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传与教育(节选)

贺麟

①我们并不否认宣传有其不可免的流弊，本不否认我们的思想界和出版界常为悲劣的宣传所充斥。但我们不能向时代开倒车，主张根本摒绝一切宣传，只能向前努力去提高宣传的素质。所以我们主张不可离开教育而从事宣传，也不可仅仅热心教育而忽略宣传。宣传家应当以宣传为主，教育为辅；教育家应当以教育为主，宣传为辅，离开教育而言宣传，宣传就没有内容，离开宣传而言教育，教育就没有广大的影响。

⑤中国今后政治宣传，应当以孙中山先生为典型,宗教宣传应当以利玛窦为模范，学术宣传应当以苏格拉底、费希特为代表。如是庶几学者，教育家、先知先觉，可以离开学历或象牙之塔而到民间去。而一般民众亦可以受先知先觉者、教育学家的感化与启迪。如是庶宣传与教育，可以收分工合作，同时发达，携手并进的效验。

(194 年写于昆明)

大约进入21世纪以后，技术早已不再是社会发展的“工具”和“手段”，而成为人类自己为自己制造出的一个强大对手。自从Alpha Go与Alpha Zero相继诞生，人们开始对于技术的自我增长产生了普遍的恐惧。人工智能——人的这个创造物战胜人的神话正在从科幻小说中走出来，变为现实，哲学家也就不可避免地要面对科学技术的挑战。

人类生存的每一次危机都需要哲学家的关注。哲学，虽然是一种爱智慧的学问，但却根本上以关注人的生存为己任。技术，原本作为一种人类知识力量的外化形式，曾是帮助人们更好地生活的手段。因此，当年法国哲学家笛卡尔那句尽人皆知的“我思故我在”，其所设立的不仅是哲学的第一原理，也为知识以及科学和技术设定了第一原理。从此科学研究就可以如同脱缰的野马一般任意驰骋，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因为笛卡尔的哲学原则告诉我们，人（我思的主体）成为了整个世界的理论根据，人作为世界主体，人也就成为了世界的上帝。

现代社会就是人这个上帝创造出的一个人化世界，如今这个上帝正在制造一个自己搬不起来的石头，于是终于开始恐慌，仿佛这一境遇是人类从未遭遇过的挑战。其实，今天人工智能对人类存在造成的危机与二战期间原子弹爆炸所带来的恐慌并无二致。它所表达的都是技术对于人类生存构成的威胁。在哲学上，我们可以用知识论与存在论的对抗性关系来概括这一危机。技术本质上是哲学知识论的必然后果，其基本的诉求是试图将世界上存在的一切都进行形式化的抽象，也就是说，将一切都还原为抽象的数字，从而适用于可计算性。而存在论，则意味着对于人自身的关照，其中人的情绪、情感成为了关照的重心。那些对于人工智能充满信心者，以及那些对于人工智能所产生的威胁忧心忡忡者都不过是知识论的拥趸:而大部分的哲学家们都可能会立足于存在论，而对于人工智能所带来的威胁不以为然。原因不难理解:人工智能能够完全替代人的玄想之所以能够成立，关键在于你将如何看待人的属性。如果你认为人的本质就是一个可以被还原为一组组数字，如同一部巨大机器上的零部件，他每一时刻的行为都是被规定好的，他未来的每一种可能性都可以被计算出来，那么你当然会觉得人可以被人工智能所替代。但如果你认为人生就是偶然性事件串联在一起的一场戏剧，其间上演着的毎一分钟都包含非确定性，它的精彩是不可预期的，那么你根本不会相信任何一部机器可以完全替代你的存在。

人工智能在今天社会所带来的恐慌，一方面源自于资本的诉求，其有意制造话题，以便敞开新的利润増长点，另一方面，则源自于人的生活越来越多地被知识论的抽象原则所操控。比如人有了身价，成为了可买卖的商品，人的工作时间十分固定，以至于一天的生活与一个月每一天的生活毫无二致。这在哲学家看来是一种典型的非人的存在样态。人工智能所代替的，也只能是非人之人，而非人本身。

正是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产生了一个契机，它让人可以突然越来越自省于这样一个事实:我们人类活动当中究竟有多少是不可计算的部分，以便将我与机器区分开来。是的，正是人工智能，让我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了“人本身”。

（作者：夏莹，系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有删改）

新时代中国文学发展必须以文化自信为现实基础。从现代文学诞生至今,中国文学的发展在不断成熟和繁荣过程中，不仅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而且积淀了富有中国特色的文学发展理念和理论。20世纪中期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学为世界文学的发展提供了鲜活的中国经验和中国式的文学思维，向世界全方位展示了建于中国文化基础上的中国文学范式，成为世界文学发展中的重要一极。

但也不可否认，在这种发展流变和日益壮大的文学实践中，有一种“虚无主义”的倾向,特别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学理论的自身建构上还缺乏原创的勇气和视野，缺乏基于中国文化自身逻辑的理论创设和延伸。这是缺乏文化自信的表现。缺少了这种自信，也就会缺失新时代中国文学发展的现实基础，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学也就无从谈起。在这方面,我们有过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深刻指出:“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自信不仅是新时代中国文学发展的现实基础，而且是新时代中国文学发展的内生动力。

新时代中国文学发展必须蕴含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当中。正如人们所知，特定的文化产生特定的文学。因此，新时代中国文学一定是蕴含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之中的。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历史的积淀、过程的总结、时代的凝练,是它们相互作用、彼此呼应的结果。***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这一论述指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三个构成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三个层面累世叠加，通过不断继承和创新，积淀出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从文学发展的角度看，这三个方面既构成了新时代中国文学发展的线性文化线索，也指明了新时代中国文学发展必然的文化逻辑，是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性和当代性总结。每一个作家都是带着自身的文化积淀和文化经验开始文学创作的。因此，只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精神特质的浸润下，才能创作出符合时代要求的优秀文学作品，才能从文化还原的角度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建构提供丰富源泉。

（选自《新时代中国文学发展的路径与秩序》，有删改）

从文化角度考察，宋词的荣耀得力于其市井文化与士林文化相互影响的双重品格。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词的别名入手加以探讨。词又称“诗余”或“长短句”，前者循其文体嬗变脉络而言，后者就其形式立名。至于“曲子词”、“曲子”的别名，则强调其音乐属性。从隋唐至宋，这一属性是造就词的双重文化品格的基础。南北朝是中华民族大融合的历史阶段，伴随这一过程的完成，西域音乐在隋唐时代传入中土，并与汉族的传统音乐融合产生出与雅乐对立的燕乐，燕乐即俗乐，词在初期就是与之相配的歌词，其市井文化的品格不言而喻。明俞彦《爱园词话》云：“诗亡，然后词作，故曰余也：非诗亡，所以歌咏诗者亡。”此论也从音乐入手探讨词的产生。反言之，词之所以能够继诗之后获得演唱者或者吟咏者的青睐，又与其袁现形式的灵活多样密不可分。词打破了古近体诗较为齐整的句式，参之以变化错落，因而更适于倚声弦歌与抒情达意。

作为配乐的歌词，词作者必须按照乐谱的音律、节拍进行创作，才能用于演唱实践，于是“倚声”“填词”等相关术语就应运而生了。填词须有词牌，据清人所编《词谱》统计，传世词牌有826调，算上变体就有2306种之多。词的句式参差错落．又有多种词牌可供创作时选择，因而在传达人们复杂隐秘的内心世界时，它就有了诗所无可比拟的灵活性。古人作文吟诗，往往“正襟危坐"，以体现“诗言志”的尊严，

却独于倚声填词较少顾忌。这就是“诗庄词媚”或“词为艳科”说之由来。在反映社会生活的深度与广度上，词不如诗：但若表现复杂的感情世界，词又有胜于诗的优越性。王国维曾论道：“词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他概括出诗与词的不同文体特征，的确很有见地。

词的文体特征与其音乐属性密切相关，而其接受方式也有了双重选择的可能。它除可供文人案头欣赏外，宛转于歌伎之口以娱悦听众也是一种普遍的方式。词演唱时的听众不仅限于文人士大夫，也有相当一部分是市井中人，听众成分的复杂化要求词的写作须向俚俗靠拢。当然，除字句易于听懂而外，情趣的共鸣也是不可或缺的。此外，耳听与目怡接受方式的不同，也要求词的写作不宜晦涩艰深，而要有一定的口语化基础。所有这些要求都无疑会令词的市井文化品格得到加强，否则，词将失去赖以发展的土壤，而成为纯粹供文人欣赏的案头文学——恰如词在宋以后的遭遇那样。柳永《鹤冲天》词写男女惜别之情：“假使重相见，还得似旧时么?”李清照《永遇乐》词写无奈之情：“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前者写恋人细语温柔，缠绵悱恻：后者感人生苍凉，寓悲于乐。词句浅显易懂，毫无费解之处，便于听唱：如果用诗的形式表现，就很难传达出个中细腻微妙的情愫。当然，词也并非只局限于风月情怀或身世之悲的抒发中，在害志咏史与挥洒壮志的有关题材中，也有其区别于诗的潇洒风度，苏轼“大江东去”(《念奴娇》)的放歌、辛弃疾“千古江山”(《永遇乐》)的抒怀，皆可为证。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