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电与应答

以色列埃特加•凯雷特

我真心崇拜那些打来电话时，并不立刻迫使你进入话题，而是先倾听并尝试体会你情绪的贴心的电话推销员。这就是“耶思”卫星电视公司的德芙拉打来电话问我是否有心情跟她交谈时，我首先对她的周到表达感谢的原因。随后我礼貌地回答她，我没有这个心情。

“因为我刚刚不巧摔进一个洞里，碰伤前额和脚。所以时机实在是不合适。”我解释道。

“我理解，”德芙拉说，“那您觉得什么时候会比较合适呢?一小时以后?”

“我不太确定，”我说，“我的脚踝一定断了。这洞很深，要是没人帮我，我自己可出不了洞。所以我什么时候能与人通电话，取决于救援队什么时候能到，以及医生是否要给我的脚打石膏。”

“也就是说，我或许应该明天再打过来?”她提议道，语气平静极了。

“是呀，”我呻吟，“明天也许挺好。”

“洞到底是怎么回事?”出租车里，坐在我身旁的妻子在听了我闪烁其词的回绝伎俩后责备道。这是我们第一次把儿子列维留给我妈妈带，两个人外出，所以她有点儿烦躁。“你干嘛就不能直接说‘谢谢，不过我对你推销的任何东西都没有买或租或借的兴趣，所以请你这辈子都别再打来了，如果可以，下辈子也别打来。’随后在简短的停顿后来一句‘祝你一天愉快’，然后挂断，其他人都是这样干的。”

我不觉得其他人对德芙拉的态度像我妻子说的那样强硬恶劣，但我必须承认她说到了点子上。中东人比这个星球上的其他人对必死的命运体会更深，这导致大多数中东人对试图浪费一点点他们待在地球上的时间的陌生人形成一种攻击性倾向。我虽然也吝啬地保卫自己的时间，但真的无法对电话中的陌生人说不。我可以毫无困难地摆脱上门推销的小贩，或在电话里向我推销的熟人。但是“电话推销”加“陌生人”这个诡异组合麻痹了我，在一秒之内，我就想象着电话那端的人由痛苦和屈辱生活导致的挫败的面庞。我给他设想了一个站在他四十二楼办公室窗边拿着无绳电话跟我平静交谈的画面，他此时已经下定决心：“再被该死地回绝一次就跳下去!”在一个人的生命和被每个月仅仅九块九毛九谢克尔的“气球雕塑：全家无限欢乐”电视频道节目套牢之间，我选择生命，至少在妻子和经济顾问礼貌地要求我停止这样做之前这样选。

从那时起，我发明出一套“外婆战术”——我召唤出一个女人，为她安排了好多虚构的葬礼，用来摆脱这些琐碎无聊的来电。但我既然已经因为卫星电视公司的德芙拉的关心而给自己挖了个坑并摔了进去，在接到她的来电时只好让肖莎娜外婆安息了。

“早上好，凯雷特先生，”德芙拉第二天来电时说道，“我希望这次的谈话时间比昨天合适。”

“我的脚现在出现了并发症，”我咕哝道，“不知怎么搞的，溃烂更厉害了。我正要去做截肢手术。”

“我只需要几分钟。”她不屈不挠地争取。

“我很抱歉，”我坚持道，“他们已经给我打了麻药，医生已经在示意我关手机。他说手机没经过消毒。”

“那我明天再打给您，”德芙拉说，“祝您手术成功。”

大多数电话推销员打了一次电话就放弃了。做电话民意调查的人和上网流量包销售员也许会再打一轮。但卫星电视公司的德芙拉是个异数。

“您好，凯雷特先生，”我接起电话再次听到她的声音时，有点儿猝不及防， “您过得怎么样?”我想出答案之前，她继续道，“鉴于您目前的健康状况，您可能不得不待在家里，我想我可以向您介绍我们的‘极限运动’节目包。四个频道，涵盖世界上的各种极限运动，从爱尔兰‘矮人曲棍球世界冠军赛’到澳大利亚吃玻璃比赛，什么都有。”

“你是想找埃特加?”我悄声问。

“是的。”德芙拉说。

“他死了，”我顿了顿，继续压低嗓门说道，“真是个悲剧啊。一个实习医生在手术台上要了他的命。我们正在考虑诉讼。”

“那请问您是哪位?”德芙拉问。

“米歇尔，他弟弟，”我临场发挥，“但我现在不方便讲话，我正在参加葬礼。”

“我对您失去亲人深表遗憾，”德芙拉用颤抖的声息说，“我跟他没能讲上几句话，但他听上去是个很好的人。”

“谢谢，”我继续低语，“我真得挂电话了，轮到我致祷文了。”

“那当然，”德芙拉说，“我之后会再打电话过来。我想给您推荐一个可以抚慰情绪的电视节目包，这个节目包非常适合您。”

实验

西班牙塞尔吉·巴米艾斯

阿图罗总是在固定时间起床。他从来不改变上班路线,并且认为为了世界的正常运转，日常习惯的系统化是不可或缺的。然而,最近几个月,他发现周围的人不能理解自己这种对规则的遵守。比如,孩子们就取笑他，说他躲藏在这种一成不变的程式里是因为害怕面对生活环境的多变。

阿图罗没有争辩。妻子抱怨他那种--成不变的程序化生活(周一看电视,周二看电影,周三去超市,周四看电视,周五滑冰，周六探望父母,周日做弥撒),他也没有争辩。在工作中,阿图罗也察觉到了风向的改变。经理不久前还夸奖他的才干和谨慎,转而却更加关注那些难以预料的“有创造力的”职员。对阿图罗来说,这种所谓的创造力不过是用“首创精神”这种委婉的说法来对草率行事进行美化而已。

他感觉到自己一直奉行的价值观不再像从前那般被推崇。不仅在家里和工作中大家开始贬低他的条理性,在报纸上也越来越频繁地发现一些证据,表明人们更崇尚那种仿佛过了今天没明天似的随心所欲,轻易改变看法和感情上的朝三暮四也常常受到赞美。

在与这种大肆鼓吹反复无常习气作斗争时,阿图罗努力不生气:生气相当于在对手面前示弱。越来越少有人意识到事物的不可预见性不会给我们带来任何好处,这种情况让阿图罗很吃惊。出于实验和打赌这双重目的,他决定稍微改变一点习惯。这个决定不是为了求证,而是为了再次肯定自己的态度;也不是源于冲动,而是出于理智。为了不惊动周围的人,他做得很谨慎。实验就这样开始了。

最初的举动:上班迟到20分钟,不穿平时的那件西装上衣,而是穿着一件鹦鹉绿休闲毛衣;平时到了晚上,他都是坐在沙发上,准备看事先和妻子说好的节目,然而那天他向她提议到一家泰式餐馆吃晚饭。在这两件事上他都遭到了当事人的不理解。经理批评他迟到,并且上下打量他的学院风毛衣。要知道他从来没改变过穿衣习惯,总是那两套一模一样的外套和裤子,一周换一次。至于去泰式餐馆吃晚饭的提议,妻子连一声回应都没有。

阿图罗一点也没有沮丧,失败恰恰让他坚信自己平时的态度是正确的。然而他不喜欢半途而废,一周后他又再次开始实验。在原本该看电影的那一天,他没有事先通知妻子,就对她说想待在家里吃晚饭。妻子很惊讶,继而明确反对,毫不犹豫地告诉他既然星期二都定好了要看电影,为什么要改变?真见鬼!

阿图罗只是反复说着她曾年复一年对他说的那些理由:“有时应该改变一下,就算已经定好了某些目标,违反一下也好，可以让我们感觉更有活力。”妻子吁了一口气，说道:“那么,我们到底干什么?”她的怒气是那么明显,他激动得差点想拥抱她。这正是他所期待的反应。

可此后,阿图罗开始察觉到无论是妻子还是同事,对待他的态度都和以前不同了。一天晚上,阿图罗正在等孩子们回家。像平时一样,他坐在门前,数着分秒等待约定时间到来。这时他开始自问:既然准备好引入“创造性”的变化,那么出去转一圈是不是更合适?妻子自行吃了安眠药睡得正香,利用这个机会,他穿上衣服出门而去。

黎明时分,他在大街上晃了一圈回到家,却看到一个意想不到的场面:妻儿都在门口等着他。他们冲他大吼大叫,指责他既没有事先通知也没有留张便条。他微笑起来，对家人的反应很满意,坚信自己能够向他们解释清楚这是他的实验。然而大家都不听他解释。妻子开始呜咽,断断续续地发出刺耳的声音,孩子们则仿佛面对堕落分子似的看着他。阿图罗向他们保证会恢复自己素来的习惯,然而都是徒劳。

接着就在同一天，妻子和经理对他说了同样一句话:“我们得谈一谈。”两场谈话的共同点似乎都在重复着同一个理由:他们要赶他走,因为他们发现他心不在焉,已经没有从前一直坚持的沉稳。那种沉稳虽然也不值得称道,但是至少不会影响他们之间的关系。

在这两场谈话中,阿图罗都没有争辩。在内心里,他觉得这是自己的错。他不应该抵挡不住混乱无序的诱惑。他默默地办理了离职手续。而在家里,由于被急剧增长的敌视氛围所迫,他不得不收拾行李离开。

面试新工作时,他重新穿上那件常穿的西装上衣。尽管人家要求的是诸如既要年轻活力又要经验丰富等相悖的条件,他还是坚持呈现自己始终如一、严格精准和认真负责的一面。给他做面试的人不屑地看着他，虽然他们没有明说，他还是意识到他们要找的是那种有创造力、不满足于现状、不合常规、难以预测的人。

如今的他保持着固定的生活节律。上午去图书馆,下午在综合体育馆,在那里他观察社区业余排球队的变化。在训练方式上,阿图罗也发觉即兴创造与按部就班之间的斗争。一些人的力量和另一些人的才干互为补充,懂得这些的人总是这样说。通过观察比赛,阿图罗得出结论,从统计数据来看,始终如一和可以预见比心血来潮更为可靠。这更坚定了他的原则。

尽管目前出于环境原因，他不再向任何突如其来、出乎预料,却可能改变他生活的变化关闭大门。更有甚者,他盼望它。最初几周,他多少有些急切地盼望。后来,是平静地盼望。随着时间流逝和不断坚持,他把这种盼望变成了一种习惯。

(选自2019年02期《译林》,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