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中的知识分子形象

裴毅然

①中外文学作品中有一道奇特风景线：知识分子一直是被嘲笑的主角，很少成为获得赞美的主角。

②新文学运动以来，叶圣陶描摹灰色知识分子的《潘先生在难中》、钱钟书的《围城》等名著名篇，瞄准的对象尽是知识分子。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后，在知识分子逐渐陷入整体挨批的社会大氛围下，从思想界到文学界，知识分子全得低头认罪，成为必然自觉改造的对象，文学形象中的知识分子自然也高大不起来。进入九十年代，从特定意义上，知识分子仍然是社会上的弱者，因为谁都可以扯上知识分子开骂一通。王朔说知识分子“不骂白不骂”，并不仅仅是王朔个人的“美学投机”或“艺术选择”，实际上代表着整个社会审美的某种价值趋向。

③中国文学尽拿知识分子“开涮”，是一个有趣的研究课题,本人试析一二。

④知识分子有能力参预各项社会活动，有可能跻身权益分配之列，社会身份十分微妙，处于不上不下的中间阶层。行高于众、品异于俗，知识分子的英雄自画像，自命不凡自我夸张，主客观之间存在相当差距。在群俗看来，便很有点脱离现实做白日梦的味道，可嘲可笑之处多多，即富含“可嘲笑因素”、“可打趣内容”。聪慧敏感的作家，自然不会放过这一大好卖点。这可以说是知识分子何以成为“嘲笑主角”的最重要之因素。

⑤无论中外，相对识文断字的知识分子，工农社会地位更低，处于社会最低层。尤其在旧时中国，不少工农连基本生存条件都不具备。而同情弱者又是基本人性，且形成强大社会心理定势。若嘲笑弱者，似乎道德品味欠高。一九四二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后掀起的文艺工农化运动，除了现实政治因素，从审美角度也倚于这一社会心理定势。否则，工农化何以会于短时期内得到文艺界的广泛认同？

⑥由于知识分子最熟悉的是自己，知道哪儿隐藏着最丰富的“矿藏”,这样便从创作源头上决定了作家的取材向度。而艺术创作的关键又在于细节与深度，对作家来说最容易写得深入的只能是自己。此外，嘲笑自我的社会效应也较好，就像相声演员最好的开涮对象总是自己。

⑦孔孟以来，中国士人审美习俗便形成强大的厚古薄今的定势，以过去否定现实。一九八〇年代中期呼啸文坛的“寻根派”，呼吁从民族精神与传统文化特质中找寻现代社会的“自我”，期望从历史中找到自己的“根”，从宁静乡村处寻找文化根源，从遥远落后的原始文明那里，找到现代社会所缺乏的“根”。李杭育的《最后一个渔佬儿》，从思想倾向上，表现出追怀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农业文明，表现出追慕落后的趋向，但从审美上却因这一“向后看”得到价值支撑，觅得内涵，并以此否定城市现代文明。而知识分子又总是城市文明的代表者，与“向后看”的审美定势形成巨大反差，嘲笑知识分子便成了一块滋味多多的“痒痒肉”。

⑧二十世纪的中国，现代精神与审美观点均处于欲建未建的叉路口，新旧矛盾交聚汇集，以“旧”笑“今”也是一种必然。恰好多读了几年书的知识分子又是公认的新派人物，多有与众不同之处，被俚俗们拎出来当当笑角似乎也十分正常。

⑨当社会处于急剧转型时期，新派人物嘲笑旧式人物总是“夏瑜”式的孤掌难鸣，不成气候缺乏呼应，而旧式人物嘲笑新派人物则是一呼百诺，激掌一片。    因此，审美上从来就是偏旧不偏新，鲁迅的《药》中，最好笑的人物还是那个“疯子”夏瑜。

⑩习惯成自然，既然知识分子这一头总是自我嘲笑，并不断提供这样的嘲笑范本，那么另一头自然而然也就养成俗众对知识分子的一种天然的嘲笑期待，即所谓时髦的“卖点”。

⑪当然，只要知识分子还作为某种社会集团有别于工农，只要知识分子还只能由自己写自己，只要知识分子还因为掌握知识而成为社会关注点，那么，文学中的这一“知识分子待遇”怕是还得享受下去，一直要到全社会知识化，全都成为知识分子，才有可能免却这一“待遇”。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有效解决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问题的中国方案。面对世界前所未有之大变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引起了世界各国日益广泛的关注和日趋深入的讨论。

杜维明从儒家道德与“文明对话”的角度讨论了建立共同体的可能性。在他看来， 共同体”这个词的理想含义在于，“人们在一起共同生活、分享一种共同价值和实实在在的公民道德，并通过致力于实现公善而联合为一体。然而，这样一种统一体允许生活方式的多样性和信仰差异，只要这种多样性和差异不致侵害他者的基本自由和权利”。对于儒家而言，道徳是形成一个良好社会的必要前提。因此，在儒家“修齐治平”的语境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首先展现为一个道德共同体，杜维明称其为“信赖社群”。对于一个“信赖社群”而言，人与人的交往不仅基于秩序的建构，更在于内心的彼此信赖与道德的影响。

对于儒家生态哲学而言，讨论的范围仅限于人与人的关系显然是不够的，必须将人与自然的关系纳入道德共同体中。儒家生态哲学视域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表现为一种扩大化的“信赖社群”，在此关系内人与其他生物都是平等、自由的。早期人类文明普遍有着对人的道德关怀大于动植物的特征。例如，亚里士多德就认为，自然界中的动植物皆是人用以维持生计的生产材料。在中国，商周时期的宫廷亦曾以大量牺牲献祭。《论语》也记载，孔子退朝后听说马厩着火，问人的伤亡情况而不问马。但是，儒家文化与传统西方文化的差异在于，它不是将动物作为没有自我意识、服务于人类的纯粹工具，而是承认自然界的内在价值。儒家虽然承认人在思想与行动上的优先性，但同时能够以更加包容的心态去对待生活在同一场域中的存在物，将自身的权力欲望转化为一种平等和友爱的精神。在儒家看来，人类与自然的命运是息息相关的:一方面，人能够通过道德实践参与到天地的运作之中，影响自然万物的生长;另一方面，自然也影响、转化着人的生活，人类的可持续发展离不开对“天道”的尊重和遵循。可见，人类与自然万物之间也是彼此“信赖”、观照的，我们将这样一种共同体结构视为“信赖社群”的扩大化。

这样一种道德共同体有着显著的现实效应，可以为21世纪人类发展提供生存论层面上的启发。尽管全球生态伦理的确立还只是一种构想，但是从人类未来的发展上看，这构想是适合于当前需要的。

 （摘编自单虹泽《儒家生态哲学视域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在陶器烧造上，人们都认为，瓷器烧造的发明权属于中国人。散布在亚洲、北非等地的大量瓷片说明，我国瓷器开始成规模地输往国外，不晚于唐代后期。国内外文献资料进一步证实，中国瓷器输出，在宋元两代官方的大力提倡与鼓励下得到快速发展，至明清时期登上巅峰。遗憾的是，随着中国瓷器烧造技艺于17世纪在欧洲的广泛传播，在工业革命推动下，从18世纪后期开始，欧洲的瓷器烧造水平不断提升，中国瓷器的海外市场开始走弱。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瓷器独占世界市场鳌头千年的辉煌历史已然不再。

就中国瓷器输出线路与范围而言，总体上遵循由近及远、由小到大的路线。在明代初期之前，中国瓷器以输往亚洲、北非等地为主，明朝永乐、宣德年间，郑和虽然七次下西洋，依然没有越过这一范围。当然，中国瓷器输往朝鲜和日本的时间更早、品类更全、数量更多。

中国瓷器大量输往欧洲大约始于明代中期。这与欧洲航海家成功开辟新航路有关。新航路的开辟，大大扩展和延伸了“海上丝绸之路”。此后，中国瓷器输往欧洲、美洲呈现日益旺盛之势。

就品类而论，瓷器输出基本实现“全品类输出”，甚至在生产与市场之间基本同步。瓷器与生俱来的实用性与审美性齐备的双重特征，预示着瓷器输出不仅是商业贸易，更是文化交流。历史告诉我们，最持久、最成功的文化交流，往往是通过商业手段与途径得以实现的。因此，中国瓷器输出，实际上是借助瓷器这种特殊商品的商业贸易行为，达成的一次规模空前的文化交流。

中国之所以成为瓷器发明国，与其深厚的“尚玉文化”关系密切。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认为“玉”乃“石之关者”，且包含有“五德”。瓷器即追求“似玉”之关。因此，某种意义上讲，瓷器输出就是一种中国式审美文化的输出。中国精美瓷器，不仅被中国皇宫所器重，也得到欧洲王室珍爱——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拥有青花执壶，西班牙国王查理五世收藏有数千件中国精美瓷器，法国国王甚至在葡萄牙等地设代理人专门收集中国瓷器，王室收藏使在家中陈设中国瓷器成为欧洲风靡的时尚。英国作家迪福甚至有“如果没有中国的花瓶就没有第一流的住宅”的判断等。显然，有关瓷的审美已然成为一种世界性审美。

历史证明，无论是物质文化还是精神文化，广泛而深入的域外交流，是维持其旺盛生命力的重要方式。伴随中国瓷器大量输出的，还有海外审美文化对中国瓷器的影响。从元代后期开始，海外文化对中国瓷器的品类、器形、纹饰等形成重大而直接的影响。青花瓷正是受伊斯兰文化影响而产生的瓷器新品类。到明清时期，受欧洲市场巨大反作用力的影响，中国瓷器的欧洲审美特点凸显，珐琅彩、粉彩、洋彩等都是这一历史背景下的产物。

显然，域外文化已如血液般融入到中国瓷文化中，改变了中国瓷器审美取向，推动了中国彩瓷文化的产生与发展。这也是瓷器输出史研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下，在“一带一路”建设的不断推进中，对瓷文化、对瓷器输出史进行客观而全面的学术研究，可谓恰逢其时。

（摘编自《瓷器：中国审美文化走向世界的代表》）

文学经典的重构指的是通过对现有的文学经典的阅读和阐释，在获得新的认识和理解的基础上，对现存的经典书目进行修订使之变得更加完善和实用。因此，文学经典的重构不是把现有的经典推倒重来，而是在现有的基础上通过增添与删除，从而接纳被历史确认了的新的经典，剔除被历史证明为不是经典的作品。通过重构，文学经典才能与历史同步，文学经典的书目才会变得完备和可靠，文学经典的质量才会得到保障。事实上，重构最大的作用在于增补和删除，增补主要针对现在而言，即把现在被视为经典的作品补充进去。删除主要针对过去而言，即把过去误认为是经典的作品从经典书目中清除出去。因此，这一重构的过程也是文学经典化的过程。经典的确认受到文学传统、文学流派、艺术风格、审美趣味等的影响，文学经典书目实际上一直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不断变化着。

文学作品能够变为经典的原因是什么，这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布鲁姆认为，作家及其作品成为经典的原因在于“陌生性”。他说：“一切强有力的原创性文学都具有经典性。”原创性对于文学经典是重要的，但是我们无法据此解释那些大量被排除在经典之外的同样具有原创性的作品。例如西方的骑士小说和我国的武侠小说，它们的陌生化特点往往让阅读它们的人爱不释手，但是它们却不能成为经典。这就是说，布鲁姆提出的原创性标志的陌生性，难以成为文学作品经典化的标准。布鲁姆接着又提出另一个标准：“神性与人性的爱恨纠葛”是文学作品成为经典的又一标志。但是，无论是陌生性还是神性和人性的爱恨纠葛，都难以成为大家所共同接受的文学经典化的标准。

当我们从起源上对文学加以研究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文学作品的产生，从本质上说，完全是出于伦理道德的需要。古今中外发现的最早文本，都与记载宗教祭祀仪式的活动有关。在那些古老的极其简略的文字记载中，如我国殷商时代留在龟甲兽骨上的卜辞，就包含内容丰富的故事文本。这些记录宗教祭祀活动的古老文献，就是文学的最早的源头。这些文献的基本功用，就是教诲，并为其他人或后来者提供范例，建立规范，让后来者有例可援，有法可依，形成体制。一直到后来，文学始终保持着这一基本功用，如荷马的史诗，希腊的戏剧，莎士比亚的作品，弥尔顿的诗歌，18至19世纪的英国小说等，都显示出文学教诲的本质特点。

文学的历史告诉我们，文学产生的目的就在于伦理表达的需要，文学的功能就是教诲，而文学的审美功能则只是文学教诲功能的衍生物，是为教诲功能服务的。文学缺失了教诲动能，即伦理价值，文学的审美价值则无法存在。文学价值的大小在于其所发挥的教诲功能的大小。作为文学经典，其教诲的功能都能够得到充分体现；反之，文学就难以成为经典。这就是说，文学经典的价值在于其伦理价值，其艺术审美只是伦理价值的一种延伸，或是实现其伦理价值的形式或途径。因此，文学能否成为经典是由其伦理价值决定的。

 （摘编自聂珍钊《史学经典的阅读、阐释和价值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