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观意义上的废墟保护

贺万里

废墟一般是指历史上曾经作为人文景观存在过的、在长期的历史变迁中被毁损后的遗迹。废墟主要由两种因素造成：一种是人类的种种作为，如搬迁、战争；一种是自然因素，如地震、洪水、火山爆发。废墟是人类历史延续存在的一个最真实的重要物证。也就是说，废墟是最真实、最生动的历史记忆的表达。我们不仅可以通过文献去记忆历史，而且可以通过废墟去记忆历史。废墟最真实地显现了我们的历史记忆。

废墟是我们获得自身文化身份的一个确证，并因此而使我们的生存具有一种充实感。实际上，废墟的存在就是对自身文化身份的认同。如果我们说我们是拥有悠久历史的樊城人的后代，却什么废墟遗址都没有，只能到文献故纸堆里找证明，我们的说法就显得苍白无力。当然也可以盖一座漂漂亮亮的新城隍庙，但不能说我们是拥有悠久历史的群落，在几百年前就有某某信仰了等等，因为证明不了。而废墟恰恰是一种具有真正证实这种文化身份、增加文化认同的实物存在。增加了这种文化认同，我们才具有一种充实感。

废墟具有审美情感凝聚意义上的深刻内涵。也就是说，它对于我们的审美情感，具有其他自然事物无法比拟的深刻意义。人类的情感是可以很轻松的，人们可以看看戏，听听歌；也可以是很丰富的，具有深刻的感时伤逝等等历史内涵的审美情感。这种深刻的审美体验可以从废墟中得到。古代诗文中，让我们觉得最深刻的就是感怀废墟的那些，如南朝鲍照的《芜城赋》，这些诗文把对废墟的感怀和人世沧桑变换联系起来。所以我们必须通过废墟，才可以获得那种感怀伤逝的审美体验。我们可以通过废墟让生命的涵养、审美的体验变得鲜活和丰富。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废墟这种文化遗产，那么我们对待废墟的态度和做出的城市规划就会不同。扬州也曾在前几年整治过运河风光带，最后运河整治好之后，两岸花红柳绿，草坪、坡阜掩映其间……那里成了很人工化的自然风光带。运河是有历史记忆的，但在那里似乎消失了。这在很多城市都存在。

许多城市在改造过程中，通过拆迁，旧貌换新颜，却让城市历史中断，让城市记忆从一种很鲜活的存在变成苍白的文献。在拆迁中遇到的有历史文化价值的遗迹，包括小码头，甚至那些杂乱的民居，如果从景观意义上来规划，就有可能保存下一个城市的某些历史记忆。因此，从景观设计意义上去规划城市废墟的保存，是与一般意义上讲的城市规划不同的。

(摘自《艺术百家》2009年第4期，有改动)

材料一：

9月4日,文化和旅游部官方网站对首批71个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名单进行公示。据了解,此次认定以县级单位为基本单元。未来,文化和旅游部将以这些示范区作为标杆,来引领和启发更大規模的全域旅游快逮健康发展。根据公示名单,山东的青州市、青岛市崂山区、曲阜市入选。

根据国家旅游局2017年印发的《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工作导则》,全域旅游是指将一定区域作为完整旅游目的地,以旅游业为优势产业,采用规划布局统一、公共服务优化、综合管理统筹、营销整体推广的思路,促进旅游业从单一景点景区建设管理向综合目的地服务转变,从门票经济向产业经济转变,从粗放低效方式向精细高效方式转变,从封闭的旅游自循环向开放的“旅游+”转变,从企业单打独斗向社会共建共享转变,从围墙内民国式治安管理向全面依法治理转变,从部门行为向党政统筹推进转变,努力实現旅游业的现代化、集约化、品质化、国际化,走出一种最大限度满足大众旅游时代人民群众消費需求的发展新模式。

(摘编自《大众日报》,2019年9月5日)

材料二：

近三年以来,利用全域旅游创建契机,曲阜市国绕体制机制创新,形成了党政一把手双组长、市级领导分工负责、人大政协全面督导、部门联动推进的“1+1+N”统筹联动机制;将旅游业确立为战略性支柱产业,每年列支5000万元文旅发展基金。先后修建了通景绿道,构建了曲阜游客集散中心、高铁旅游服务中心和咨询服务点的服务体系。引进了国际知名品牌酒店,建设了一批文化主题酒店。成功打造“政德、师德、青少年和儒商”四大文化教育培训基地。在更广阔的空间进行文化活化、文创策划和旅游开发,拓展文化旅游体验空间。

建立多部门联动的营销机制,集中打造“东方圣城”品牌,提廾旅游品牌影响力。通过承办央视春晩分会场、中秋晚会主会场,举办中国曲阜国际孔子文化节、世界文明论坛、世界儒学大会等重大节庆活动,做足节庆营销。

(摘编自《曲阜:坚持文旅融合走出传统文化保护传承与繁荣复兴新模式》)

材料三：

“五一”假期期间,一段小视频在各平台走红。视频中一名男子在重庆磁器口的拥挤的人流中大喊:“我后悔了,不想出来玩了,我想回家!”一句“我想回家”,击中了无数人的病点,引发了共鸣。

当前旅游中发生的拥堵基本集中在一些处于塔尖的知名景区。如果处于金字塔底层的景区能够“站起来”,则能有效起到分流作用,对此,目前的全域旅游已经开始破题,不少地方已建有自己的“盆景”,比如重庆磁器口小视频拍摄者提到的“近郊游”,在不少地方形成了看点。但总体来看,全域旅游发展得还不够,盆景多风景少,不能充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需求。全域旅游,不仅是产品丰富,还要有高质量:要对标高质量发展,开发更多富有吸引力的旅游产品,让人们不必东奔西走。

其实,发展全域旅游远远不是仅有资源就行,还对城市的软实力提出了挑战。拿节假日期间的停车、吃饭来说,如果问题得不到解决,就会极大地影响游客体验。而一些城市做得较好,比如这个“五一”小长假,扬州再次唤醒了包括政府机关食堂在内的公共资源,就赢得一片叫好。另外,拥堵也与人们集中选择假日出行有关。虽然,带薪休假已经推行了不少年,但在有些行业和单位,更像是一个传说。解决这个问题,显然不是一个部门的事情,也涉及到劳动者的认识问题。

而全域旅游无疑是对“我想回家”的最好回应。但不必讳言,如果全域旅游始终停在纸上,那就很难破解“后悔游”的宿命。

(摘编自北青网,2019年5月6日)

宋代版权问题的产生，是宋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法制、科技、书籍生产等因素全面发展的产物。宋代是我国商品经济发展迅猛的时期，无论在农业、手工业、商业、印刷业等方面，都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经济的发展为版权保护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而宋代印刷业的繁荣是版权保护的技术前提。印刷术的发明将人们从繁重的抄写劳动中解放出来，这在很大程度上扩大了知识文明的传播。宋代图书出版与社会文化传播事业空前繁荣，宋代在新书论撰编述、古籍收藏保存、图书出版发行等各个方面均超越了前代，将图书出版事业推向崭新的高峰。随之而来的就是对这种传播的合理掌控与保护。

“盗版”现象的出现是宋代版权保护产生的直接诱因。不少著名作者的著作均有过被盗版的遭遇。盗版行为的存在，侵害了作者和出版者的利益，激起了作者及出版者保护自己利益的意识，形成保护版权的观念。对于版权的保护，宋代针对官方出版物和私人出版物采取不同的措施。

对于官方出版物，采取“禁印”措施和确立出版审查制度。一是采取“禁印”措施，在宋代，官府出版的书籍和法令，只允许官方印制，私人不得翻刻。“禁印”不是正规的法令，而是宋代印书行业的一种禁例，但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尽管该措施的初衷具有明显的管理目的，但在客观上起到了保护版权的作用。二是确立出版审查制度。宋代出版发行的中央审查机构是国子监。国子监是国家最高的教育与出版机构，承担部分出版管理职能，其中之―就是对出版物进行严格的审查以保护版权。除了行使审查职能之外，国子监也承担着版权的登记和注册职能。

对于私人出版物采取“附牌记，发榜文，立公据”的措施。一是“附牌记”，就是在书籍的扉页，序文目录后、卷末或者书边处刊印上版权保护的告示，相当于现代出版物的版权记载页，其上常常刻有图书的作者、书名、版刻时间、版刻地点及收藏人，主要起着显示版的作用。二是“发榜文”，就是通过申报行政机关，将保护版权的有关事宜张榜公布。三是“立公据”。是指国子监审批印刻者向官府发出的申请后，为其颁发准许保护其版权的“公据”。该“公据”用来证明书籍翻印的合法性，当遇到版权被侵害的情况时，可作为向地方官府告发并追究侵权者责任的依据。

在宋代，对版权的保护主要是通过行政手段来进行的，由于在国家层面缺乏以私权为核心的系统的民事法律制度，版权作为一种无形财产权利也无法得到准确的界定，因此存在明显的局限性，对盗版行为的打击效果也不太理想，但是宋代为保护版权不断探索的精神却是难能可贵的，其对出版者与作者的权益维护，对出版物审查，保护的措施及版权保护意识的培养等各方面，对今天的版权保护机制都有借鉴与启发作用。

（摘自李睿《宋代的版权保护》，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