韵外之致——苏轼的意义

苏轼是中国后期封建社会文人们最喜爱的对象，因他是一个诗文书画无所不能、异常聪明敏锐的文艺全才。其实，苏的文艺成就本身并不算太高，比起屈、陶、李、杜，要逊色一筹。然而他在中国文艺史上却有巨大影响，是美学史中的重要人物，道理在哪里呢?我认为，他的典型意义正在于，他是士大夫矛盾心情最早的鲜明人格化身。他把中晚唐开其端的进取与退隐的矛盾双重心理发展到一个新的质变点。

苏轼一方面是忠君爱国、学优则仕、抱负满怀、谨守儒家思想的人物。但要注意的是，苏东坡留给后人的主要形象并不是这一面，而恰好是他的另一面。这另一面才是苏轼所以为苏轼的关键所在。苏轼一生并未退隐，也从未真正“归田”，但他通过诗文所表达出来的那种人生空漠之感，却比前人任何空头上或事实上的“退隐”、“归田”、“遁世”要更深刻更沉重。因为，苏轼诗文中所表达出来的“退隐”心绪，已不只是对政治的退避，而且是一种对社会的退避;它不是对政治杀戮的恐惧哀伤，而是对整个人生、世上的纷纷扰扰究竟有何目的和意义这个根本问题的怀疑、厌倦和企求解脱与舍弃。这当然比前者又要深刻一层了。对政治的退避是可能做到的，对社会的退避实际上是不可能做到的。这便成了一种无法解脱而又要求解脱的对整个人生的厌倦和感伤。

   正是这种对整体人生的空幻、悔悟、淡漠感，求超脱而未能，欲排遣反戏谑，使苏轼奉儒家而出入佛老，谈世事而颇作玄思;于是，行云流水，初无定质，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苏轼在美学上的追求是一种朴质无华、平淡自然的情趣韵味，一种退避社会、厌弃世间的人生理想和生活态度，反对矫揉造作和装饰雕琢，并把这一切提到了某种透彻了悟的哲理高度。无怪乎在古今诗人中，就只有陶潜最合苏轼的标准了。苏轼发现了陶诗在极平淡朴质的形象意境中，所表达出来的美，把它看作是人生的真谛，艺术的极峰。但与陶渊明、白居易等人毕竟不同，其中总深深地埋藏着某种要求彻底解脱的出世意念。无怪乎朱熹最不满意苏轼了，他宁肯赞扬王安石，也决不喜欢苏东坡。他感受到苏轼这一套对当时社会秩序具有潜在的破坏性。苏东坡生得太早，他没法做封建社会的否定者，但他的这种美学理想和审美趣味，却对从元画、元曲到明中叶以来的浪漫主义思潮，起了重要的先驱作用。直到《红楼梦》中的“悲凉之雾，遍布华林”，更是这一因素在新时代条件下的成果。苏轼在后期封建美学上的深远的典型意义，其实就在这里。

(选自李泽厚《美的历程》）

江南为水乡泽国，有水必有桥以济之，桥就成了江南一道亮丽的风景。16世纪葡萄牙人加里奥特·佩雷拉于1553～1563(明嘉靖年间)在华见到古桥说：“这些石桥工程如此完美，……令我赞叹不已！”湖州自古多桥，据《永乐大典》记载，湖州一府有711座桥，至清同治《湖州府志》记已达1 417座。仅乌镇一地清代就有桥119座，至今尚存建于明正德十三年(1518)的通济桥。

明清人喜在桥墩、桥门上刻楹联以表达对桥的遐想或赞颂，这样就有了桥文化。所谓桥文化不仅是指桥梁建筑技术层面而言，更多的是通过桥楹联来深化桥的内涵，这才是桥文化的精髓。通过对桥文化的研究，可以诠释明清江南经济社会和文化的深刻意蕴，反映这一地域历史文化的嬗变和演化。当年的文人骚客就是通过桥联以抒发自己的思想情感和对民俗的描摹，也有对善人善举的颂扬和历史的怀念。桥的修建自然基于交通的需要，桥建成后就能促进四邻的交往和经济发展，而建桥除官府行为外，大多还是地方人士、寺庙、商人等出资作为善举而为之的。由于年代久远，桥圯字毁或字迹模糊，搜辑桥联已属抢救之举。

杭嘉湖多古桥。王江泾的长虹桥建于明万历年间；余杭通济桥建于东汉熹平四年(175)，洪武元年(1368)改为三孔石桥；塘栖广济桥，又名通济桥，俗名长桥，建于明弘治十一年(1498)，七孔石拱桥。这些都是江南有名古桥。古桥大都有楹联，如乌镇通济桥，又名西高桥，有桥联曰：“寒树烟中尽乌戍，六朝旧地；夕阳帆外是吴兴，几点远山。”“通霅门开数万家，西环浙水；题桥主人三千里，北望燕京。”长虹桥联更多，诗情画意甚浓：“淑气风光架岭送登彼岸；洞天云汉横梁稳步长堤。”“福泽长流物阜民安国泰；慈航普渡江平海晏河清。”“虹影卧澄波，登高供远瞻；南浮越水白，北接吴山绿。”“劝世入善，愿天作福。”“千秋永庆，万古长龄。”桥楹联见景生情，传递诗情画意，真是很好的文学作品。

明清时湖州为江南经济社会文化发达地区，尤以蚕桑丝绸著名。王士性说：“浙十一郡惟湖最富……而湖多一蚕，是每年有两秋也。”外国来华人士眼中的湖州更是富庶之地。罗马尼亚人尼·斯·米列斯库：“湖州府位于大(太)湖之滨，是中国富裕的大城市之一。……处于水乡，丝绸产品丰富多彩。……这里丝绸的产量如此之多，以至一个小城镇每年缴纳的丝绸什一税就达五十万两黄金。”繁荣的经济离不开交通的畅达，水乡就离不开桥梁，如双林镇就有万元、化成、万魁三座古桥。这些古桥至今仍在通行着，可惜风雨侵蚀，有些桥联已风化，字迹不清了。

湖州方志办深感桥联的价值和意义，进行了抢救性的辑集，本文中的一些桥楹联采自他们的记录，附此致谢。

(摘自陈学文《历史上湖州的古桥与桥文化》，有删减)

   晋国祁奚“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一直以来被传为佳话。但是实际上，中国古代很早就有了防止官吏任人唯亲的回避制度。从现有史籍上看，最早在西汉的武帝时期就已经开始出现地方官任职必须回避本郡的规定，而到了东汉桓帝时，就已经正式出现“婚姻之家及两州人士不得相对临监”的“三互法”，从此初步奠定了中国历代行政回避制度的基础。

中国历代实行的回避制，主要包括地域回避与亲属回避两方面的内容，简单来说即是“避地”与“避亲”。所谓避地，是指地方官员任职时必须回避某些地域，主要是官员籍贯不能与他的任职地重合；而避亲则是指官员担任行政职务或执行公务必须回避与自己有亲属关系之人。随着时代变迁，行政回避制度也在发展，可用一句话来概括：制度越来越严格，回避范围越来越大，处罚越来越严厉。

西汉武帝时期，为了防止官员与地方豪强勾结，规定各郡、国的守相以至于县令、丞、尉等官职，都不允许由本郡人担任，可谓是首开地域回避制度之先河。此后，除了在魏晋时期曾一度放松外，历代对地方官任职都有严格的回避规定。如唐代初期，已开始明确规定除了京兆、河南两府外，其余地方官员均不得在本籍及邻近州县任职。到了宋代，地方官员任职回避的地域范围，已不限于本州、县，而是扩大到了路一级区域，宋神宗以后更是不仅要求回避本籍，同时还需要回避田产所在地。

明清时代，中国官僚体制最为成熟，对官员任职回避的规定也最为严格。明太祖时期，为了防范各级官员弄权地方，一度实行南北更调制度，即南人只能任职北方、北人只能任职南方，同时又将全国划分为三大行政区，施行地方主要行政官员轮换制。但是，由于地域回避限制过于严格，地方官员调任频繁、任职遥远，导致很多地方空缺官职难以得到及时补充，不得不又将回避地域限定为省一级，同时将滇、贵等边疆地区地方官员任职回避范围缩至府级区划。入清以后，在继承明代回避制度的基础上，对官员任职回避要求进一步细化，如康熙四十二年规定，各级地方官员任职，“五百里内，均行回避”。

实行回避制度有利于在一定程度上保证行政廉洁。历代之所以制定日益严格的回避制度，是因为中国有重乡土、重血缘关系的传统，各级地方官员很容易陷入各种复杂关系网，难免会利用自身的权力为亲友谋利，从而导致行政腐败。而回避制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让官员在任职与具体行政公务中，脱离原本熟悉的关系网，避免官员利用亲属、乡土关系腐败，防止出现“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后果。从历史经验来看，尽管历代王朝腐败现象层出不穷，但是随着唐宋以后回避制度日趋严格、规定日益细密，官员的腐败现象虽然依旧存在，但是再也没有出现过如汉、魏晋时代梁冀、石崇那样庞大、富可敌国的家族腐败，官场腐败更多的是官员个体行为，证明严格回避制对防止腐败确有着重要作用。

 （摘编自郑金刚的《中国历史上回避制的困境》）

不喧哗 自有声——聚焦“文化节目热”

近期多档文化类节目受到热捧。冷静来看，这些节目正是在众多浮躁、模仿、抄袭、千篇一律的真人秀中的一次突围，是在反智、游戏、嘻哈氛围中的高标独立。节目的成功，反映了传播者在文化建设、价值坚守、节目创新上的自信、自觉与自新，为我们找到一个讲好中国故事的钥匙，发现并开掘了观众的真正需求，引领了时代风潮。

传播者对中华传统文化自信而坚持，深知这片土地氤氲成长的文化具有强劲的生命力和时代价值。从《中国成语大会》《中国诗词大会》到《见字如面》《朗读者》，这种别开生面的节目创作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在很多人效仿欧美模式、膜拜韩国风潮的时候，这些节目坚守自己最熟悉的题材而渐入佳境，抵达当下的热度。创作者们从成语、谜语、汉字、诗词、书信这些最习以为常的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中，寻找承载节目风骨和精、气、神的支撑。“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找到了丰沛的历史资源和文化底蕴。诗词书信有乾坤，里面透露出的意境、情怀、神采等都是我们中国人最富生命力和独特气质的元素。而这些精髓一旦释放，能量无限。

自信意味着不拿腔拿调，不刻意掩饰。在这些节目中，节目设计、嘉宾选手的即兴评述和发挥，真实与真诚是关键。《中国诗词大会》第二季总决赛里，复旦附中的武亦蛛、北大博士陈更、初一学生叶飞，即兴真实的表现都让人印象深刻，嘉宾、主持人也让人耳目一新，这些现场激发与碰撞的真实信息，来自创作者以自信开放的心态，去发现捕捉这些精彩的细节，而不是刻意去摆设。

一个有担当的媒体不应去跟风、迎合甚至媚俗，而应自觉引领观众。这种引领是在媒体专业操守与大众需求之间的反复考量、磨合与融合。尤其在当前自媒体纷纷扰扰的时代，专业性弥足珍贵。但专业性是正襟危坐？是精深难懂？是曲高和寡？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所谓的专业性是用专业理念去引领、激发和满足大众需求。

文化类节目已经到了讲故事诉情怀的时代。文化内涵的融入，让节目增添了意趣和底蕴，让观众在娱乐中还能细细品味。在同质化节目都在浅表的游戏打闹时，这类节目真正触到了观众的痛点，引发了观众的共鸣。诗词不仅是传统文化的载体，也是我们日常生活的情感共鸣、流行歌词的灵感，更重要的是诗词里有天地、有历史、有社会、有故事、有人生、有情怀。而书信亦如是。它们让观众领略到了爱到深处的言之切切、情到浓处的低沉婉转、悲到痛处的肝肠寸断。节目的成功也让传播者看到，原来观众并非都追求低俗浅薄，寻求感官刺激。

一个缺乏故事的节目是没有力量的。这里的故事不仅指参赛选手背后的故事，也指节目设计的叙事环节，更是对故事的核心——人与情感的重视。《中国诗词大会》经过巧妙设计，冲突、悬念、延宕形成很强的叙事张力。选手背后的故事足以引发观众的共鸣。在春节期间，《中国诗词大会》关于选手和主持人的微信推送放大了口碑效应。

文化节目火了，要警惕一哄而上，又形成新的抄袭模仿。任何题材和形态的产品同质化地推出，生命力都不会长久。希望它能不喧哗，润物无声，成风化人。而这需要创作者更高的智慧、更大的耐心、更开放的心态，从自己的文化中寻求滋养，用最好的故事手段，把自己最擅长最熟悉的东西做到极致，其他一切纷至沓来。

（选自《人民日报》，有删改）

宋词与开封

张自善

词，最早称“曲子词”，是产生于唐代民间的可和乐歌唱的新诗体，到了宋代，得到了长足发展，艺术上表现出了更多的特色和独创性。从一代文艺作品应具有自己独特的时代风格来看，词可以说是宋代的代表文学，所以，人们称之为“宋词”。

谈宋词，就离不开开封。 因为作为北宋的京都，特别是在宋朝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能使宋词空前发展、繁荣和提高，在中国文学史上，与唐诗、元曲成三足鼎立之势，都与它是北宋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有着直接的关系。

公元960年，时任后周检校太尉、领归德军节度的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建立了赵宋王朝，并逐渐结束了自“安史之乱”两百多年来的混乱局势，使农业生产不断增长，工商业相应地得到了发展，城市经济日趋繁荣。当时，东京人口有100多万，是世界闻名的大都市之一。这种经济的繁荣，必然带来文化的繁荣，为宋词的兴盛提供了宽阔的舞台。

另外，赵匡胤是在掌握后周兵权之际，趁周世宗柴荣去世，幼主恭宗柴宗训刚刚即位而乘机取得政权的。所以，他也担心自己手下的功臣拥兵自重，来个“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于是采用赵普的计谋，演了一场“杯酒释兵权”的悲喜剧，把军权集中到中央，偃武修文。宋朝皇帝重视科举考试，广罗文人，特别是宋太宗赵炅、仁宗赵祯，都洞晓音律，并亲自制曲，更引起士大夫和市民对词的喜爱，于是竞造新声，使词这一配乐歌唱的文学形式，发展得更加迅猛起来。

北宋的词分为两个时期。前期是从宋太祖开国到仁宗赵祯末年(960～1063)，后期是从英宗赵曙初年到金兵攻陷汴京那一年(1064～1126)。

北宋前期的词，正如上述，是在“百年承平”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几乎承袭了晚唐五代的词风。在内容上，主要是反映贵族士大夫闲适自得的生活及流连光景、伤感时序的愁情，局限于书写离别、相思之绪，风格尽管有些清新，但仍旧是柔靡无力，没有突破“词为艳科”的藩篱；在形式上，从小令发展到慢词；在题材上，开始比五代有所扩展，其代表人物是晏殊、欧阳修、柳永等人。

北宋后期的词，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出现了以苏轼为代表的豪放词派。其词风飘逸、豪放，苏轼主张“以诗入词”，把丰富多彩的生活写进词里，达到“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的境地，同时，将词从音乐中解放出来，使之成为独立的文学形式。

与苏轼同时代的王安石、贺铸，以及“苏门四学士”中的黄庭坚、晁补之，都和苏轼相呼应，为南宋的辛弃疾、陆游等人的豪放词风开了先河。

北宋后期的周邦彦，则是婉约派的集大成者。他少有才学，宋神宗赵顼元丰年初为太学生，因献《汴都赋》，歌颂汴京形势和朝廷新法，被擢为太学正。徽宗赵佶崇宁年间(1102～1107)，创立大晟府，以周邦彦为提举。周邦彦通音律，能创调，工慢词，在铺叙的基础上进一步讲曲折、回环，变化较多，并过分规范词律，使词的语言风格由俚俗趋向典雅含蓄。

北宋时期，词有了迅猛发展。 当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形势，对词人都有事实上的影响。不论是在京为官，或因革新与保守两派斗争遭贬谪外地任职，词人的根都在京都开封。可以说，是开封孕育了大批的词人，而这些词人又以各种风格、各种流派的作品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现实，开拓了宋词这一文学形式，给中华民族留下了灿烂的文化。

(原文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