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姓氏的产生和发展

卢 林

在远古时期姓氏的创立是以母系氏族的女姓为核心的。姓是什么呢？汉代的许慎认为：姓从女，女就是母，“女”、“生”就是“生母”。无论是谁，他的生命都是他的“生母”带来的。因此，古人的姓应该随从“生母”，他的生母姓什么，子女就应该姓什么。在家庭未产生以前的远古时代，我们的先人生活在一种游猎和原始群居状态中，男子外出游猎，漂泊不定，女子往往定居一方，从事采集生产。男女不可能有固定的配偶关系，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都只能知道“家中”有母，而不知道父亲是谁？在哪儿？所以说在母系氏族社会，母亲是后嗣唯一可以确认的尊亲。

母系氏族社会以后，随着父系氏族社会的到来，氏也就出现了，它和姓不同，再也看不到文字中的“女”字旁了。根据史前的传说，黄帝和炎帝出生于姬水和姜水，也就有了姬姓和姜姓，但以姬为姓的黄帝却称“有熊氏”和“轩辕氏”，因为黄帝所率领的部落群在战胜炎帝所率领的部落群后，又打败了蚩尤率领的九黎族部落群，就驻扎在“有熊”这个地方，黄帝的氏族部落以驻地而得名“有熊氏”。“轩辕氏”又是怎么一回事呢？有人说和有熊一样，也是地名，但我相信，黄帝因发明车而得“轩辕氏”的传说是千真万确的。

从黄帝在氏名的选择上，我们应该理解：许多部族在选择氏名时，多以“图腾”为名。有的以植物为自己的氏，如：蒲、柳、杨、梅等；有的以动物为自己的氏，如：熊、马、牛、羊等。同一图腾氏族的成员禁止通婚，这与母系社会高级阶段同姓不通婚一样，是为了族人的健康繁衍，用以区别婚姻界限的标志，“氏”和“姓”是不一样的。在父系氏族社会的氏，是同姓衍生的一个个分支，本来是同姓部落的个体私有名称，到后来可能是专门指代部落的首领。

随着原始社会的瓦解，产生了奴隶制国家，在国家的体制下，某些官职也成了氏，在我国古代，邦国和官职有些是可以世袭的，于是这些氏也就可以随之世袭了。一旦邦国和官职失去之后，氏就开始演变成为家庭的标志。那个时候，只有贵族才有姓氏，平民和奴隶是没有姓氏的，氏族名号的使用范围从王族一直涵盖到普通平民，但没有涉及到与奴隶相近的阶层。女子称“姓”是用来“别婚姻”，男子称“氏”则用来“明贵贱”，姓和氏各自发挥着不同的功能。

从西周到春秋，是姓氏的大发展时期，这个时期，姓氏制度既是一种血缘性家族制度又是一种政治制度，男子称氏，女子称姓，成了一种礼规。同时，赐姓制度的施行，彻底改变了先前的氏族名号制，赐姓命氏使得姓氏重新受人重视。在宗法社会等级制中，“嫡长称伯，庶长称孟”。这时期命氏的方法主要有：以国为氏，以采邑为氏，以祖辈或父名为氏，以官职为氏等形式。

姓氏合一和姓氏全民化是春秋晚期以后的事。姓氏合一主要表现为，春秋晚期，特别是在战国时期，姓氏在概念上混用，战国时代的女子名称中古姓基本不见了，个别古姓也已经在男子名称中出现，同姓不婚的规定被破坏，以氏别贵贱的功能也丧失。春秋晚期，诸侯兼并，强宗倾扎，血缘亲情的意识早已被人们淡漠，古姓氏退出了历史舞台。到了战国时期，原来以土地为依托的作为宗族的氏蜕化成一种与政治和等级脱钩的虚化的血缘标识符号，不再是别贵贱的象征，“氏”的概念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别婚姻”的母系社会古姓和“明贵贱”的父系社会的氏走到了历史的拐点，终于合二为一了。

（《教育教学论坛》2013年第21期，原文有删改

①诗产生于西周的礼乐政治活动而非原始宗教仪式，是政坛言说的产物，与歌并不同源，但却有着歌的一些元素，不过，它们的联系不在文字形式而在音乐。在西周，诗的言说主体的身份为朝廷官员，言说对象为臣，言说内容自然也不能脱离政治，故“诗”一开始就承担着政治言说的特殊功能。《国语·周语上》记载厉王时的邵公说：“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可见诗在西周时期的功能是补察时政。周代的礼乐政治重要的一点，就是通过礼乐教化向臣民灌输礼乐伦理道德观念，所以周代设有专门的机构来负责这一工作。《礼记·孔子闲居》记载孔子说：“诗之所至，礼亦至焉，礼之所至，乐亦至焉。”可见，在周代，战国以前的人将诗看作是礼乐的一部分，诗所承载的是礼乐道德的价值取向。

②歌则不同。早期的歌的本质是音乐，适合抒情而不适合言事。歌是一种大众表达情感意愿的形式，而非专门用来表达和传播礼乐伦理道德，不可能用来教化百姓。因而，原有的歌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显然已不能满足教化需要。于是，有了“诗”这一专门用于朝廷政治文体的产生和“歌”向“诗”的转变。

③这一转变，在“歌”之外确立了一种新的韵文形态，即诗的形态。这一形态与歌不同：一是它的本质不再是音乐而是“文学”。二是诗一产生就被赋予了政治君臣关系、政治言说的性质。这一性质，除决定“诗”最初的作者主要是朝廷的官员外，还确立了“诗”作为国家政治意识形态的工具性。因而，诗的言说主体的身份是朝廷官员而非普通百姓，言说的内容为政治而非个体的情感。三是诗多非即时即事的言说，多先为文字创作。且由于政治演说形式具有一定的规定性，故诗句式齐整，口语成分和杂言较少，如《大雅》《小雅》。

④由于原始宗教祭祀少不了乐，音乐在原始宗教中具有神圣性，又能起着愉悦作用，所以适应着礼乐政治而产生的“诗”，很自然地继承了宗教礼乐仪式之歌“音乐＋语言”这一形式。将诗与音乐结合，有助于提高诗的地位。另外，当时的书写工具不发达，借助音乐可以使诗便于传播，更广泛地发挥教化作用。诗与音乐融为一体，更有利于承担礼乐政治的职能。

⑤不过，即使是使用文字与音乐结合这一形式，诗也与歌不一样。歌的语言和音乐的融合是原生态的存在。歌产生时，音乐与语言是相伴相随的，没有音乐不能谓之歌。诗则是先有文字，后来配乐，用于仪式的演唱。由于诗纳入了周代“乐”的系统，音乐和诗的对接才被固定下来，但配诗之乐是后来附加的。

(选自赵辉《歌与诗的起源及原始功能异同》，有删改)

慢读，已有不少学者、批评家一再提出。可是做起来并不那么容易。

拿时势说，我们无时无刻不面对大量蜂拥而来的碎片化资讯，如何保持稳定心态，清醒接受，就是个难题。而从事教学、研究的人，在一些量化评价标准之下，要是如尼采提倡的那样“缓慢地取得”，恐怕得做好舍弃许多实际利益的准备——你很可能被快速奔跑的其他人所抛弃。

障碍也来自认识上的误区。譬如说，有些人可能认为从事理论工作，把握宏大的文学、历史问题才是重要事务，仔细阅读、分析，属于次等级的雕虫小技。理论和文本细读的对立其实是一种伪对立。正如英国文艺批评家特里·伊格尔顿指出的，那些杰出的理论家无一不是“仔细的读者”。确实，读他们的理论著作，会深刻体会到他们对某一文化脉络的经典作品的熟悉，和他们在解读这些作品上的细致和深入。这一点，古今中外优秀理论家概莫能外。

慢读这个说法容易被理解为专指阅读速度，其实可以说速度只是个前提，更重要的是阅读者的心态与方法。不要过分执着于你事先设定的目标；开放你的情怀、心智以对待将要面对的世界；通过磋商、辩驳、思考和接纳获益，并将这一收获加入你阅读的记忆库中。

相较于普通读者，慢读更是对专业读者的要求。一个人长期阅读会自然形成记忆库。由于文学与特定政治、社会、经济、哲学等相连，记忆库里这方面相关的外缘性知识储备不可或缺。但文学也有自身的经验、模式、成规的历史，一部作品与其他作品在主题、情节、语言上的关系，作品细节背后的原型、模式、成规，以及如何从事物表象看出象征意涵，凡此种种，需要调动记忆的辨认能力和联想能力。因此，有效的阅读者不仅要有历史文化视野，也要对文学各文类的特质、它们的演变脉络、它们带有原点或准则性的经典文本形态，具有超越普通读者的深入理解和把握。达到这一目标没有速成的路好走。从这个意义上说，慢读——作为一种方式，作为一种阅读能力——将是一辈子的事情。

（摘编自洪子诚《谈谈慢读传统》，《人民日报》2019年1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