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干
“科举”可以说是统一王朝的中央政府通过公开考试的方式，从全国各地的“士”阶层中选拔人才，纳入整体的行政系统，担任从地方到中央的各级职务。为什么“士”成为治国人才的主要呢？这是中国传统政治理论中的一个基本假定：“士”是精神修养和经典教育的产品，只有他们才能提供维持政治秩序所必需的道德操守和知识技能。
如果想了解科举为什么早在公元前2世纪便已在中国萌芽，而且先后延续了两千年之久，我们不能不从“士”的起源和流变说起。在西周的“封建”制下，“士”是古代贵族中最低的一级，但从春秋时期起，“封建”制逐渐解体。一方面，上层贵族有下降为“士”的，另一方面，下层的“庶民”也有上升为“士”的，于是“士”的数量开始激增。与此同时，“士”的性质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从古代文武不分的“士”转变为研究“诗、书、礼、乐”的“文士”，相当于社会学家所谓“文化事务的专家”。这一社会变动至战国时期完成，“士”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正式登上中国历史的舞台，最先兴起的儒、墨两大学派便代表了“士”的原型。
儒、墨两家在思想上虽有分歧，但却同以政治秩序的建立与维持为“士”阶层的最重要的任务。孔子“士志于道”的名言已对“士”的社会功能作了明确的规定：他们必须担当起变“天下无道”为“天下有道”的重任。“科举”可以说是统一王朝的中央政府公开考试的方式。墨子处身于战国初期，“士”在政治上已远比春秋时代活跃，所以他更进一步要求各国国君“尚贤”和“亲士”。在积极方面，他强调“贤良之士”是“国家之珍，社稷之佐”，因为他们“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君主必须对他们“富之、贵之、敬之、誉之”。在消极方面，他更发出警告：“缓贤忘士，而能以其国存者，未曾有也。”
社会结构的转变和儒、墨的倡导终于引出了一个相当普遍的国君“礼贤”运动。从公元前5世纪、4四世纪之交起已有魏文侯受“经艺”于子夏和鲁缪公敬礼子思的记载。公元前4世纪中叶齐宣王重建稷下学宫，网罗“学士且数百千人”，则是战国时期规模最大、持续最久的一个“礼贤”机构。自此以后各国为了变法图强，无不以“招贤纳士”为当务之急，而政治舞台也完全操纵在“士”的手中。但当时的“士”都是所谓“游士”，不受“国”界的限制，他们人数十分庞大，又经常流动于各“国”之间，形成了一股举足轻重的“国际”性的势力。正因如此，当时衡量一“国”或一个政治集团的实力，“士”的高下与多寡竟成为一项最重要的指标。
(节选自《试说科举在中国史上的功能与意义》，有改动)
【小题1】下列选项中关于“士”的理解正确的一项是（ ）| A．科举很早已在中国萌芽，“士”阶层是通过科举考试的方式被纳入行政系统的，从整个社会发展来看，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
| B．“士”的综合素质是当时社会各阶层中最高的，他们为当时社会的政治秩序的建立和维持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
| C．“士”的原型主要是最先兴起的儒、墨两大学派，这两大学派的倡导引出了一个相当普遍的国君“礼贤”运动。 |
| D．春申君、信陵君、孟尝君、平原君等“战国四公子”及吕不韦等都拥有众多的“士”，这是他们政治及经济实力的表现。 |
| A．“士”曾经是古代贵族中身份最低的一级，后来逐渐被各国国君所看重，成为一股举足轻重的势力。 |
| B．春秋时期起，“士”的数量开始激增，从而“士”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从古代文武不分的“士”转变为“文士”。 |
| C．儒家学派的思想有积极的一面，他们强调贤良之士是国家社稷的珍宝，认为君主应该善待他们。 |
| D．齐宣王重建的稷下学宫，是当时规模最大的“礼贤”机构，受此影响，各地君主纷纷有礼贤之举，如魏文侯礼遇子夏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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