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当代社会、网络时代的高点上，我们谈论传统文化，是在谈什么呢？

有人说“谈传统文化，实际上是谈日常生活”，这种观点可以说道尽了文化、传统的本质特征。因为，对于我们的传统来说也好，对文化来说也好，它们不过是世世代代累积沉淀的习惯和信念，渗透在我们的生活的实践中，是一种生活方式。谈传统文化，实际上是在谈我们的生活与头脑中的传统文化的关系，也就是在谈你我他的日常生活，更谈我们的思路、我们的风度、我们的气派……

说到中华文化的玄妙处，我首先想到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昆曲”。昆曲向以“闲雅整肃、清俊温润”的艺术品位著称，被看作是精妙高雅的传统艺术。它不仅是一种传统戏剧艺术形式，更代表了一种生活方式和情趣品位，本身就是传统和时尚的结合。著名作家、昆曲制作人白先勇曾制作了青春版昆曲《牡丹亭》，他大胆创新，并将时尚作为演出的美学标准之一，力求贴近当代人的日常审美生活，创作了美到极致的画面和舞美，让一部拥有400多年历史的传统名剧具有了符合今天审美趣味的时尚色彩。在演出时，人们感叹“太美了，美得惊心动魄，美得让人黯然神伤……”昆曲表演中的水袖柔婉、昆腔曼妙，可谓是对这种“玄妙”美的最好解释，“罕有其匹”。

传统文化是古老的文化，它走自己的路，处处坚持自身特色，但如果要融入社会与时代的大湖，变成我们的日常生活，就要求新求异，从文化样式上、审美趣味上体现时代精神。

故宫不仅是一座博物馆，更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代表符号、中华文明的标志性载体。近年来，故宫推出的一系列“萌系”文创产品迅速蹿红，比如朝珠耳机、“朕就是这样的汉子”折扇、建筑彩绘“秘密皇宫”与“戒急用忍”等，“故宫淘宝”在其微信公众平台发布《雍正：感觉自己萌萌哒》微信小文，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将有600年历史的故宫这一古老IP推上时代的风口浪尖……故宫博物院推出的这一系列文化创意之举，改变了文物仿制品素来古典、肃穆但缺少新鲜生命力的形象，切合了年轻人的审美心理，受到众多网友的认同和赞扬。正是这种随着时代生活进行文化创新和艺术个性超拔的努力，让古老的故宫走入当代生活，融入时代的文化之中。这也正合了王蒙先生所说：让我们试着接触一下中华传统文化，看看到底有多少奥妙玄机，可塑可化，真才实力，奋勇前进，得其时矣！

这些年来，我们正努力寻找一个合理的方向和方式来对待传统文化，但现实中，我们看到有的人在割裂传统文化，有的人对传统文化进行浅薄和轻浮的解构和颠覆，更有甚者，干脆采取一种商业化的态度，消费传统文化……事实告诉我们，中华传统文化本就该是亘古常新的，这是其绵延五千年而不曾断裂的秘诀所在。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要传承弘扬传统文化，就要让传统文化更深地进入我们的生活，内化为我们时代生活的一部分——这是最好的传承之道。这也印证了文化和传统的生命力所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断舍离”与经济学

几年前，日本家庭妇女山下英子搞了个“断舍离”，出书立说，受到追捧，在中国也蔓延开来。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渊源很深，儒家、释家和道家均有牵连。按说中日传统文化不推崇极端性的生活实践，山下英子的“断”“舍”“离”，都是毅然决绝的做法，生活的境遇，让她苦不堪言而咬牙切齿地下了狠手。

从经济学理解来看，山下英子是从需求方来行事的，“断舍离”说白了就是减少需求。日本许多学者说，日本失去了“十年”或是“二十年”，经济要死不活，与这种“断舍离”不无关系。

在过往的经济生活中，物质产品的丰富，几近就是人类追求的目标；物质产品的拥有，几近就是人类自由和幸福的别名。这与过往物品贫乏的短缺经济相关。确实，要这物件没有，要那东西不在，人类哪来自由，幸福更是遥远。它激发起人类生产的高度热情，引动了市场制度的强烈扩张与繁荣。结果是，经济高速增长，物质产品极大丰富，发达区域、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甚至出现了某种形态的“产品过剩”和“经济危机”。

当下的经济世界出现了两个严重的错位:一个是家庭和外部社会的错位，即外部社会继续狂热生产和家庭内部物质产品严重过剩之间的失衡；一个是家庭和物质产品的错位，即家庭由物质产品的主人转变成仆人的颠倒。历史和逻辑都告诉我们，扭曲终究是要归位的。两个错位显然在期待一次纠正，一种反转，一场革命。终于，“断舍离”爆发了。

山下英子的“断舍离”本是解决自己居家问题的。不买进不需要的东西，处理掉手里没用的东西，让家的空间宽敞起来。不曾料及的是，一个让家庭成员获取舒适感的举动，赢得的不只是大的居住空间，还有内心的自由自在，因为从此不用再对过多的物质产品牵肠挂肚、劳心费神。更不曾料及的是，山下英子不止一个，而是成千上万，聚合起来就是一个时代。要知道，那些“断舍离”的东西，曾经满足过无数山下英子的欲望，转眼便无情地束缚了她们的心灵。心无自由，便无舒适，更谈不到幸福。

这个由日本家庭妇女启动的日常生活习惯的改变，实际上，是一场关系到经济生活模式的巨大革命，它预示着人类从物质产品拥有的“极度偏好”转向“适度”；这也是一次人类经济发展目标的重新定位，一味扩张生产的高速增长将被平衡生产的适度增长和不增长所代替；这更是一种人类理解自由和幸福真义的启蒙，拒绝物质产品对人的奴役，回归自由自在的状态将主导人类精神生活。我们不惊奇这种“归位”运动的到来，我们只是略微地惊讶，它为何会源起于如此普通的生活场景和如此普通的生活人群。

相应地，“断舍离”也预示了一场经济学革命的到来。这场革命的表现形式，是纠偏过往经济学畸重的“生产理论”或“供给学说”，真正从需求约束的视角或是供给、需求相互制约的视角，理解经济现实，总结经济运行，提炼经济逻辑，构建新的经济学理论；这场革命的深层本质，则是围绕现实经济生活中的人，实现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从“生产之事”到“生活之人”的转变，推动经济学的研究目的从服务各种经济体向服务人类的自由和幸福靠拢，开启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从具体细微事实到一般宏观逻辑的探索。可以肯定，这场革命将展示一幅崭新的经济学画卷。

（选自陈彩虹《“断舍离”与经济学》，有删改）

昆曲是出现于中国明代的一种新兴戏剧样式，从16世纪晚期开始，它逐渐占据了剧坛的中心地位，成为此后两百多年间最重要的戏剧形式。昆曲从起源到正式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根据所能见到的资料，大约在南宋光宗皇帝时期，浙江永嘉的一种地方小戏迅速崛起，它以南方民间音乐为主要演唱曲调，所以被称为南戏。南戏保留了许多民间艺术的特点，不受任何清规戒律约束，演出自由活泼，带有较大的随意性。在发展过程中，南戏逐步吸收了唐宋以来多种成熟的传统音乐形式，日渐走向丰富和细致。但由于缺少上层知识分子的参与，它一时还无法克服自身所带有的种种先天或后天缺陷，以致于长期徘徊在一个不太高的层次上。

明代初年，南戏一方面从以北方曲调演唱的杂剧中汲取宝贵艺术经验，一方面吸引部分知识精英加盟，呈现出崭新的面貌。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读到高明编写的南戏剧本《琵琶记》后，大为称赏，专门叫人在宫廷中排演。可见明初的南戏已经开始向更高雅的艺术境界迈进，由此得到上层社会的积极肯定。

南戏之所以能够如此迅速地取得进展，与其本身所具备的灵活性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而这种灵活性集中体现在它演唱曲调的繁衍变化之中。从南宋到明代，南戏在流传过程中不断与各地方言和民间音乐相结合，发展出多种不同风格的地方曲调。它与昆山的地方音乐及吴方言结合而形成的昆山腔便是昆曲的前身。必须注意的是，这时的昆山腔只是一种清唱的音乐形式，还没有用来表演完整的戏剧情节。明代中叶以前，昆山腔的传播范围不是很广，仅在苏州一带流行。当时的苏州在经济、文化等方面遥遥领先，是东南地区首屈一指的大都会。经济的繁荣带动了文化艺术的发展，昆曲就在这样的背景下走到了社会文化大舞台的中心。

开发出昆曲所蕴涵的艺术潜力，使之成为一种重要演唱形式的是民间音乐家魏良辅。他大约生活在明代嘉靖、隆庆年间，原籍江西豫章，长期寄居太仓，以演唱民间曲调为职业。这种职业使魏良辅接触到北方和南方的多种曲调，通过比较研究，他对昆山腔曲调平直简单、缺少起伏变化这一状况日渐感到不满，于是和一批艺术上的志同道合者亲密合作，开始了对昆山腔的全面改革。

这种改革分演唱和伴奏两个方面进行。魏良辅等民间音乐家在原来昆山腔的基础上，汇集南方和北方各种曲调的优长之处，同时借鉴江南民歌小调音乐，整合出一种不同以往的新式曲调，演唱时注意使歌词的音调与曲调相配合，同时延长字的音节，造成舒缓的节奏，给人以特殊的音乐美感，这就是流传后世的昆曲。魏良辅善于演唱，但对乐器并不精通。在改革昆山腔的过程中，他得到了河北人张野塘的大力帮助。张野塘是个很有才华的民间音乐家，他充分发挥自己的专长，协助魏良辅将北方曲调吸收到南方的昆曲中来，同时对原来北方曲调的伴奏乐器三弦进行改造，将它与箫、笛、拍板、琵琶、锣鼓等乐器共同用在昆曲的伴奏之中，使其唱腔变得委婉、细腻、流利悠远，被人称之为“水磨腔”。

昆曲改革的成功给魏良辅带来了巨大的声誉，这种新式的曲调一经问世，立即以不可抗拒的艺术魅力征服了当时的广大听众。一批民间音乐家纷纷向魏良辅学习昆曲的演唱技法，使得这一优美的曲调很快在周围地区传播开来。最早用昆曲形式演出的剧作一般认为是昆山人梁辰鱼的《浣纱记》。

据说梁辰鱼曾得到魏良辅的真传，在昆曲演唱上具有很高的造诣，在昆山当地极受尊重，周围地区的歌童、歌女争着上门请他指点演唱技巧，甚至还有人不远千里来向他学习。梁辰鱼同一些民间乐师合作，对魏良辅改革后的昆曲做了进一步加工，创作出《浣纱记》剧本并用昆曲形式在舞台上演出。

经过魏良辅的改革和梁辰鱼的艺术实践，昆曲的影响越来越大，很快传播到江苏、浙江的广大地区，成为这些地域主要的戏剧形式。

所谓“被遗忘权”，即数据主体有权要求数据控制者永久删除有关数据主体的个人数据，有权被互联网遗忘，除非数据的保留有合法的理由，在大数据时代，数字化，廉价的存储器，易于提取、全球覆盖作为数字化记忆发展的四大驱动力，改变了记忆的经济学，使得海量的数字化记忆不仅唾手可得，甚至比选择性删除所耗费的成本更低，记忆和遗忘的平衡反转，往事正像刺青一样刻在我们的数字肌肤上；遗忘变得困难，而记忆却成了常态，“被遗忘权”的出现，意在改变数据主体难以“被遗忘”的格局，对于数据主体对信息进行自决控制的权利，并且有着更深的调节、修复大数据时代数字化记忆伦理的意义。

首先，“被遗忘权”不是消极地防御自己的隐私不受侵犯，而是主体能动地控制个人的信息，并界定个人隐私的边界，进一步说，是主体争取主动建构个人数字化记忆与遗忘的权利，与纯粹的“隐私权”不同，“被遗忘权”更是一项主动性的权利，其权利主体可自主决定是否行使该项权利对网络上已经被公开的有关个人信息进行删除，是数据主题对自己的个人信息所享有的排除他人非法使用的权利。

其次，在数据快速流转且难以被遗忘的大数据时代，“被遗忘权”对调和人类记忆与以往的平衡具有重要的意义，如果在大数据时代不能“被遗忘”，那意味着人们容易被囚禁在数字化记忆的监狱之中，不论是个人的遗忘还是社会的遗忘，在某种程度都是一种个人及社会修复和更新的机制，让我们能够从过去的经验中吸取教训，面对现实，想象未来，而不仅仅被过去的记忆所束缚。

最后，大数据技术加速了人的主体身份的“被数据化”，人成为数据的表征，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在以数据的形式被记忆。大数据所建构的主体身份会导致一种危险，即“我是”与“我喜欢”变成了“你是”与“你将会喜欢”；大数据的力量可以利用信息去推动、劝服、影响甚至限制我们的认同。也就是说，不是主体想把自身塑造成什么样的人，而是客观的数据来显示主体是什么样的人，技术过程和结果反而成为支配人、压抑人的力量。进一步说，数字化记忆与认同背后的核心问题在于权力不由数据主体掌控，而是数据控制者选择和构建关于我们的数字化记忆，并塑造我们的认同。这种大数据的分类系统并不是客观中立的，而是指向特定的目的。因此，适度的、合理的遗忘，是对这种数字化记忆霸权的抵抗。

（摘编自袁梦倩《“被遗忘权”之争：大数据时代的数字化记忆与隐私边界》）

A．由于数字化记忆的发展，记忆与遗忘的平衡发生了反转，记忆变得更加容易。

B．人的主体身份所以被数据化，是因为个人信息选择性删除所耗费的成本太高。

C．“被遗忘权”和“隐私权”的提出都是为了对抗大数据，不过前者更积极一些。

D．我们要对抗数字化记忆霸权，就要成为数据控制者并构建他人的数字化记忆。

①从远古时代的狩猎采集，到农耕文明的春耕秋收，再到工业社会的流水线生产，每一次技术革新，都让“职业”有了新的定义，也引发了人们对人力资源的新的认知。世界银行发布《2019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性质的变革》，就新科技特别是人工智能对未来就业与经济发展的影响进行了深入探讨。

②传统职业被人工智能替代，早已不是科幻小说的情节。例如无人驾驶就让卡车司机顾虑重重，不少拥有清晰评估标准、工作业绩可衡量的职业也面临机器换人的可能。一份报告显示，到2033年，美国将会有47%的工作被人工智能取代，其中比例最高的就是电话营销、保险业务员、运动裁判等。甚至微软机器诗人“小冰”还出版了诗集，尽管众人对其作品所见不一，但说明如写诗、作曲这类依赖灵感的创造性工作，也正在受到人工智能的挑战。

③人工智能在各领域开花结果，科技进步带来的系统跃迁和资源重组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智能时代，怎样不被机器打败？马克思关于机器使工人失业的担忧是否会成为现实？面对“人类命运之问”，了解是沟通的前提，理念是实践的先导，更新教育和职业观念是当务之急。

④在基础教育领域，有人建议在中学开设人工智能课程，让学生获得第一手的人机交互操作经验。其彰显的教育理念，正是倡导数据读写和动手实践，弱化简单记忆与复制。事实上，从儿童早教到高等教育，从技能培训到成人教育，学习人工智能都将成为必备的技能。有人说：要在人类DNA中编入终身学习的代码，学会与机器人“相处”，正是不断跟进科技前沿、不断更新知识体系、时刻准备应对变化的表现。

⑤学习、掌握高级技能就能更好地利用新技术契机，适应工作性质变革。反过来说，新技术也是职业迭代转型的催化剂。如著名的达芬奇手术系统，让机器人操作切割、电烧等手术，而医生凭借抽象感知、运筹决策能力，在远程控制终端随时指导和干预。人机协作，取长补短，既释放了医生的心理压力，也提高了手术的精准性与稳定性。归根结底，机器人无法掌握的技能，其价值持续攀升，人们理应做大做强优势项目：另一方面，人与机器人合作的技能愈发重要，机器人做人的千里眼、顺风耳，人做机器人的指挥官、把关者，或许是未来的常态。

⑥把吸纳新知当作燃油，将终身学习视为引擎，开掘职业发展新动力需要这样的坚持。当新一代人工智能在全球范围内蓬勃兴起，只有搞懂人工智能的底层逻辑，理解数据算法的本质规律，才能在工作中掌握主动，构建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实现人机共舞。

（摘编自康岩《走向“人机共舞”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