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职方郎中王君赴任序

（明）金实

守令之誉，出于私爱狎昵者，固不足信；见于贤士大夫之称许，宜若可信矣。然君子好扬人之善而讳称人之恶，故犹有不足征者。然则如之何而可？亦惟闾阎之细民，田野之鄙夫，心不留毁誉，言不知触讳，感悦而归之，斯可信矣。此古之观风者所以采民谣而识循吏，知教化也。

余友王韦庵，永乐中为深泽令，在县且二十余年，示民以教化，字之如子，民实爱戴之如父母。尝坐擅发官廪赈民，逮于理，得输役以赎。民驱牛车二百辆代之役，弥月而竟，迎令还治，歌舞填道。又尝疾遘几危，民彷徨奔走，以香燃膊祷于神，谒医救疗之，无不至。疾间，则刲羊豕，巷歌醉饱以相庆。其得民若此类者不可殚纪。去县之日，民摭其善政为歌谣，言虽不能成章而意以独至。后为东朝官，营居室于长安西门，其民有不远数百里，操畚锸负砖瓦来趋其事者数十人，不浃旬而成。此余所目见者也。

及出为松江同知，首奏免逋租数十万，理冤狱，活无辜民以千数，劬力于民隐，如居深泽时。细民悦而归人，亦如深泽之民。每由公事至旁郡，求直者累累然相属于道，至拥其舟不得行。若是以观，君之所为，其得誉于人，非惟不出于私爱狎昵者之中，而见称于贤士大夫之文章，亦非过情矣。直不知视古之循良又何如邪？

内艰服除，来朝京师。大司马王公素知其贤，言于上，以为职方郎中。国家太平六七十年，内外军政虽有成法，然历年既久，宁无蔽欺之弊？皇上所以究心于此，分遣大臣巡行四方清理之，正欲辨别其是非真伪，以为取舍，庶使军之部伍有稽，而民之版图不乱，其法甚良而密，而职方实莅其事。今大司马既委君以此任，君当为知己者用，则将忘己之利害，以别白其是非，使枉者直，抑者伸，无告者依依有所赖，亦如深泽、松江之民，则君之才之德，为大臣之所荐闻，为天子之所举用，可无负矣，岂不毅然大丈夫哉！慎毋致人曰：“功名不及于居守令时。”则甚不可也。

及世之衰，人之子孙者，一欲褒扬其亲，而不本于理，故虽恶人，皆务勒铭以夸后世。立言者，既莫之拒而不为；又以其子孙之所请也，书其恶焉，则人情之所不得，于是乎铭始不实。后之作铭者，当观其人，苟托之非人，则书之非公与是，则不足行世而传后。故千百年来，公卿大夫至于里巷之士，莫不有铭，而传者盖少。其故非他，托之非人，书之非公与是故也。

然则孰为其人而能尽公与是欤？非蓄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盖有道德者之于恶人，则不受而铭之，于善人则能辨焉。而人之行，有情善而迹非，有意奸而外淑，有善恶相悬而不可以实指，有实大于名，有名侈于实。犹之用人，非蓄道德者，恶能辨之不惑，议之不徇？不惑不徇，则公且是矣。而其辞之不工，则世犹不传，于是又在其文章兼胜焉。故曰：非蓄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岂非然哉！

（曾巩《寄欧阳舍人书》）

《酌古论》序

文武之道一也，后世始歧而为二。文士专铅椠^①，武夫事剑楯，彼此相笑，求以相胜。天下无事则文士胜，有事则武夫胜，各有所长，时有所用，岂二者卒不可合耶？吾以谓文非铅椠也，必有处事之才；武非剑楯也，必有料敌之智。才智所在，一焉而已。凡后世所谓文武者，特其名也。

吾鄙人也，剑楯之事，非其所习，铅椠之业，又非所长，独好伯王大略，兵机利害，颇若有自得于心者，故能于前史间窃窥英雄之所未及，与夫既已反之，而前人未能别白者，乃从而论著之，使得失较然^②，可以观，可以法，可以戒，大则兴王，小则临敌，皆可以酌乎此也。命之曰酌古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