类”。这种分类方式与近代西方有所不同，古代中国人特别注意一个现象、一个事物可以感知的表象，以此作为分类的依据。因此那些以类相从的字，无论以什么“初文”为义符，“初文”的象征性总是使这个字与原初的形象有联系，使人们一看就可以体会它的大体意思。这种归类的思路，以事物可以感知的特征为依据，通过感觉与联想，甚至隐喻的方式进行系联。例如“木”作为“初文”，是植物的抽象名称，那么以“木”为义符的字应该都表示树木，如梅、李、桃、桂等等，但实际上，“木”这一类名的范围却远远超出了树木，它可以是树木的一部分，如“本”“末”，可以是与树木有关的某些性质与特征，如“柔”“枯”，还可以是与树木并不直接相关，却可以从树木引申的其他现象，如“杲”（日在木上，明也）、“杳”（日在木下，冥也）。再如“彳”字，本来是象形的通衢大道，殷商时代的卜辞中，不少字就与它有关，而“役”字，在甲骨文中本不从“彳”，但当它在后世以“彳”为义符后，就使人觉得从役之人好像真的总是在路上奔波。当汉字作为一种不言而喻的思想运算的符号被接受时，人自己创造的文字就反过来影响、制约和规范了人对世界的认识。

汉字的象形性也影响了汉语的句式，独立呈意性使汉字在任何场合均无需严密的句法即可表现意义。这就使得古代中国人的思维世界似乎不那么注意逻辑、次序和规则，话语发出者和接受者凭着共同的文化习惯，就能够表述和理解很复杂的意义。

我们除了能从汉字本身大体了解古人“怎么想”，还可以从中了解他们“想什么”，比如能从汉字的字形中探寻某种思想和制度的起源，从汉字的分类中理解古人生活的重心和兴趣等等。因此，我们有必要把古老的汉字置于思想史的视野之中，考察其中的思想史意义。

（摘编自葛兆光《作为思想史的汉字》）

黄河文明的变革精神

以往，变革精神这个黄河文明的显著特色，一直未被人们重视，即人们总是给这种文明冠以保守性的特征，这种认识误区，应该得到扭转。

过分强调大河流域文化、平原文化或农业文明的保守属性，主要是源自于黑格尔的影响。黑格尔认为不同区域生活的人们有不同的文化精神：高地居民的性格是好客和掠夺，原上居民的特性是守旧、呆板和孤僻，海岸居民的性格是勇敢、沉着和机智。这便是将平原流域的农业文化或农业文明打上保守性特征的论证。

人类早期文明受到地理环境影响，这是没有异议的。平原流域文明有保守性，也可找到不少例证。但对一种文明历史属性的判断，最根本的还是要回到实证的历史中。而一旦进行实证研究,我们会发现在黄河文明的古老基因中，持续活跃着一个求新求变的思想要素。

黄河文明的经典之作《周易》“革卦”曰：“革:巳日乃孚，元亨。”意思是说，革卦象征变革，在“巳日”(祭祀的日期)推行变革并取信于民众，前景就至为亨通。革卦的《彖传》曰:“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不仅求变，而且倡导顺乎天而应乎人的革命性变革。

不仅对社会有变革的要求，对人的基本素质的培育也有如此要求，要求个体的修养、成长也要求新。同是孕育于黄河文明的典籍《大学》就反复教诲人们要去创造。《大学》云：“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这样一种强调求新求变的思想，既是历史本身的观念反映，也反过来催生历史的变革和发展。中国早期三代文明的发展就具有明显的文明变迁意义。夏商周(西周)三代只有千余年的历史，这对于早期文明的历史过程来说并不算长，但却经历了多次重大的变迁。夏代的核心观念是尊崇君主，殷代的观念是尊崇鬼神，周代的观念是尊崇礼法，三代各有不同的治国原则，文化观念的变迁也清晰可见。

黄河文明的变革精神，深深影响了政治文明的进程及其特点。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变革，就是这种文明内生性的历史巨变。变革在思想层面上受到“天地革而四时成”的变革精神的支撑。各诸侯国内的变法运动，大都继承这清晰的变革思想。正是这样强烈的变革思想，支撑了长达数百年的变法运动，终于把行之千余年的贵族制推进到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完成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

中国的政治体制也不是一成不变，不管是官僚制度,还是经济制度、文化思想等等各个方面，从秦到清发展变化的脉络也清晰可循。以往所谓“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说法，说中国古代社会长期迟滞或停滞不前，较之欧洲的封建时代要显得特别漫长。其实,这完全是一个认识误区，而且也是一种并不恰当的历史比较。这种所谓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超级稳定、迟滞发展的说法，完全无法解释中国在长达千余年的时间里毫无争议地走在世界前列的历史事实。

事实上，古代中国并没有传统所理解的农业社会那种无限依赖于土地所造成的孤僻呆板和保守，而是在平原流域丰厚的土壤条件上，创造了早于西方千余年的中央集权制度，创造了体现社会公平的选拔人才的科举制度，创造了取代贵族世袭的官僚制度，更是创造了直接影响西方政治进程的举世闻名的四大发明。

黄河文明作为一种农业文明，相对于于工业文明和商业文明来说，没有保守性的文化因素是不可能的。但一种显示了巨大创造力的文化，只注意到它的保守性的一面，显然也是不容观不公允的。

（作者：李振宏 节选自《光明日报》2017年12月04日15版 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