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先秦两汉时期，就诗礼文化中的诗教与礼制的互动关系而言，两者或离或合，大略经历了五次历史性演变。

先周时期，诗教与礼制天然遇合，生成诗礼文化的初级国家形态。诗教争礼制最初经历了从自然状态，过渡到舜以来初级国家形态的漫长历程。当原始部落社会迈进初级国家的门槛时，朴素自然的民间礼俗一变而为初级国家形态的礼制。于是，礼制建设向诗教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新要求：“命汝典乐，教胄子……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尚书·舜典》)这是帝舜发出的对子弟开展诗教的命辞。从此，诗教与礼制相结合，共同启动了诗礼文化建构的历程。

西周时代，诗教与礼制水乳交融，生成诗礼文化的高级国家形态。西周初创，即十分重视诗礼文化建设。在周太师整理规范前代已有诗作的基础上，以周公旦、成王诵为代表的诗人群体创制了大量新诗，以施于王室与公室典礼。其中，以“五礼”为核心的礼仪制度规范，重在明等级；以“六艺”为核心的贵族教育内容，重在调人情。于是，诗教与礼制二者相互倚重，相与为用，紧密结合，达到了水乳交融的境地。

春秋时期，诗教与礼制渐次分离，制度之教演变为文化之教。平王东迁，王室渐次衰微，原本以和合礼制为主要任务的诗教，逐渐从礼制系统中淡出。转而演变为儒、墨、名家的道德修身和言辞进身手段。此时开始盛行的歌《诗》、引《诗》以“言志”的文化活动，显示出诗教脱离典礼轨道的倾向。此时的《诗》已不再仅仅是一种艺术化的礼制，而是独立的大学文本了。诗教因西周传统礼制的变革崩坠而趋向没落，诗教对建构诗礼文化的影响力自然就减弱了。

战国时期，诗教与礼制相互乖离，《诗》成为少数经师传习的文学文本。当时，七雄争霸，礼崩乐坏，就连儒家在传播《诗》上也有心无力，其他学派如纵横家引述《诗》句完全是出于论辩术的需要，法家则危言耸听地说如果用诗、书、礼、乐治国，“敌至面削，不至必贫”(《商君书·去强》)。秦王朝建立后，更是以焚书坑儒的极端手段毁灭诗礼文化，《诗》既在被灭之列，诗教自然也无施展空间，这样它就从国家和民间两个领域完全退出。只能奄奄一息地苟活于少数经师之手了。

两汉时期，诗教与礼制完美结合，诗礼文化上升为皇权制国家的政教样板。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诗教走向了它的终极形态——政教化。当时，上有官学，下有私学，形成了诗教彬彬之盛的局面，国家政教道德得到了强化。当时的学者翼奉说，《诗》和《易》《春秋》一样，“皆列终始，推得失，考天心，以言王道之安危”(《汉书·吴奉传》)。足见《诗》和其他儒家经典一道，参与了汉代国家礼制的建设。

从诗教与礼制关系的离合与演变的历史进程中，可以看出《诗》与礼共生互动的基本类型；进而从诗礼文化的起落兴衰中，既可透视出历史文化的运行与演变规律，也可以为实现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提供历史借鉴。

(摘编自郝建杰《诗教与礼制的离合》，原文有删改)

“外师造化，中得心源”，一直是中国山水画家所遵循的制作路径。中国山水画的创作，首先注重本体精神的纯粹性，强调文化意味及笔墨法度形式。在写生时，强调以意取象，以心接物，强调心源与造化的契合。中国山水画强调“有意味”的笔墨和精种，强调在笔墨中探求绘画的本体精神。

每个时代的艺术都有其鲜明的特点，都能体现时代精神。五代时期画家荆浩居于太行山中，注重师法造化，常携带纸笔，在洪谷深处对景加察，画松“凡数万本，方如其真”。别浩之“真”是他常年隐居体味到的太行山水之精神，是五代画家对自然是“物象之源”的深刻认知。近代山水画大家李可染善于对景创作，他说：“画是用有限的方法去表现无限的客观世界，我们只能画极有限的东西。”所谓“有限的东西”，实际上就是画家之主观与出水之客观之间的“共识与共美”，是画家精思在融入之后精心提炼出的东西，是李可染在面对山水时，自然即时结合而形成的结果。

在新时代探讨中国画的时代精神，首先是对传统文化、传统艺术的深入研究与体悟。中国山水画强调自然山川对人性灵的洗涤，宗炳在《画山水序》中说:“披图幽对，坐究四荒……云林森渺、圣贤映于绝代，万趣融其神思，余复何为哉？畅神而已。”在我看来，畅神对于山水画而言，既是方法论也是目的论。“畅神论”要求画家融入山水，在山水中体会“天人合一”的精神，达到“心与境合”的境界，最终从山川胜景中得到美的享受与心灵的升华，创作出追求自我性情的抒发与感悟的真正“畅神”之作。当代中国山水画需要深入传统，理解传统，才能真正了解传统文化与艺术的博大，才能坚定艺术创作中的文化自信，才能最终通过借物写心的途径，以实现在艺术中与传统相融，与时代相融的境界。

时代在变，观念在变，审美也在变。中国山水画与自然之间的依存关系是与生俱来的，是不会变的；审美的时代导向是不会变的；坚持扎根生活，反映时代大美的宗旨是不会变的。因此，当代山水画家要融入自然，面对祖国的壮美河山，面对自然界的千变万化，要沉潜下来，“风动幡动而心不动”，写生与创作的关键是要坚持中国画的独有观照方式和观照角度。只有辩证地把握好山水化机的内在，才能真正理解并把握好中国画的本体精神。

当代山水画家是幸运的，首先体现在绘画资源的极大丰富，无论是传统经典还是自然资源，都是如此。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古代画家几乎需要穷其一生，而当代画家在网络与现代交通工具的帮助下，几乎触手而及；其次，身处中华民族与传统文化伟大复兴之际，如何坚持传承传统文脉，体现时代精神，创作出具有当代审美意境的优秀作品？这就要求当代山水画家要多读书、多游历、多思考，既不能离开传统，又不能脱离生活；要有情怀有担当，要有真正的家国情怀，要真正体会山水的四时清音与时代气象，要敢于突破自己，发出真正的时代之声。

（摘自石峰《新时代再探中国画的本体精神》，《中国艺术报》2018年8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