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竹、梅是中国人所喜爱的自然事物,也是中国人所推崇的一种人格精神的象征。这种人格的象征物,既是中国文化精神的体现,也是中国文化的一种独特的表达方式。中国自古以来便有将自然人化的传统,这个传统,既可能源于古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经验,又显然与中国古代哲学和文学的影响有关。中国古代哲学讲天人合一,物我同一,所以自然事物就容易被人格化。中国古代文学重托物言志,以物喻人,所以用自然事物作为文化和人格的象征,也就成了一种修辞手法。这种人格化的自然事物,在植物界,最著名的莫过于松、竹、梅、兰、菊这五种不同科目的植物了。松、竹、梅被称为“岁寒三友”,梅、兰、竹、菊,被称为“四君子”,这已是尽人皆知的常识。中国古代文学尤其是抒情文学作品的情感诉求和思想意蕴,大多是通过这些物象或由这些物象所构造的意境完成的。它们同时也是中国古代文人陶冶性情、涵养人格、砥砺人生的重要参照物,古人因而大多喜欢与这些自然事物为邻,甚至视其为至亲家人。传说苏轼被贬到黄州,有个地方官去拜访他,问他一个人在这儿是否感到寂寞,苏轼指指门外说,我这儿有“风泉两部乐,松竹三益友”,何寂寞之有。他的另一句话“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也很有名。又传说爱梅成痴的林逋终生不娶,以梅为妻,以鹤为子,所谓“梅妻鹤子”,都是典型的例证。

在这些自然事物中,松、竹、梅之所以受到人们的特别喜爱,被人们赋予了更多的美好品质和德行,并不完全是因为它们自身所具有的某种自然属性,同时也因为赋予其意义的古人自身,也存在与之对应的文化和人格诉求。中国古人立身处世的观念,就人格构成而言,既强调“入世”所需要的积极进取、正直忠勇、刚毅坚韧的品德和意志,也重视“出世”所保有的清高孤傲、淡泊宁静、飘远萧散的情怀和意趣。这样的文化和人格诉求,正好与松、竹、梅的某些特性相对应,松、竹、梅自然就成了古人这种人格力量的化身。马克思说,“对象如何对他说来成为他的对象,这取决于对象的性质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本质力量的性质”,“每一种本质力量的独特性,恰好就是这种本质力量的独特的本质,因而也是它的对象化的独特方式”。松、竹、梅这样的自然事物,因此也就以它们与中国文化独特的本质力量相适应的性质,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和人格精神的对象物。经过了这样的一个对象化的过程,这些自然事物就进入了精神文化系统,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些重要表达意象和组成部分。这种对象化了的自然事物,又因其对象化的独特方式,往往是通过审美的艺术创造完成的,因而又与中国人的审美旨趣有关。

中国人春爱松、竹、梅,固然离不开观赏其外在形象,但更多地却是欣赏其内在品格。这种品格虽然古人对之有不同的提炼和概括,但如松的枝干如铁、岁寒后凋,竹的中空外直、宁折不弯,梅的凌霜傲雪、玉洁冰清等,却是自魏晋以来中国人所推崇、所提倡的一种风骨。

（编自於可训《松竹梅与中国文化风骨》,《人民日报》2018年10月03日08版)

文学的阐释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而作为艺术，文学语言不仅有达意的沟通功能，更有语言形式表述完美的审美功能，并超出文本字面，有更丰富、更深远的含义。《论语·八佾》中，子夏问孔子：“‘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孔子回答：“绘事后素。”子夏进一步问：“礼后乎？”孔子对此大为赞赏，甚至认为学生对老师有所启发。这段话说明了一点，即诗的语言不是简单直白的表述，诗的含义往往需要解释。可以说文学从一开始，就离不开阐释。

古代希腊有一种传统观念，认为诗人就像巫师一样，因为神灵附体，才在一种迷狂状态中唱出诗句来。这就是所谓诗人“灵感”的概念。柏拉图曾说，诗人只有“受到灵感，完全失去自我，不再有理性的时候，才可能作诗”。这就使得批评和阐释成为必要，作品的意义必须通过批评和阐释的理性说明，才得以被一般读者所理解。19世纪德国哲学家施菜尔马赫为阐释学的任务作了这样的界定：把作者无意识的创作带入意识的领域。现代的文学批评家不再说诗人处于迷狂状态、神志不清或无意识创作，却认为文学不能直接诉诸读者，只有批评才能直接而明确地告诉读者，文学的意蕴何在。加拿大著名批评家弗莱就一再强调，“艺术只是表现，但不能直说任何东西”。换言之，文学要在社会上具有存在价值，产生影响，都必须经过文学批评和阐释的中介。

由上面简短的讨论我们可以见出，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诗或文学都与批评和阐释共存，而诗或文学的语言因为意蕴深厚，丰富含蓄，往往允许多种解释，可以见仁见智，乃至诗无达诂，使批评和阐释更显得重要。当然，没有文学及其深厚的意蕴，就不会有文学的阐释，但没有能揭示深厚意蕴的阐释，文学作品也就像一些“无言的花朵”，终究不能被读者深入理解。

（选自《文学评论》，有删改）

碗匠和他的碗

周天红

烂泥田，一个村子最响亮的事儿就是烧碗了。烂泥田村子口一大块田，那泥巴，扶墙抹墙不行，真的是烂得扶不上墙了。栽秧种谷也不行，栽了秧，不走根，反倒要烂根，没得收成。那泥巴，就适合做碗烧碗。

八爷是村子里最好的碗匠。八爷拿捏碗坯子，那是村子里最快的。小半个下午就能做出五六十个呢，就是村子对门成天牛皮吹得哄哄响的刘老大，忙得汗水长流也没比过八爷。八爷烧出的碗，那更是一绝。造型、釉色、图案，那都是没得挑。能在碗边碗底上搞出花花草草，有鱼有鸟，有人物有动物，买主点着要什么他就能给你烧制出什么。做大寿的能给你烧出老寿星图，结婚办喜事儿的能在上面烧出鸳鸯，那些图案活灵活现，逼真得惊人。有的人端起碗吃饭时，都只顾着欣赏，翻来翻去地看，碗里的东西流洒了全然不知道。

八爷烧碗的手艺，那是跟着他师傅学的，足足学了三年，他师傅才把最关键那点儿真本事传给了他。师傅传授真本事时，只给八爷提了一个要求：留在他身边！师傅对八爷说，我一辈子教了数不清的徒弟，学了手艺，都跑出去闯荡了，没有一个能留下来的。

八爷说话算话，一直留在师傅身边，烧碗。直到师傅去世，他都没有离开过烂泥田。八爷学到了烧碗的真本事，那手艺真是做精了。在烂泥田方圆三四十里地界，你要说到碗匠八爷，没有人不知道的。做大寿的要找他，娶媳妇嫁女的要找他，修房造屋贺喜事儿的要找他，找他烧碗做个纪念呗。外出送货的货车司机要找他，卖碗送碗的客商老板要找他，玩古玩收藏老玩意儿的也要进山找他。八爷的手艺活儿呀，在县城里的大半条街都是抢手货。

八爷也不讲究。无论是进门上货的、收藏老玩意的，还是专门进屋看热闹的，八爷准抽出时间，把烧碗识货的道理和方法一五一十地给你介绍个明白，最后还问上一句，懂了没有？如果你摆脑壳说没听懂，他会继续给你说道说道，直到让你听真了为止。八爷这热情，生意当然好做了。

八爷制碗烧碗的手艺是一绝，生意也做得红红火火的，每天上门进货的客商络绎不绝。这些年下来，八爷的房屋都翻新三回了，可他家里自己用的碗却还是老样子。

八爷家的碗也是一大特色，没一个好碗，要么是歪的，要么是缺的，要么是花样图案烧残了的，全是歪瓜裂枣的残存货。碗匠家里用烂碗怪碗，是八爷用不起好碗吗？不是，成天满屋满仓库都是上等的好碗呢，随便用都没问题；是八爷缺心眼儿吗？不会哟，单凭他制碗烧碗的手艺，就知道他是个一等一的聪明人；是八爷脾气怪吗？肯定不是，你看有人进门，不管晴天阴天还是雨天，八爷都是一脸的笑呢。

这是个什么道理呢？烧碗的同行不明白，村里人不明白，来进货买碗的人不明白，就是八爷家的二娃也不明白。

二娃是什么人哟，走州下府，啥子事情没见过。这些年，二娃靠着倒腾他老爹八爷烧的碗，那是发财了，在县城里有五间门市一个大仓库，小轿车都换了好几辆，不是八爷吼着，差点把老婆都换了。二娃是村子里第一个去过首都北京的。就单是他在人民大会堂广场前照的那张相片拿回村子，一整个村子的人围着看了半下午还舍不得离去，直到天发黑，人才小步小步地散了。多大个事儿呀，进个京城，村里人念谈了大半年。

八爷家吃饭喝酒用的那些怪头怪脑的碗，那也是村里人的大事儿，没有人不念谈的。

八爷说，二娃呀，你不懂？你真不懂？

二娃摇摇头。

八爷端起那歪边子的酒碗，喝了一大口酒，说，二娃呀，你看看这个碗，要不是它是个歪边子的残缺货，它还能是我的酒碗？八年了，还是我的酒碗。

二娃听了老爹的话，好像更糊涂了。

八爷看了二娃一眼，继续说，碗匠手里的好碗，最终都不是自己的，留不住呀。就像你和你哥。你哥虽然老实甚至有点笨，可他就像一个我烧坏了的碗，能留在我身边呀。你从小聪明，是只好碗，可你成天在外漂来荡去的，有个大事儿小事儿的，我能靠得上你？

二娃这下听明白了，一屁股坐在屋前的门槛上，半天站不起身来。

这一下子，二娃清楚地记起，自己已经两年三个月零五天没有回家了。

（选自《天池》）

近日有网友发帖，直指西安图书馆存在的诸多问题，比如阅览室上演“空城计”，培训班“抢地盘”，三年没有任命馆长，甚至利用场地进行收费培训等。

全国的市级图书馆中遭遇类似尴尬的，并非西安图书馆一家。当下社会变革日新月异，获取信息的渠道多样，数字阅读、网络阅读方兴未艾，图书馆的传统职能逐渐失去吸引力，“立身之本”受到猛烈冲击；与此同时，部分图书馆或多或少存在人浮于事、功能单一、馆藏陈旧、效率低下等问题，可谓充满内忧外患。

面临着困境，许多市级图书馆开始寻求突围之道。许多图书馆开始不仅在提高藏书质量、提供信息共享方面做出努力，而且在社区教育和文化塑造方面的介入也日益紧密。

（摘编自《网络调查图书馆生存状况：陷入转型之困》，“人民网”2010年11月4日）

（资料于“人民网”）

社区图书馆覆盖率达90%,部分却“根本无法坐下来看书”。

记者来到成都市岳府社区，一位工作人员打开了图书馆：不足10平方米，贴墙放着两排书，多半是历史、养生类等。空间逼仄、环境脏乱，根本无法坐下来看书，图书室主要针对社区成年人，但很少有人来借书。

浙江省图书馆副馆长认为：长久以来，社区图书馆缺乏主动宣传的意识；政府的鼓励与扶持未能形成长期的制度保障，一些社区图书馆也因此无力自我更新和完善；缺乏专业的管理人员，影响了社区图书馆的正常运行，让其流于“阅览室”的浅层职能；图书馆的服务意识有待加强，居民的阅读意识也需要提升；社区图书馆的业务还相对单一，很多社区图书馆还仅仅停留在书籍借还这一项业务上。

社区图书馆是图书馆服务体系的末端神经，如果仅靠自给自足，显然无法满足社区居民的多元需求。从2003年起，在杭州图书馆馆长的推动下，一张囊括市图书馆、区县图书馆、社区图书馆的“大网”逐步建立。通过杭州图书馆的“一证通”体系，只需登陆杭州图书馆的系统，就可以借到这个城市任何一个纳入体系的图书馆的书。点击“预约”，需要的书籍就会在3天内到达距离读者最近的社区图书馆。

（摘编自《社区图书馆可别成摆设》，《人民日报》2013年7月25日）

几年前，李岩为追求理想，在北京海淀区创办了自己的私人社区图书馆“第二书房”。今年7月，第二书房被评为北京市“十大阅读示范社区”。

“能支撑多久？是否可以长期做下去？”李岩一直在问自己。他的头等大事就是寻找复制模式，他认为只有连锁模式，才能让“第二书房”活下去。“第二书房”目前的运营方式是会员制，888/半年。如今已有100多位会员，这是目前书房唯一的收入。很明显在房租达到4万元/月的橡树湾社区，会费收入不足以支付房租。除了房租，还有购书经费和员工工资在等待着李岩解决。

对于私人图书馆遭遇的一系列难题，中国图书馆学术委员会副主任认为，从政府层面，应该对私人图书馆实行宏观管理、政策支持，发放文化经营许可证并实行减免税收的政策。

（摘编自《私人图书馆成长多烦恼》，《工人日报》2013年12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