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质

〔英〕高尔斯华绥

⑴我很年轻时就认识他了，因为他承做我父亲的靴子。

⑵他和哥哥合开一家店，店房在一条横街上。门面上没有注明任何为王室服务的标记，只有包含他自己日耳曼姓氏的“格斯拉兄弟”的招牌。橱窗里陈列着几双靴子，那几双靴子太美观了——有一双轻跳舞靴，细长到非言语所能形容的地步；那双带布口的漆皮靴，叫人看了舍不得离开；还有那双褐色长筒马靴，闪着怪异的黑而亮的光辉，虽然是簇新的，看来好像已经穿过一百年了。只有亲眼看过靴子灵魂的人才能做出那样的靴子——这些靴子体现了各种靴子的本质，确实是模范品。从那时起一直到现在，我总觉得，做靴子，特别是做像所做的靴子，简直是神妙的手艺。

⑶他——格斯拉先生——本人就有点儿像皮革制成的：脸庞黄皱皱的，头发和胡子是微红和鬈曲的，双颊和嘴角间斜挂着一些整齐的皱纹，话音很单调，喉音很重；因为皮革是一种死板板的物品，本来就有点儿僵硬和迟钝。这正是他的面孔的特征，只有他的蓝灰眼睛含蓄着朴实严肃的风度，好像在迷恋着理想。他哥哥虽然由于勤苦在各方面都显得更虚弱、更苍白，但是他们两兄弟却很相像，所以我在早年有时要等到跟他们订好靴子的时候，才能确定他们到底谁是谁。后来我搞清楚了：如果没有说“我要问问我的兄弟”，那就是他本人；如果说了这句话，那就是他的哥哥了。

⑷人们不可能时常到他那里去，因为他所做的靴子非常经穿——他好像把靴子的本质缝到靴子里去了。

⑸人们走进他的店堂，不会像走进一般店铺那样怀着“请把我要买的东西拿来，让我走吧”的心情，而是心平气和地像走进教堂那样。来客坐在那张仅有的木椅上等候，因为他的店堂里从来没有人的。

⑹有一次（也只有这一次），我穿着那双因为急需才在一家大公司买的靴子，漫不经心地走进他的店铺。他接受了我的订货，但没有像往常那样拿皮革给我看；他的眼睛在细看我脚上的次等皮革。最后，他说：

⑺“那不是我做的靴子。”

⑻他的语调里没有愤怒，也没有悲哀，连鄙视的情绪也没有，不过那里面却隐藏着可以冰冻血液的潜在因素。为了讲究时髦，我左脚上的靴子有一处使人很不舒服；他把手伸下去，用一个手指在那块地方压了一下。

⑼“这里痛吧，”他说，“这些大公司真不顾体面。可耻！”跟着，他心里好像有点儿沉不住气了，说了一连串的挖苦话。我听他议论他的职业上的情况和艰难，这是唯一的一次。

⑽“他们把一切垄断去了，他们利用广告而不靠工作把一切垄断去了。我们热爱靴子，但是他们抢去了我们的生意。事到如今——我很快就要失业了。生意一年年地清淡下去。”我看看他满是褶皱的面孔，看到了我以前未曾注意到的东西：惨痛的东西和惨痛的奋斗——他的红胡子好像突然添上好多花白须毛了！

⑾我尽一切可能向他说明我买这双倒霉靴子时的情况。但是他的面孔和声调使我获得很深刻的印象，结果在随后几分钟里，我订了许多双靴子。这下可糟了！这些靴子比以前的格外经穿。差不多穿了两年，我也没起想要到他那里去一趟。

⑿等我再去他那里的时候，格斯拉先生却饿死了。因为他想把店铺撑下去，但是除了自己以外，不让任何人碰他的靴子；因为他接了一份定货后，要费好长时间去做它，可顾客却不愿等待，结果，他失去了所有的顾客；因为他肯用最好的皮革，从早到晚坐在那里做靴子，从不让自己有吃饭的时间，而且店里也从来不存一个便士——所有的钱都用在房租和皮革上了；他经常断炊，从不登广告。

⒀他是个怪人。但是他做了顶好的靴子。

（选自苏教版《高中语文·必修三》，有删改）

路灯和我们的街

（土耳其）阿古兹·涅辛

我们街上的邻居对于四年举行一次的参议员选举觉得很不理解，而且怨声载道。您别以为我们有自己的参议员，能替我们做主，哪有这样的好事？……也别以为我们能从自己街坊里选出一个参议员。那是白日做梦！参议员们根本不到我们这条街上来，要是真有一位信步走来了，那么他一定出不去。汽车从来不从我们这条街经过，电车不通，大车也不来，就连骡子也过不去。

您可别一高兴就路过我们的街——保管连您的怀表也会停住。一个文明人在这个大城市里见到这样的街道，他的大脑准会出现故障。

可是我们却整天在这条骡子也过不去的街上来来往往。大姑娘们拖着木屐吧嗒吧嗒地走着，光脚丫的孩子们在噼啪噼啪地瞎闹。有什么办法呢，我们就住在这条街上，能不走这条路吗？

可是我们街上的居民不知天高地厚，居然要管起国家大事来了！他们居然不满意四年选举一次！

“哎，你们都是什么人哪？你们知道什么是选举吗？你们懂得参议员是怎样的人吗？”我这样劝解他们、可是白费劲。他们哪能懂得这些？他们自作聪明，而且根本不想明白一点道理。这也难怪：他们每天来往的这条街道是连骡子也过不去的呢。

“那好吧，既然不赞成四年选举一次，那么八年选举一次怎么样？”我对他们说。

“不，选举次数要多些！”他们回答说。

“两年选举一次吗？”

“不，老兄！要每天晚上天一黑就来一次选举。”

“哎——敢情是咱们的街坊都疯了。”我叹了一口气。

我们这条街也真怪，每个居民都欠着一身债。这里房东在撵房客，那里的债主把门捶得震天响。门板上横七竖八地刻满了道道儿，因此送牛奶的，卖水的和面包铺掌柜的都没法再用小刀或铅笔在上面做记号了，小商贩在主顾家的门上用刀或铅笔画道，作为欠账未付之记号。我们天还没亮就起身，然后一直到中午都在为生活而奋斗：又是还债啦，又是收账啦，闹得不亦乐乎．从中午到第三次祷告，是母亲揍孩子的时间，过了这段时间直到天黑，就是孩子你打我、我打你的时间了。在一片搬嘴弄舌、说长道短的气氛中，夹杂着煎大葱的气味。在这个时候，妇女们也不忘彼此相骂。而从晚上一直到天亮，她们就一直和自己的男人吵架。

据说咱们这个地球的战争已经结束了，但是这和我们有什么相干？我们街上的战争并没有停止。

总之一句话：我们街上的居民被这些所有使人忧伤、悲伤、烦恼的事弄得疯疯癫癫了。

“我说各位街坊，像选举这样的大事能每夜来一次吗？”我想说服他们。

不料问题根本不在这里。

这里面另有文章。我们街角上有一座路灯。不瞒您说，这座路灯是有名无实的：它既没有玻璃，也没有灯罩，也没有灯头，一句话——凡是路灯所应该有的一切玩意儿它一概没有，有的只是一根铁柱，可是我们已习惯叫它路灯了。

我们街上的居民早就忘记了路灯应该照耀街道这样一条真理，这根铁柱子光秃秃地竖立在街角，就好像一种装饰品、可是它倒能使孩子们解闷开心。他们走在铁柱周围转来转去，一看见乌鸦落在铁柱顶上，就拿弹弓射它们、

这座路灯是谁装的呢？是一位什么大慈善家？慈善团体吗？国家吗？政府吗？市政府吗？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装的？为了什么？管这些干什么，我们只听年逾古稀、行将就木的老年人说过。

这座路灯只在当年雷莎德苏丹登位的时候亮过一次，后来公布宪法的时候，它还点过一两夜。至于它在共和国宣布成立的时候有没有点过，至今还是一份疑案。有的人说点过，有的人却说没点过，

现在言归正传，且听我们的街坊对路灯和选举的关系如何解释。一位老大爷心直口快地说：“您记得不久以前的那次选举吗？在选举的那天，给咱们的路灯安上了灯罩、玻璃、灯头，当天晚上就点上了煤气。咱们这条街顿时热闹起来了！可是一过了那夜，直到如今，路灯都没有亮过。”

感谢上帝，这下子我总算明白过来了。我懂得了我们这条街上的居民为什么希望每天晚上天一黑就进行选举——因为一选举我们的路灯就亮。说实在的，我是同意他们的意见的。

宋诗和它之前的唐诗相比，确实有不同的味道。

唐诗充满了激情。经过唐以前的中国诗的种种探索，激情从唐代开始得到了完全的表现，至少李白、杜甫是这样的。但是宋诗却不同，激情的尽情表现，被作为孩子气的夸张而加以避免。因此，悲哀被抑制了。这是因为悲哀最容易成为表现激情的素材。再者，抑制了激情，也就抑制了作为激情的表现的华丽辞藻。不仅是辞藻，在诗中经常引人抒发感情的自然风景，使感情的表现华丽多姿，这是使唐诗华丽的因素之一。

这就是周弼《三体诗》中所谓的“虚”“实”交错；用其他批评家的话来说，就是“情”“景”交错。但是宋诗却不同。它不像唐诗那样，通过点染感伤的“景”，使感伤的“情”更为华美；而是用“情”来填充整首律诗，甚至一句也不触及“景”。

以上所说的，也许可以概括为：宋诗是作为对唐诗的反题而出现的。唐代的韩愈、白居易就已经认识到，激情的表现，至唐代的李、杜，已臻于极致，无以复加了；到了宋人那里，这种认识便更为坚定了，他们故意要另辟蹊径。就诗歌历史本身而言，这可以说是一种发展。所谓另辟蹊径，就是与其凭激情作诗，不如经常保持冷静来作诗。再者，宋代的诗人们——以欧阳修、苏轼、王安石为上述特点的代表——大都是国家大臣。在宋代，实现了中国自古以来要使政治担当者与文化担当者合二为一的理想，这可以作为上述特点的外在原因。身为政治担当者的诗人，过分吐露热情的言辞，便会使人对其作为政治家的冷静抱有怀疑。用冷静来抑制热情是必要的，因为这也关系到他们的身份。

就这样，比唐人冷静得多的宋人的诗，积极地提倡一种新的美——冷静的美。因而，具有更多的知性、更多的精细观察，尤其是更富于对日常生活的观察，这作为宋诗的又一个特色，在此就不细说了。这里想指出的是冷静产生的结果之一，是往往导致了从一旁审视自己的态度。

而且，被审视的自己，往往是作为流转的世界中的一物而被审视的。说起来，把自己看作是流转之物，其实并不悲哀。把人生视作流转，是中国诗中自古以来就有的一种感情，汉魏六朝诗中的悲哀，大都是由此产生的。不过，说起来，抑制悲哀的宋人的情况却不是这样。流转并不是仅仅作为可悲的现象被意识到的。也许，人生中真正的大欢乐是没有的，但是，小欢小乐则在人生的各个部分都有。仿佛使人感到，人生就是在小欢小乐上的流转。

由此，我们可注意到另一个可称是宋诗特色的东西。宋诗中确实没有爆发的激情，但是另外有种东西也是可贵的，这就是在流转的人生中经常被保持着的平静的激情，尤其是人对人的激情。

（摘编自吉川幸次郎《中国诗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