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山林是一个隐秘的宝库，为隐士们供给了衣食住等诸方面的所需，以维持他们最基本的生活。但有时候，这并不足够。鲁迅先生在《且介亭杂文·隐士》里曾说:“凡是有名的隐士，他总是已经有了‘优哉游哉，聊以卒岁’的幸福的。”北宋时隐居龙山的孔畋，据称有田数百亩。还有一些隐士得到了官府的赏赐或官员赞助，也饶有资财。陈抟就屡次被皇帝接见，受到赏赐，他隐居的华山云台观也为官府修建。这些隐士，大抵可以过着超然世外的生活。但是大多隐士并没有这么幸运，特别是山林隐士，往往是清贫的，为了“讨生活”，他们还是需要从事一两种职业，以谋生计。

农夫是隐士们最普遍的职业。躬耕，作为一种直接作用于自然的劳动，被视为是符合隐士身份的。并且，隐士的躬耕，与求取什一之利的田舍翁不同，被赋予了一种修身的意义。在春耕秋收中，隐士们体会着自然的韵律在土地、植物和自身之上的响应，进而让身心达到与自然同步的境界。正如《高士传》中所言:“春耕种，形足以劳动，秋收敛，身足以休食。”从事躬耕的隐士代不乏人。上古有许由，春秋有老莱子，三国时的诸葛亮在出山之前，也躬耕于南阳，静观天下之变。

渔樵也是隐士从事的一种重要职业。不过，与自给自足的躬耕相比，渔樵因为要出售其剩余产品，不得不与人世发生联系。但一些决绝的渔樵者仍然坚持不在俗人前露面。如南朝人朱百年,以伐樵采箬为业，每次他将樵箬放在路边，自己走开，人们便自取樵箬，按价放钱。朱百年仍可隐藏自己的面目。而有一些渔樵者则选择性地出现，在人世留下雪泥鸿爪。屈原行吟泽畔时遇到的沧浪渔父，《庄子·渔父》中假托孔子所遇到的渔父便是这样的世外高人。渔父、樵夫来自隐士的世界，却对人世有着独特的见解，只言片语，拨醒梦中人。渐渐地，渔樵问答亦成为世外人看世内事的一种象征。除此之外，隐士还依托山林资源，从事其他职业，如安期生卖药，姜歧蓄养蜜蜂，范元琰种菜，傅山行医等，凡此种种，行于世间。

尽管隐士也在谋生，却无贪欲，所谋乃是最本源的生存需要，而在谋生过程中，他们也绝不放弃隐士的自尊。因此，隐士一般是贫穷的，甚至是赤贫的。而这种赤贫成就了一种高尚，所谓“士不穷无以见义，不奇穷无以明操”。正因为隐士们安于贫穷，不困于功名利禄的樊笼，他们才绝少欲望，无需对繁华世界阿谀取媚，才可昂起高傲的头，立于山林之间。

（摘编自《住在云山深处: 隐士的衣食住行及其他》）

【小题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山林虽然为隐士们供给了衣食住等诸方面的所需，但并没有解决隐士生活的所有问题。

B．来自隐士世界的渔父、樵夫对人世有着独到的见解，他们能用只言片语点醒“梦中人”。

C．躬耕是农夫这一职业直接作用于自然的劳动，但隐士的躬耕却被赋予一种修身的意义。

D．有名的隐士能过着超然世外的生活，要么自己就拥有良田数百亩，要么靠官员赞助。

【小题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文章论述隐士也要“讨生活”，但先从不讨生活的隐士说起，并分析了不用讨的原因。

B．农夫、渔樵是隐士所从事的普遍且重要的职业，作者在论证时都用了比喻论证的方法。

C．文彰引用鲁迅《且介亭杂文·隐士》里的话以证明在古代有的隐士物质生活相当优渥。

D．文章在论述隐士从事的职业除农夫、渔樵外还列举其他职业，意在表现隐士的生存状态。

【小题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虽然有的隐士因生存所需而被迫谋生计，但他们的自尊却仍然被人们所认同，如朱百年。

B．在春耕秋收中，隐士们秉承道家“天人合一”之念，进而让身心达到与自然同步的境界。

C．隐士并不需要完全与外界隔绝，即便是不得已而有时与外界接触，也并不影响隐士的身份。

D．从某种意义上讲，隐士的贫穷生活成就了其高尚情操，因为安于贫穷也就无需迎合他人。

阅读下面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在中国所有艺术门类中，诗歌和书法最为源远流长，历时悠久。书法和诗歌同在唐代达到了无可比拟的高峰，既是这个时期最普及的艺术，又是这个时期最成熟的艺术。正如工艺和賦之于汉，雕塑、骈体之于六朝，绘画、词曲之于宋元，戏曲、小说之于明清一样。它们都分别是一代艺术精神的集中点。唐代书法与诗歌相辅而行，具有同一审美气质。其中与盛唐之音若合符契，共同体现出盛唐风貌的是草书，特别是狂草。

与唐诗一样，唐代书法的发展也经历了一个过程。初唐的书法，就极漂亮。由于皇室（如太宗）宫廷的大力提倡，其风度体貌如同从齐粱宫体摆脱出来的诗歌一样，以—种欣欣向荣的新姿态展现出来。唐太宗酷爱王羲之,王羲之的真实面目究竟如何，兰亭真伪应是怎样，仍然可以做进一步的探究。

走向盛唐就不同了。孙过庭《书谱》中虽仍遵初唐传统，扬右军（王羲之）而拟大令，但他提出“质以代兴，妍因俗易”，以历史变化的观点，强调“达其情性，形其哀乐”，明确把书法作为抒情达性的艺术手段，自觉强调书法作为表情艺术的特性，并将这一点提到与诗歌并行、与自然同美的理论髙度。以张旭、怀素为代表的草书和狂草，如同李白诗的无所拘束而皆中绳墨一样，它们流走快速，连字连笔，一派飞动，“迅疾骇人”，把悲欢情感极为痛快淋漓地倾注在笔墨之间。并非偶然，“诗仙”李白与“草圣”张旭齐名。是的，盛唐诗歌和书法的审美实质和艺术核心是一种音乐性的美。

盛唐本来就是一个音乐高潮。当时传入的各种异国曲调和乐器，如龟兹乐、天竺乐、西凉乐、高昌乐等等，融合传统的“雅乐”“古乐”，出现了许多新创造。从宫廷到市井，从中原到边疆，从太宗的“秦王破阵”到玄宗的“霓裳羽衣”，从急骤强烈的跳动到徐歌慢舞的轻盈，正是那个时代的社会氛围和文化心理的写照。“自破阵舞以下，皆擂大鼓，杂以龟兹之乐，声震百里，动荡山谷。”“惟庆莕乐独用西凉乐，最为闲雅。”或武或文，或豪壮或优雅，正如当时的边塞诗派和田园诗派一样。这些音乐歌舞不再是礼仪性的典重主调，而是人世间的欢快之音。

正是这种音乐性的表现力量渗透了盛唐各艺术部类，成为它的美的魂灵，故统称之曰盛唐之音。就是形式，也由这个灵魂支配和决定，绝句和七古乐府所以在盛唐最称横唱，道理也在这里。它们是能入乐谱，为大家所传唱的。“琵琶起舞换新声，总是关山旧别情。撩乱边愁听不尽，高高秋月照长城。”诗与琵琶是浑然一体不可分割的。新声、音乐是它的形式，绝句、七古是它的内容。总之，它们是紧相联系在一起的。只有“入俗”的绝句和尚未定形的七言（即其中夹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等等）才是当时在整个社会中最为流行而可歌可唱的主要艺术形式，它们也是盛唐之音的主要文学形式。

在唐代，绝句、草书、音乐、舞蹈，这些表现艺术合为一体，构成当代诗书王国的的冠冕，它把中国传统重旋律重感情的“线的艺术”，推向又—个崭新的阶段，反应了世俗知识分子上升阶段的时代稍神。

(选自李泽厚《音乐性的美》，有删改）

【小题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唐代的诗歌和书法，汉代的工艺和賦，六朝的雕塑、骈体，宋元的绘画、词曲，明清的戏曲、小说，他们都分别代表了一个时代的艺术成就。

B．初唐的书法，由于皇室宮廷的大力提倡，其风度体貌欣欣向荣，其发展历程和唐代诗歌大体相似。

C．盛唐本来就是一个音乐高潮，从太宗的“秦王破阵”到玄宗的“霓裳羽衣”，从急骤强烈的跳动到徐歌曼舞的轻盈，正是那个时代的社会氛围和文化心理的写照。

D．诗歌在盛唐最称横唱，因此，诗歌音乐性的表现力量渗透了盛唐各艺术部类，成为了唐朝美的灵魂，称之为盛唐之音。

【小题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书法和诗歌在唐代达到了无可比拟的髙峰，它们拥有共同的审美实质和艺术核心。

B．孙过庭提出“质以代兴，妍因俗易”，以历史变化观点，强调把书法作为抒情达性的艺术手段。

C．盛唐之音中最为流行的主要文学形式是指可歌可唱的“入俗”的绝句和尚未定形的七言。

D．唐代书法与诗歌相辅相成，具有相同的审美气质，与盛唐之音相符，共同体现盛唐风貌的是狂草。

【小题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琵琶起舞换新声，总是关山旧别情。撩乱边愁听不尽，高高秋月照长城。”可以看出诗歌和音乐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音乐以诗歌为内容，诗歌以音乐为形式，诗歌为主，音乐为辅。

B．唐代时，绝句、草书、音乐、舞蹈这些艺术融合为一个整体，可以称之为诗书的王国，把中国又推上了一个新的时期，也反应了世俗知识分子上升阶段的时代精神。

C．盛唐诗歌和书法的核心相同，都是一种音乐性的美。张旭、怀素的草书和狂草，和李白的诗歌一样，把悲欢离合极为痛快淋漓地倾注在笔墨之间。

D．盛唐时期，音乐歌舞不再是礼仪性的典重主调，而是人世间的欢快之音。如田园诗派和边塞诗派，或优雅或雄壮，或文或武，有丰富的意蕴。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对诗歌多义性的深入研究，是20世纪以后随着语义学的建立而开展起来的。语义学是符号学的三个分支之一，主要研究语言符号和它所指的对象之间的关系。有人用符号学的理论来研究诗歌，把诗歌也看作是一种符号，叫“复符号”。这种“复符号”所投射出来的语意，只是它所包含的意义的一部分。这就涉及诗歌多义性的问题了。从语义学的角度研究诗歌艺术，无疑是一条途径。但是，决不能用语义分析代替对于诗歌艺术规律的探讨。英国的恩普逊在其《意义暧昧的七种类型》一书中，从语义学的角度研究诗歌里的暧昧语、含糊语，固然有其价值，但这并不等于诗歌艺术的研究。所谓多义并不是暧昧和含糊，而是丰富和含蓄。

诗歌的多义性与词汇学上所说的词的多义性有相通的地方，诗歌可以借助词的多义性以取得多义的效果，然而它们并不是一回事。

按照词汇学的解释，由于语言中词的数量有很，不可能一对一地表示复杂的客观事物和现象，所以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多义词。然而，不管一个词有多少种意义，这些意义都是确定的，而且这些意义都是为社会所公认的。诗歌的多义性与词汇学上所说的词的这种多义性不同。诗人不仅要运用词语本身的各种意义来抒情状物，还要艺术地驱使词语以构成意象和意境，在读者头脑中唤起种种想象和联想，激起种种感情的波澜。诗人写诗的时候往往运用艺术的手法，部分地强调着或改变着词语的意义，赋予它们诗的情趣，使一个本来具有公认的、确定的意义的词语，带上复杂的意味和诗人主观的色彩。而读者在读诗的时候，他们的想象、联想和情感，以及呈现在他们脑海里的形象，虽然离不开词义所规定的范围，却又因人因时而有所差异。生活经验、思想境界、心理气质和文艺修养互不相同的读者，对同一句诗或一句诗中同一词语的意义，可以有不同的体会。同一个读者在不同的时候读同一首诗，体会也不完全一样。可见，诗歌的多义带有一定程度的主观性和不确定性。

另外，词汇学里讲词的多义性，是把同一个词在不同语言环境中的不同意义加以总结，指出它的本义和引申义。如果孤立地看，一个多义词固然有多种意义，但在具体运用的时候，一般说来，一次却只用其一种意义，歧义是一般情况下使用语言时需要特别避免的毛病。

但是在诗歌里，恰恰要避免词义的单一化，总是尽可能地使词语带上多种意义，以造成广泛的联想，取得多义的效果。中国古典诗歌的耐人寻味，就在于这种复合的作用，“诗无达话”这句话，如果理解为诗是不能解释的，那么这句话自然是错误的，如果从诗歌的多义性上理解，这句话倒也不无道理。中国古典诗歌具有多义性，读诗的时候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人们有不同的体会和理解，这是很自然的。

【小题1】下列关于“诗歌的多义性”的表述，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诗歌可以借助词的多义性取得多义的效果，变得丰富和含蓄，这说明诗歌的多义性与词汇学上词的多义性有相通之处。

B．诗人运用词语本身的各种意义抒情状物，并艺术地运用词语构成意象和意境，会使诗歌最终产生多义性的效果。

C．无论是诗人写诗时部分地强调或改变词义，还是读者读诗时因人因时体会不同，都会让诗歌中词语的意义带上一定的主观色彩。

D．人们读诗时会有自己不同的体会和理解，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从而使中国古典诗歌具有多义性的特征。

【小题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本文论述了诗歌的多义性与词汇学上词的多义性的共通之处，以及二者的区别。

B．作者以恩普逊的书为例，一方面说明诗歌多义性研究与语义学之间的关联，另一方面也引出下文对二者区别的论述。

C．文章第三自然段，作者从诗人创作和读者阅读两个方面，分析了诗歌的多义带有一定程度主观性和不确定性的原因。

D．文章最后两段运用对比的方法，说明词汇学中词的多义性与诗歌多义性的区别，并论及二者的高下和优劣。

【小题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表述正确的一项是（  ）

A．恩普逊从语义学的角度研究诗歌里的暧昧语、含糊语，不等于对诗歌艺术的研究，因此它不能作为研究诗歌艺术的一个角度。

B．与词汇学中用词时通常一次只用其一种意义不同，诗歌中的词要尽可能地有歧义，以造成广泛的联想，从而使诗歌耐人寻味。

C．李煜《浪淘沙》“独自莫凭栏”中“凭栏”除有“倚靠着栏杆”之意，还会令读者有抑郁悲苦的联想，这就体现出诗歌的多义性。

D．“诗无达话”这句话，如果理解为诗歌因其词语的多种意义，而在读者头脑中唤起丰富的想象和联想，则是完全正确的。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外师造化，中得心源”，一直是中国山水画家所遵循的创作路径。中国山水画写生与创作的理念，首先注重的是中国山水画本体精神的纯粹性，强调文化意味及笔墨法度。不论写生还是创作，中国山水画所强调的是“有意味”的笔墨和精神，强调在笔墨中探求绘画的本体精神。

每个时代的艺术都有其鲜明的特点，历代大师无论是在写生还是创作中，都能鲜明地体现时代精神。五代荆浩居于太行山中，他常携带纸笔，在洪谷深处对景细察，画松“凡数万本，方如其真”。荆浩之“真”是他常年隐居体味到的太行山水之精神，是五代画家对于自然是“物象之源”的深刻认知。近代山水画大家李可染尤其善于对景创作，他说：“画是用有限的方法去表现无限的客观世界，任何客观事物都有无尽之处，我们不能全画下来，只能画极有限的东西。”所谓“有限的东西”，实际上就是画家之主观与山水之客观之间的“共识与共美”，是画家情思在融入之后精心提炼出的东西。李可染的山水无论是描写漓江还是井冈山，都是构图坚实，笔沉墨厚，充满了新中国新时代的家国主义情怀。

在新时代中国画要体现时代精神，首先要对传统文化、传统艺术有深入研究与体悟。中国山水画强调自然山川对人的性灵的洗涤，宗炳在《画山水序》中说：“峰岫峣嶷，云林森渺，圣贤映于绝代，万趣融其神思，余复何为哉？畅神而已。”“畅神论”要求画家融入山水，在山水中体会“天人合一”的精神，达到“心与境合”的境界，才能创作出追求自我性情的抒发与感悟的真正“畅神”之作。当代中国山水画需要深入传统，才能真正的了解到传统文化与艺术的博大，才能坚定艺术创作中的文化自信，才能最终通过借物写心的途径，以实现在艺术中与传统相融，与时代相融的境界。

时代在变，观念在变，审美也在变。但中国山水画与自然之间的依存关系是与生俱来的，是不会变的，审美的时代导向是不会变的，坚持扎根生活、反映时代精神的宗旨是不会变的。因此，就要求当代山水画家在写生与创作时，要融入自然，面对自然界的千变万化，要沉潜下来，“风动幡动而心不动”。写生与创作的关键是要坚持中国画的独有观照方式和观照角度，只有辩证地把握好山水自然的内在，才能真正理解并把握好中国画的本体精神。

当代山水画家无疑是幸运的，这种幸运首先体现在绘画资源的极大丰富，无论是传统经典还是自然资源，都是如此。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对于古代画家几乎需要穷其一生，而当代画家在发达的网络与现代的交通工具的帮助下，几乎可以触手而及。其次，身处中华民族与传统文化伟大复兴之际，当代画家也担负了更大的责任，如何在坚持传承传统文脉之际，又能体现时代精神，创作出具有当代审美意境的优秀作品？这就要求当代山水画家要多读书、多游历、多思考，既不能离开传统，又不能脱离生活；要有情怀有担当，要有真正的家国情怀，要敢于突破自己，发出真正的时代之声。

（摘编自石峰《在新时代再探中国画的本体精神》）

【小题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A．中国山水画家一直遵循“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创作路径，并由此形成了中国山水画的本体精神。

B．虽然时代不同，但是荆浩体味到的“真”和李可染表现的“有限的东西”都体现了共同的时代精神。

C．“畅神论”强调自然山川对人的性灵的洗涤，突出了“天人合一”精神在中国山水画中的重要地位。

D．山水画家要把握好山水自然的内在即中国画的本体精神，需坚持中国画的独有观照方式和观照角度。

【小题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文章开门见山，明确地指出了中国山水画本体精神的内涵，引出后文内容。

B．文章第二段通过举例论证的方法来证明观点，使文章内容丰富，论证有力。

C．文章指出了新时代中国画体现时代精神的两种途径：深入传统、融入自然。

D．文章立足于新时代，从两方面清晰具体地阐述了当代山水画家的幸运之处。

【小题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优秀的艺术作品往往能够鲜明地表现时代精神，艺术家如果缺乏对时代的理解，就很难创作出具有时代精神的作品。

B．客观世界的自然山水是无限的，但画家无需全面描绘，如果能提炼出物我之间的“共识共美”，其作品就具有意义。

C．时代、观念等在不断变化，但中国山水画与自然的依存关系不变，融入自然、沉潜静心是当代山水画家必备的素养。

D．山水画家在当今时代拥有更加丰富的资源，如果能够合理有效地利用这些资源，会获得比古代画家更高的艺术成就。

（题文）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文后小题。
在世界文明对话史上，公元2世纪到7世纪期间最重要的历史事件当属佛教的东传及其与中华文明的对话。这一文明对话产生了重要的历史后果，它不仅使佛教融入中华文明，与儒家、道教一起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的结构性力量，而且也使得佛教获得持续的发展活力，从一个地方性宗教上升为世界性宗教，直到今天仍然发挥其重要的精神作用。
两汉时期，是佛教东传的发生期。佛教进入中国大地是一个因地域关系自然而然地发生的过程，“其教因西域使臣商贾以及热诚传教之人，渐布中夏，流行于民间”。（汤用彤）它不是像后来基督教教团派出大量传教士有组织地传教活动。这一点决定佛教进入中国是和平的、非强制性的。佛教最初传入中国是与当时道家的黄老之术和方士之术互相影响、相得益彰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佛教东传的扎根期，隋唐时期是佛教东传的开花结果期，这两个时期是佛教文明与中华文明对话的最重要时期。唐以后，随着三教合流，随着中国化佛教禅宗的盛行，融入中华文明的佛教已经成为中华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佛教已经不是在异族异质文明意义上与中华文明展开对话了。
魏晋时期佛教文明与中华文明的对话主要体现在佛学与玄学的对话上，两种文明对话呈现出佛学的玄学化和玄学的佛学化。南北朝时期佛教文明与中华文明对话的一个突出特征是皇帝亲自参与对话，如宋文帝曾与僧人论究佛理，宋武帝亲自到寺庙听讲，梁武帝甚至亲制发愿文，皈依佛教，大兴寺庙。
魏晋时期，中外学者合译佛经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东晋是佛典合译的高峰期。不仅小乘佛教的基本经典《阿含经》系列被创译，而且大乘佛教的重要经论、密教经典、律典等都被译出。当时在佛经的翻译解释中大量采用“格义”的方法，即用中国原有经典中的精义与典故来比配佛经中的道理，以便中国信徒的理解与接受。显然这是一种聪明的文明对话与融合方式。
佛教文明在中土的生根开花结果，还在于佛教本身具有一种对话精神，佛教内部往往通过对话来加深对佛法佛学的理性认识。中土的高僧大德完全继承了印度佛学的对话精神。慧远曾就大乘要义与罗什通信，往复问答。慧远的弟子慧观，也从罗什请问佛学，研核异同，详辩新旧。受到罗什的高度赞扬，与僧肇一起被称为“第一”。
佛教东传与中华民族文明对话并不纯粹是“西学东渐”的单向对话，同时还有大量中土的高僧大德长途跋涉到天竺等西方取经而形成的逆向对话。中土沙门西行求法从曹魏的朱士行开始可谓代不乏人，其中东晋的法显和唐朝的玄奘是最为突出的两位。当代印度史学家阿里教授在给季羡林先生的信中写道：“如果没有法显、玄奘和马欢的著作，重建印度史是完全不可能的。”
佛教文明与中华文明对话的一个深远的历史影响是通过中国，佛教流传远播于四邻诸国。早在隋朝，佛教就通过中国而影响到高丽、百济、新罗及日本。没有在中国的存在与发展，佛教难以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宗教。就此意义而言，中国佛教具有建构世界宗教文明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的历史价值。
（选自张三夕《佛教文明与中华文明的对话》有删改）
【小题1】（小题1）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佛教文明与中华文明的对话在魏晋和南北朝时期的表现特征不同，魏晋时期主要是佛学的玄学化和玄学的佛学化，南北朝时期一个突出特征是皇帝亲自参与对话。

B．在魏晋时期，中外学者合译佛经就取得了突出成绩，小乘佛教的基本经典《阿含经》系列和大乘佛教的重要经论、密教经典、律典等都被译出。

C．佛教进入中国是和平的、非强制性的，最初是与道家的黄老之术和方士之术互相影响、相得益彰的，因此，佛教进入中国是一个因地域关系自然而然地发生的过程。

D．中土的高僧大德慧远曾就大乘要义与罗什通信，往复问答。慧远的弟子慧观，也从罗什请问佛学，研核异同，详辩新旧，这是对印度佛学的对话精神的继承。

【小题2】（小题2）（小题2）下列关于“佛教文明与中华文明的对话”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A．佛教文明与中华文明的对话历经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唐以后，伴随着中国化佛教禅宗的盛行，佛教不再被看作是在异族异质文明意义上与中华文明展开对话了。

B．公元2世纪到7世纪期间出现的佛教的东传及其与中华文明的对话，是世界文明对话史上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使佛教从一个地方性宗教上升为世界性宗教，就是到今天还发挥着重要的精神作用。

C．佛教文明与中华文明的对话可以说是双向对话，不仅有“西学东渐”的单向对话，同时也有大量像法显和玄奘等中土的高僧大德到西方取经而形成的逆向对话。

D．佛教文明与中华文明的对话，不仅使佛教融入中华文明，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的结构性力量之一，而且也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使佛教通过中国流传于四邻诸国。

【小题3】（小题3）（小题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在翻译佛经的过程中，为了便于中国信徒的理解与接受，就用中国原有经典中的精义与典故来比配佛经中的道理，这种方式加速了佛教文明与中华文明的对话与融合。

B．佛教文明在中土的生根开花结果，除了通过和平、聪明的方式融入之外，还因佛教自身具有对话精神，即其内部往往通过对话来加深对佛法佛学的理性认识。

C．魏晋南北朝时期和隋唐时期分别是佛教东传的扎根期和开花结果期，是佛教文明与中华文明对话的最重要时期，唐以后佛教成为了中华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

D．佛教能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宗教，是离不开其在中国大地上的存在和发展的。在此意义上，中国佛教在建构世界宗教文明上的历史价值必不可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