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诗可以看作一切艺术的核心，那么诗歌的兴衰，可以说明艺术在一个时代的一般命运。在以往的时代，无论东方还是西方，诗人都拥有崇高的地位，甚至被喻为‚无冕之王，尤其是古代中国，简直就是一个诗的国度，诗歌则被赋予了‚动天地而泣鬼神、和四时而育万物‛的力量。现在，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不但诗歌已经被远远地边缘化，文学也已经被宣告即将终结。

以往时代的文学艺术之所以具有恢弘的力量，那是因为它是与天地宇宙共生一体的。用舍勒的话说：诗人是‚最深切地根植于地球和自然的幽深处的人，产生所有自然现象的‘原生的自然’中的人。文学的力量亦即人的精神力量，原来是植根于天地自然之中的。所以，当天地自然蒙受贬抑、伤害、羞辱、遗弃的时候，文学艺术也就失去了它的根本，也就必然衰败枯萎下来。

现代工业社会已经剥夺了人对自然界的直接体验，使人们远离事物的原生态。正如同曼德所说：当我们居住于城市中，人与地球的直接体验就无从谈起了。事实上，所有的体验可以说都是间接的。……所有植被也被人类的思维所局限、被人类按其品味任意改变；野生动物消失殆尽、多石地带不见了踪影、花开花落的反复循环也不复存在。甚至连昼夜也无区分。‛这样的生活现实，无论是对于诗歌的创造者还是鉴赏者，都是要命的，因为诗歌已经失去了它的生命之根。也有人把信息时代的电子艺术、数码艺术看作艺术工程的重建。曼德则认为重建的已经不是艺术，起码已经不是原来的在我们自己的生命之中生根发芽的文学艺术。

在语言已经严重蜕变的时代，诗人还能有什么回天之力呢？在语言干涸的泥潭中，写诗注定要变得越来越艰难，即使真有不甘失败的诗人，最好的结局恐怕只能是与这个时代的语言同归于尽。文学艺术遭遇到的，实际上也是一场生态灾难。而文学批评本该对身陷艰难时世中的文学艺术伸出援手，遗憾的是无论西方东方，文学批评这次全都显得异常麻木迟钝。在这个精神气息异常稀薄的时代，原本已经有待拯救的文学艺术，是否还可能成为拯救者呢？回答应当是肯定的，尤其在生态领域更是如此。

21世纪初，时代的格局已经悄悄发生了某些变化，现代史中的战无不胜者有可能成为被挑战的对象，而今日的待拯救者，比如自然生态与文学艺术则有可能担负起救助的使命。在人类社会的那个最初的原点，诗歌、艺术曾经就是人类的生长、繁衍、创造、自娱、憧憬、期盼，就是人类生活本身，就是吹拂在天地神人之间的和风，就是灌注在自然万物之中的灵气，就是人生的绝对使命最高存在。人类曾经与诗歌、艺术一道成长发育，凭靠着诗歌与艺术栖居于天地自然之中而不是凌驾于天地自然之上或对峙于天地自然之外。

（摘编自鲁枢元《重振文学艺术的自然之维》）

玉 麒 麟

焦　辉

老人把哑巴兄弟的手放进邵林手里，用力摁。邵林说：“爹，我给叔养老送终。”老人笑了笑，咽下最后一口气。邵林按乡村习俗埋了父亲，哑巴叔拖着瘸腿送棺到坟地。第一锹土落在硬木棺材上，哑巴叔哭昏了过去。

邵林收拾旧物。哑巴叔佝偻着背蹲在枣木门槛上，怀里抱着邵林父亲的遗像，刀刻般的皱纹藏满秋阳的余晖。邵林从父亲枕头下翻出一个小铁盒，打开，一个红绸卷，展开，一根白色羽毛。邵林看不出是什么鸟的羽毛。没听说父亲生前喜欢鸟啊！怎么会珍藏一根白色鸟羽呢？邵林不解。母亲早已过世，只好问大姐。大姐电话里很嘈杂，说：“鸟羽毛？不知道啊。”邵林想，既然老人把白羽珍藏，一定有他的道理，也说明它是老人生前喜爱之物。邵林就把白羽放进旧衣旧被褥，拿去河边焚烧了。豫东乡村习俗，过世人的衣物一般不能留过头七，要寻个僻静处烧掉。

邵林回城时把哑巴叔从老家逊母口邵家营子带走了。他联系了一家老年公寓，把哑巴叔安顿好。哑巴叔很安静，一直抱着邵林父亲的相片。

哑巴叔一辈子没找到老婆，一直住在邵林家。邵林父亲对这个兄弟好，衣食相同。哑巴叔知恩德，吃罢饭就拖着残腿下田干活。年月晃晃悠悠过去了。邵林母亲去世后，他父亲和哑巴叔一起生活，倒也是个伴儿。

领导喜欢鹌鹑，邵林下班就跑去东关小同街寻。小同街是个背街，街上有个鹌鹑市。想学习鹌鹑知识，这里可是个好去处。有个细白眉毛老者，腰间一溜四个色彩各异的鹌鹑袋子，大家都喊他老白。有人把着鹌鹑问：“老白，看看我这个品相咋样？”老白斜睨眼，嘿嘿笑，摇头，说：“麦鼻，蒜头，下品。”又一人敬烟举鹌鹑：“老白，您给掌掌眼。”老白接过烟，有人打火。老白吞吐口烟，指着鹌鹑的眉，说：“黄须同金，白银一线。可惜啊，阔过额顶了，眉硄，一见诸鹑先躲藏。”有个粗汉不服气，问老白：“你到底见没见过上品鹌鹑？不要只会背书格子忽悠！”老白冷哼一声，长脸上满是不屑，说：“我打小跟父亲走街串巷，七八岁时就在逊母口邵家营子豆腐铺见过玉麒麟。”

邵林听见逊母口邵家营子豆腐铺，忙凑到近前。老白说的豆腐铺是他祖父开的，邵林祖父的豆腐铺是邵家营子历史上唯一的一家，做豆腐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每天凌晨三四点就要起来煮豆子，天一亮就要拿出去卖，邵林父亲没有子承父业。人群听见“玉麒麟”也纷纷聚拢过来。粗汉不肯示弱，说：“‘玉麒麟’不就是白鹌鹑吗，打斗时不定咋样呢，好多事都是看景不如听景。”

老白叹口气，神色黯然了，说：“可惜啊，‘玉麒麟’还没调养，就被开豆腐铺那人的儿子吃了。”人群也发出惋惜的嘘声。老白又说：“听我父亲讲，那人原打算把‘玉麒麟’献给伪县长刘金坡，换回骂日本人的商铺许老板，‘玉麒麟’没了，许老板被狼狗咬死了。那人气得一棍子打断了儿子的腿。听说那人的儿子还是个哑巴。”

邵林听到这里，忽然想起父亲珍藏的那根白色羽毛。那根羽毛会不会是老白口中“玉麒麟”身上的？可惜那根白羽已经焚烧。要是“玉麒麟”的羽毛，父亲为什么珍藏呢？哑巴叔的腿，也一定是祖父打断的。邵林没见过祖父，他出生前，酗酒的祖父已醉死在河里。

没等邵林精通鹌鹑经，单位领导被双规了。邵林不再去小同街。

几年后的一天，哑巴叔到了落叶之秋。他很虚弱，用手比画着，想吃什么东西。邵林脑海中闪过那根白羽，忙打车去小同街，买了只鹌鹑，炖好。

哑巴叔吃了一块鹌鹑肉，笑了笑，咽气了。

后来邵林不止一次想，当年哑巴叔吃“玉麒麟”时，父亲在干什么呢？

(选自《微型小说选刊》，有删改)

最后一季豌豆

周大新

在诸种庄稼中，我最喜欢豌豆。

小时候，每到豌豆苗长得有筷子高时，娘总要让我拎个小篮，去豌豆地里掐一点豌豆叶回来，放在面条锅里当菜。一大锅面条有这一把豌豆叶，就显出一股青鲜之气，我们兄妹几个逢着吃这豌豆叶面条，都要呼噜呼噜吞个肚子滚圆。

豌豆开花的时候，便是我们这些乡间孩子最快活的赏花日子。豌豆花大部分是红色，也有紫色和白色相掺其间。红色中又分深红、浅红、粉红多种，一根豌豆蔓上常有几种颜色的花，一眼望去，真是五彩缤纷。

豌豆花常常是在一个早晨陡然大放，一地的花朵猛然出现在人们眼前，浓浓的香味在空气中弥漫，由不得人们不深深地呼吸，快活地揉着胸腹。我们这些平日无缘赏花，根本见不到大片玫瑰、月季的农家孩子，常被这大片的豌豆花激动得嗷嗷乱喊，总要绕着豌豆地四周的田埂边跑边叫：嗬，看那片！哟，看这片！

豌豆角长出后，我们便要千方百计地去偷摘来解馋。豆粒没长成、豆角还扁还嫩时，我们便把豆角整个地塞到嘴里嚼，直嚼得满嘴青甜，绿汁直滴……

豆角将熟未熟时，大人们也常摘些到家，在锅里带荚一煮，让我们剥荚吃豆，这时候的豆粒已是十分筋道分外香了。待把豌豆收割下来拉到晒场上一打，我们便又可以吃到喷喷香的豌豆糕了。娘做的豌豆糕最好吃，她总把豌豆磨碎成面，用细箩箩过了，而后拌了香油、花椒、茴香、盐、蛋清和酵子等，搅成糊状，摊在笼屉上放锅里蒸，蒸出后用刀切成方块，让我们用筷子夹了吃，那种鲜味和香气让人吃了还想吃。

经石碾碾压打净豆粒之后的干豌豆秧，除了可烧锅，还特别柔软好玩，我们常在豆秧上打闹翻滚游戏。遇到家里来客床不够睡时，娘便在地上铺厚厚一层豌豆秧，让我盖了被在上面睡。每当我躺在那柔软的透着香气的豌豆秧上时，总想起奶奶给我讲的那个神话故事：老天爷为了使自己造出的人能在世上活下来，便叫自己的几个儿女各变成一种可供人吃的庄稼。性情不好的长子变成了小麦，身上有芒；身高体胖的次子变成了苞谷，棒子特大；性情温顺、身子柔软的女儿变成了豌豆，所以豌豆全身没有一点坚硬刺人之处，而且通体溢着香气……

因了这些，我对豌豆怀了特别的喜爱之情。

去年初夏我回故乡探亲，当时正是豌豆长角的时节。到地头一见那久别了的青绿色的豆秧，我立时高兴地蹲下去抚摸它们，同时扭头问弟弟：“自己的责任田，为何不多种点豌豆？”不想弟弟沉了声答：“就这一亩我都不想种了，这是最后一季！为什么？我一惊。“你看看，还有哪家在种豌豆？”他抬手朝四野一抢。我搭眼朝周围的田里望去，可不，到处种的都是麦子，自家的豌豆田是唯一的一块。“作都不种了？”我很惊异。

“这是低产庄稼，又怕大风，化肥又贵，种了根本赚不到钱！”弟弟瓷声瓷气说道，“加上如今人们的口味变了，都只愿吃麦面，不愿吃粗粮，收了豌豆卖给谁？”

我“哦”了一声，很觉意外，不过细想之后又觉得这话有理。

“怕是豌豆也要走大麦、养麦、赤色豆的路了。”娘在一旁叹了一句。我听后心里一震。早先这地方每年都种的大麦、养麦、赤色豆，这些年已基本上绝迹。从我记事到现在，不过几十年时间，就有三种庄稼不种了，难道我十分喜爱的豌豆也要步它们的后尘？

“明年咱也不种了！”弟弟又决然地说。我不好再劝弟弟，眼看赚不了钱，继续种下去又有何益？也许，人类就是这样在对庄稼的比较和抛弃中前进的。祖先们当初大约是太饿了，选定的庄稼种类太多。如今，现代人要在实践中不断进行比较和选择，把好吃的、高产的、容易种的保留下去，把粗糙的、低产的、不易种的抛弃掉。然而这种抛弃是否对人类自己都有益？

“豌豆这东西有时可做中药引子。”娘在一旁幽幽地说，“日后都不种了，用时去哪里找？”

我没再开口，我忽然想起近些年来不断发现的一些新的疾病，那些疾病中有的是不是因为人们把不该抛弃的庄稼抛弃后引起的。但愿不是，但愿我们的祖先也得过那些病，只是因为科学不发达而没有发现它们。

我长久地站在豌豆地头，望着那些青闪闪的生机勃勃的豌豆秧在心里思忖：它们就要在这块地上消失了，也许几百年之后住在这里的人们，就不会知道他们的祖先曾经种过吃过疏豆，那时的孩子，更不会享受到我们童年时摘豌豆角解馋的乐趣……

（有删改）

论陶渊明对自我的体认

陶渊明的人生理想是任真适性，也就是让自己如其所是的那样本真存在，让自己去其遮蔽而如其本性的那样呈现。现在必须进一步追问的是：对于陶渊明而言，什么样的存在才是本真的存在？什么样的存在方式才不违其本性？要如其所是的那样存在就得先知道自己是谁，要如其本性的那样呈现就得先知道自己的本性。一个人不了解自己的本性就难以确定自己的本分，就可能在生活中装出一副自己非其所是的样子，因而，任真适性的人生理想首先必须落实在对自己生命真性的体认上，正是从这一角度，卡西尔断言“认识自我是实现自我的第一条件”。

不过，“认识自我是实现自我的第一条件”只是指二者逻辑上的先后关系，在每一个人的生命历程中，认识自我与成为自我并不能分为前后两截，人总是随着自我认识的不断深化而越来越成为自我。人是一种不断地反复审视和探究自身的存在物，自我认识不仅是自我存在的一部分，甚至就是自我存在本身。陶渊明每次出仕都是一次自我认识的深化，出仕的过程也就是他自我认识的过程。在一次又一次“矫厉”和扭曲自己以迎合官场的痛苦经历中，他才逐渐认清了自己的内在本性。

陶渊明对自己青少年时的天性和志趣的描述彼此矛盾，有时他写“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此诗中陶渊明是那般志大气雄而又豪侠莽撞；有时他又写自己“闲居三十载，遂与尘事冥，诗书敦宿好，林园无世情”，诗中青年诗人又是那般闲静淡泊，超然世外。前后诗歌所描绘的好像是两个陶渊明，陶渊明自己恐怕也不能马上做出肯定的回答，他早年对自己根本没有形成一副清晰的自我形象。对自我早期形象勾画的相互出入显露了他对自我认识的矛盾。

自己给自己勾画出的自我形象，是他自己如何确立自我身份的前提，是建构自己存在方式的参照系，“我们认为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我们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①。陶渊明对自我认识的矛盾造成了他存在方式的冲突，造成了他在人生旅途中进退出处的左右摇摆。老来他对自己的儿子说：“吾年过五十，少而穷苦，每以家弊，东西游走。”所谓“东西游走”指游宦四方。年少时从仕于千里之外，身奔走在仕途而心仍念于家里。从仕时也有想摆脱事务而求自适自在的志向，曾表达了自己是为时势所激被驱上了游宦羁役。所以他有“心为形役”的苦恼，而心与身的冲突与分裂，更让他产生了害怕失去此生的焦虑与不安。

陶渊明认识自我的途径是在个人生存的困境中来审查自己存在的根基，在身心分裂时体认自己的“本来面目”。他一次次踏入仕途后的烦恼痛苦，一次次在官场中的怅惘失落，不是因为自己的才能被压抑、政治地位受到威胁、同僚的排挤，主要是由于官场的气氛、人事的羁绊与自己的心性不合，屈己从人便造成了自己的身心分裂。陶渊明用了十几年“东西游走”的光阴，经过行迹的出处不定和精神的痛苦矛盾，终于对自我获得了异常深刻的体认，用漫长的生命旅程换来了一句沉甸甸的感叹——“聊复得此生！”

（选自戴建业《澄明之境——陶渊明新论》，有删改）

从生命到罐头

王开岭

很多时候，生命的“成长”表现为一条从简单到复杂、从明晰到混沌、从纤盈到臃肿、从摇篮到罐头的路径。

对少年心理有着诱惑和塑造功能的并非课本，而是成人世界的生活模型和价值面貌。不管少年的天性如何纯真，无论童年教育多么诗意和美好，一旦他离开童话和教室，面对实际的社会挑衅与竞争敌意——尤其生活的诸多不公、复杂人际和“潜规则”，在经历了短暂的惊愕、迷惘、沮丧、失措后，他便开始了适应世侩秩序、遵守集体契约的人生实习。

在这场旷日持久的追逐“成年”的游戏中，一方面，他为自己的稚气惴惴不安、羞愧难当，陷入深深自卑——他狠狠撕毁童年的名片，宣布与之决裂；一方面，他潜心观察那些成人榜样，仔细揣摩，暗暗效之，唯恐模仿得不像，唯恐不知深浅不合规矩不对路数……渐渐，他开始以“成熟”“稳重”自居，以嘲笑同辈的“幼稚”“单纯”为能事了。

至此，在其心目中，他才真正“长大”。他为自己终于换来的“老道”沾沾自喜，引为生命资本。其实，“老道”又何尝不是“势利”“圆滑”“乖巧”“投机”“见风使舵”“趋炎附势”的同义语?可惜，他已不觉有何异常了。即使他童心未泯，良知犹存，偶尔也会对某些阴暗和不公露出愤懑，但这并不改变什么，为了保全自己，他同样会向“复杂”妥协，对“臃肿”微笑，向“龌龊”献媚，与“潜规则”合作，甚至倚仗俗恶扩充自己的生存实力和地盘……

褪去了天真，生命也就失去了生动，剪掉了羽翼。当一个人的灵魂因饥饿而狼吞虎咽——并因不节食而变得臃肿，他就真的衰弱了，生命亦变得可疑。就像煮熟的扇贝，你已听不到涛声，嗅不出海的气息了。

生命终于变成了“成品”。一个个儿童排着长队，由教父们领着，经过“学校”一级级甬道，走向“社会”这座热气腾腾的孵化器。终于，一队队的商人、官员、买办、得意者、落魄者、蹒跚者、受难者——手执各种证件、履历、薪袋、诉状、合同、标书、欲望计划……鱼贯而出。

凯斯特纳说:“从前他们是孩子，后来长大成人，不过现在他们又是什么样的人呢?”

是啊，什么样的人呢?

冷漠、猜忌、等级、敌意，取代了爱、信任、平等和友谊，温柔变成了粗野，轻盈变成了浊重，慷慨变成了吝啬……生命变成了罐头。生命就这样诗意地开始，又这样臃肿而可耻地结束。

孩子有了新的孩子，教子成了新的教父。公正的上帝，曾送给每人一件了不起的礼物——童年!可惜，多少人很快就将其丢掉了。

然而，这绝非我们的初衷。绝非我们生活的目的。

尼采悲愤地说:“我要告诉他们，精神如何变成骆驼，骆驼如何变成狮子，最后，狮子又为何变成小孩……小孩是天真与遗忘，一个新的开始，一个自转的轮，一个原始的动作，一个神圣的肯定。”

在神性的眼里，儿童世界，是人类的天堂。而孩子，代表着未来的全新的生命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