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是永恒的，载体却不断更新。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一些商家不断推出新的电子书阅读器，努力提升读者的阅读体验。从中国的简帛、埃及的莎草纸、欧洲的羊皮纸到今天的电子墨水屏，人类的阅读载体不断演进，不变的却是人们对阅读的热爱，对精神世界的守望。

经典作品的魅力，并没有随着移动互联时代的到来而消散。相反，阅读方式和载体的丰富，让人们可以更轻松地接触经典。近两年，中国互联网界最引人关注的现象之一，就是风起云涌的“知识付费”。通过缴纳费用，用户可以收听收看包括经典作品在内的各种知识讲座，甚至可以让专家为自己答疑解惑。诸如《傲慢与偏见》《堂吉诃德》《巴黎圣母院》这些被认为“高冷”的文学经典，通过这一方式收获了大批听众。

移动互联时代的到来，开拓出一个巨大的文化和阅读空间。对中国来说，知识付费的商业模式之所以能够兴起，一个重要的社会基础就在于，经过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的高等教育改革，当代中国社会已经积累了规模庞大的“知识大众”和“文化大众”群体。他们拥有一定的知识水平和文化水平，有着较强的精神诉求。这个数量以千万级计算、以45岁以下年轻人为主体的人群，和知识爆炸的互联网时代正面遭遇，产生了核爆级的知识需求，构成了学习型社会的主力军。满足他们的阅读需求，为他们提供包括经典作品在内的优质知识资源，已经成为一种文化刚需。

有了大众的参与，阅读将不仅仅是一项个体的、静穆的思想活动，还将是一项动态的文化生产。一部作品从诞生到成为经典，就是“经典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因为有了无数读者的参与和拣选，成为一项大众文化事业，体现出专属于自己民族和时代的精神气质，构成了经典的谱系。其实，已经进入经典谱系的作品尤其是文学作品，通常也和大众有着亲密的关系。简·奥斯汀的作品在成为经典之前和之后，都是很多英国家庭晚饭后的谈资；美国西进运动中的拓荒人，结束一天的伐木后也会读上一幕莎士比亚；对于不少中国人来说，听老人摇着蒲扇讲《三国演义》的情景，又填满了多少个夏日黄昏？正是在大众的口耳相传之中，成就了人类文明史上延绵不绝的经典作品。

因此，我们阅读经典作品，也要以优质的创作、精纯的阅读、大众的文化参与，成就今天的经典。前段时间，美国一杂志网站刊文介绍中国作家金庸。文章称他在中国的文化价值，大约相当于《哈利·波特》加《星球大战》。这一评价是看中了金庸作品作为大众文化“今典”的价值。当然，“经典化”的过程难免泥沙俱下，大部分风靡一时的流行读物都成了泥沙。这就需要大学、知识群体以及负有文化责任的媒体做出引导，让年轻人在更广阔的世界里，以更高质量的阅读，形成自己的精神视野。

书林新叶催陈叶。移动互联时代，知识正以裂变般的速度更新，人们期待更多经典作品。今天，我们阅读前人经典，更要成就当代“今典”。技术发展赋予我们时代的读与写更大的开放性，需要我们好好把握，善加运用，让久远的经典面目可亲，让优秀的当代作品脱颖而出。

（摘编自2018《人民日报》《阅读经典，成就“今典”》）

新文化运动揭开了中国科学文化发展的重要篇章，它所带来的“民主”和“科学”即“五四”精神，是中国科学文化发展的里程碑；中国的科学文化从科学知识层面上升到了精神层面，即把科学与民主当作一个整体。新文化运动宣告科学文化是一种新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是旧文化。此后，科学精神得到前所未有的弘扬，一批具有科学素养的知识分子一直致力于科学知识、方法与精神的传播，从而招致“科玄论战”，但最终“科学派”取得胜利，这表明科学文化在中国得到初步巩固。“科玄论战”捍卫了新文化运动的启蒙逻辑，其意义不逊于“五四”运动。

经过“科玄论战”，中国的文化界认识到：近代以来，科学文化是先进的，是世界文化大潮中的主流，具有“世界共性”；而中国文化已经沦为地方性的“本土知识”。从实际效果来看，在新文化运动后，科学地位日趋上升，这在中国学术界表现得最为明显。传统知识分子都自觉尝试用科学思维方法来研究中国现实问题，那种训诂考据、六经注我等旧式学问淡出学界视线；知识分子实现了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学界学风蔚然一新。

“科玄论战”后，科学文化在中国影响涵盖中国整个思想界，造就中国文化史上的空前繁荣，特别是一大批青年学生参与进来，这对他们人生观的重塑有重大意义。当然，由于“科玄论战”中“科学派”对传统文化的矫枉过正，也产生了一些理论误区，造成中国思想界的持续论战，余音至今不绝。

此后，科学研究被纳入了社会建制，即便在战局混乱的动荡年代也不例外。中国有了一大批自己的科学家，他们在科学文化的陶冶下抱着科学救国的愿望，从事科学研究事业。科学文化也开始沿着一个有目的的轨迹向前发展，直接或间接地为社会发展提供续航动力。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迅速出台了中国科技发展的远景规划，科学研究纳入国家发展轨道，踏上了建制化道路。建国初的十多年，科学研究取得良好开局，科学文化渐成风尚。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首先思想解放，中国特色的启蒙运动再度出场，科学与民主得以重新恢复。“知识改变命运”“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成了那个时代最响亮的口号，这与文艺复兴时期喊出的“知识就是力量”互为镜像。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推进，科技体制改革全面展开。20世纪90年代“科教兴国”从国家战略上升为基本国策，科技与社会形成良性互动。与此同时，中国综合实力显著增强，中国人开始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制度、理论与文化产生自信。

中国文化经历了自大、危机、自卑、自觉和自信的曲折过程，让人清楚地看到，科学文化始终充当着中国文化发展的增量，还源源不断地修正作为存量的中国传统文化，为中国文化现代转型保驾护航，理应是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摘编自伍光良《建构以科学文化为主导的社会主义文化自信》）

唐朝的学校以官办为主。中央设国子监，国子监是中国古代隋朝以后的官学，为中国古代教育体系中的最高学府。唐承隋制，武德元年(618)唐设国子学，学额300人，学生皆为贵族子弟，教师24人。贞观元年(627)，唐将国子学改为国子监，同时成为独立的教育行政机构。监内设祭酒一人，为最高教育行政长官，主持政务。下设司业为副，及丞（掌判监事）、主簿（掌印）、录事。诸学有博士、助教、典学、直讲等学官，掌教学。国子监，下辖“六学”，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传授以九经为主的儒学经典，三品以上官员的子孙可入国子学，五品以上官员子孙可进太学，四门学兼收五品以下官员及庶民子孙；律学、书学、算学教授实用学问，收纳八、九品官员及庶民子弟，均按生徒家中官位的高低分级招收。唐设这些学校主要招收贵族官僚子弟，也招收少量平民子弟。由博士与助教等授课，学生称生徒。

学校旨在培养官僚书吏，亦为科举考试服务。名望好的学校保送生徒参加科举考试。科举制度在唐朝进入了逐渐完备期，分为常举和制举两种。常举每年举办考试，科目有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等。此外还有秀才、道举、童子、一史、三史等科目。常举的应考举子有两个，一是保送的生徒，二是乡贡选拔出来的自学者。应考举子主要集中在明经和进士两科。明经科主要考试儒家经典，难度较低。生徒所习儒家经典分为大中小三种：《礼记》、《左传》为大经，《诗经》、《周礼》、《仪礼》为中经，《易经》、《尚书》、《公羊传》、《谷梁传》为小经。通三经者，大、中、小经各一；通五经者，大经皆通，余经各一；《孝经》、《论语》则都要掌握。进士科主要考诗赋和政论，难度高，但其是主要的高官晋身之阶。明经科的录取率约为十分之一二，进士科不过百分之一二。时有谚日：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而制举则是临时考试，是为了网罗非常人才，不常举行。因为科举制度比较公平且机会相等，平民得以晋身，所以成为士族末落、门第消融的起点。

科举制度除外，还有门荫和流外入流两种入仕渠道，门荫即晚辈承接前辈职务。流外入流指九品以下的官员通过考验，升职为品官。唐初，以此二途入仕的为主流，后来唐太宗大力推广学府，科举制度逐渐取代九品中正制。唐代教育的普及，削弱了传统世族的特权，加强了有效的行政管理，扩大了政权的社会基础。盛唐时期，东亚多国遣送其贵族子弟来唐入学，又将儒家文化传授国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