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文化

俄安德烈•马卡罗夫

科利亚•瑟罗耶戈夫继承了一套两居室的房子。半年前，他的姑妈去世了。

“这是上帝赏给我们的，”妻子说，“因为我们受的折磨。”

“你胡说什么！”科利亚顶了妻子一句，“我们受了什么折磨？是上帝收去了。”

“上帝把她收去了，”妻子也不甘示弱，“可赏赐了我们，就是那套房子，以示公平。一家三口共居一室，难道不是一种折磨？”科利亚没有再争辩，公平就公平吧。半年过去了，失去亲人的哀痛渐渐淡忘，现在科利亚在这套房子里来来回回地踱步，四处打量着，手里拿着一串钥匙，脸上是灿烂的笑容，嘴角都快咧到耳根上去了。

姑妈一生从教，是一个非常有文化修养的女人，仅书就摆满了五个古旧的大书橱。可她生活非常清贫，只有一个老式圆角冰箱、一台电子管电视机和一台单缸半自动洗衣机。现在他们要把这些宝贝当垃圾扔掉。妻子想把这些书也一块扔了，但科利亚没同意。

“我要在整面墙上定做一个漂亮的书柜，”科利亚说，“这样我们家也有藏书了，也有文化气息了，终于像个书香门第了。”

他说完，像个孩子似的坐在了这堆书旁。

“没有带图的。”妻子调侃了一句，就去厨房了。

怎么没有！科利亚真的找到了几本图画书，小时候姑妈亲自给他读过，有《一只小灰鸭》《小红帽》《一个士兵》等。这几本书薄薄的，没多少页码。科利亚突然笑了起来，想起了故事里那个士兵是怎么在一个吝啬的老太太家里用锤子煮粥的。

科利亚把这几本书摞在了一起，心想，给儿子讲是晚了，孙子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有呢。他挪了挪身子，又翻弄起各种文学典籍。他拿起一本涅克拉索夫的诗集使劲儿回忆了半天，也就记得在中学教学大纲中有那首《大门前的沉思》。普希金的诗还算强点儿，《我记得那美妙的一瞬》，他零零碎碎地记得几个片段，可也都是两三行而已。

科利亚着实埋怨了一番自己没文化，刚要潜心阅读，填补一下大脑的空白，妻子就喊他把那台洗衣机先拖走扔掉。

他们举家迁入后，科利亚立刻叫来了一位师傅，让他测量了一下墙上要定做的书柜的尺寸，计算了定做费用。那位师傅很快就给出了预算，但科利亚家的第一笔支出买的却是一台新电视机。他们选的那台电视机大得简直就像一块电影银幕，于是这些书暂时被挪到另一面墙边去了。一个月后，妻子又买了一套床具，那套床具实在太宽太大了，这些书只好又换了地方。又过了一个月，妻子偶然在一个展销会上买到了一套壁柜，带梳妆台，梳妆台镜子上方还安装着一盏镜前灯。

“儿子，”科利亚恳求道，“把书放在你的房间里吧，能占一整面墙，看着多有文化。”

“什么？”儿子把一只耳塞从耳朵里拿出来说，“不行，我这整面墙上就挂一辆自行车。你还是给我买电子书吧，最好是一部新款的iPad。”

儿子说完又把耳塞塞进耳朵，伴着音乐迈着舞步走了。

“怎么搞的！”科利亚把这些书一摞摞地塞进了电视机对面的角落里，百思不得其解。“原来我们一家三口在一个房间里都住得下，可现在一整套房子竟然连一本书都放不下了。老婆！”他怒吼道，“我们家就不能有点儿文化吗？”

“那就看第五频道的文化台吧！”妻子回敬道。

后来科利亚出差了两个星期。他回来时，姑妈的那些书已经没了踪影。他出差的时候，妻子发了一则启事：“藏书出售，传世经典。”书当天就被人运走了，而卖书的钱妻子则买了一只小转角沙发，正好摆在了电视机对面。

科利亚只有三本书幸免于难，这三本书一直在他床底下放着，他从来没拿出来过，但名字似乎还记得。第一本是《鼠疫》，很有哲理，但非常枯燥，一看就犯困，而且作者的名字也很可笑，叫加缪，像白兰地的名字，所以他记住了。还有一本是爱伦坡的，一位美国作家。他的故事适合夜里读，比任何一部恐怖片都纯净。最后一本是幽默作品，叫《三十只狗崽》，是一个叫米哈伊尔的人写的，里面的故事很有意思，但是关于狗的话一句也没有，写的都是形形色色的野蛮人，史前的。这不难理解，不管是电视，还是互联网，作者写这本书的时候都没有，只有带着一个圆圆的小喇叭的收音机。科利亚难过了一段时间后又像从前一样该怎么过就怎么过了，不再想什么文化。

(有删改)

空中骑士

（美）安布罗斯·毕尔斯

一八六一年^①秋天的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在西弗吉尼亚州^②一条路旁月桂树丛里躺着一个士兵。他是在值勤的岗位上睡着了的。

这个军规违犯者所在的月桂树丛位于路的拐角，这条路沿着陡坡急剧上升，奔向南方，到了这里突然向西急转，顺着山脊延伸一百码左右，然后又折向南方，穿过树林蜿蜒而下。在这第二个拐角的突出部有一个大而平坦的岩石，这座岩石高踞在一面峭壁的顶端，从它的外沿投下的一块石子，将会笔直地坠落在一千英尺下面的松树梢上。士兵所在的拐角恰好在同一峭壁的另一个尖嘴上。倘若他没有入睡，他不但会清楚地看到山脊上那短短的一段路和伸出的岩石，而且整个峭壁的侧面都会历历在目。

这一带到处都是丛林，只有北边峡谷的沟底除外，那里有一小片天然草坪，一道溪水流贯其间。不管是多么荒凉、多么艰险的地带，人们都要把它变成战场；在这军事上称为“捕鼠夹子”的凹底，五十名士兵据守着所有的出口，尽可以因住一个军团，迫使它屈膝投降。就在这一带丛林里，联邦军有五个步兵团正在隐蔽待命。他们希望给敌人来个突然袭击，如果袭击不成功，他们就会陷入极端危险的境遇；如果他们的行动由于意外事故或敌人的警戒而被发觉，他们肯定是会失败的。

月桂丛中沉睡的这个哨兵是一个名叫卡特·德路斯的弗吉尼亚州青年。他是有钱人家的子弟，父母只有他这么一个独生子，从小就过着安逸而有教养的富裕生活。一天早晨，他用过早餐，从桌旁站了起来，安静而严肃地说道：“爸爸，联邦军的一个团开到了格拉夫顿。我要去参军。”

父亲抬起了狮子般的头，默默地盯着儿子看了一会儿，接着答道：“去吧，卡特，不管发生什么情况，尽你认为应该尽的责任。你背叛了弗吉尼亚，它没有你也得干下去。要是咱俩都能活到战争结束那一天，咱们再往下谈这件事。”

于是卡特·德路斯毕恭毕恭地向父亲鞠了一个躬，父亲也庄严而彬彬有礼地答了礼，借此掩饰他那伤心欲碎的感情。卡特·德路斯就这样离开了童年的故乡当兵去了。凭着良心和勇气，凭着他忠诚和大胆的行动，他很快就赢得了同伴们和长官的赏识。他今天被选派到最前沿的岗哨执行这一危险任务，正是因为他具有那些品质，对当地情况又有一定的了解。然而，疲倦比决心更强，他竟然入睡了。

他静悄悄地把前额从手臂上拍了起来，透过充当伪装的月桂枝叶望出去，右手本能地握紧了步枪的枪托。

他最初感到的是一种浓厚的艺术上的乐趣。就在那巨大无比的垫座——峭壁上，在那块高于一切的岩石的外沿，出现了一个庄严而惹人注目的骑士塑像。它一动也不动，在天空的衬托下显得轮廓分明。一个人的形体骑在马的形体上，直挺挺地，十分威武，但又具有大理石雕整的希腊神像那种使人忘怀了一切活动的恬静。骑士的脸稍稍偏向左侧，只露出额头和胡须的轮廓，此刻他正在俯瞰峡谷的凹底。

德路斯这时已完全清醒，强烈地意识到情况的严重性。他小心翼翼地把枪管从灌木丛中向前推出，枪托抵着面颊，翘起枪上的击铁，从瞄准器中间望出去，对准了骑马人胸部的要害部位。在这一瞬间，骑马人转过头来，朝着这个隐蔽的敌人的方向看——似乎是在端详他的面孔，他的眼睛，还有他那颗勇敢而富于同情的心。

卡特·德路斯变得面如死灰，四肢发抖，浑身虚弱。他的手从枪上坠下，头慢慢地牵拉下来，直到脸贴着他躺在其中的树叶堆上。

这一切没隔多久；顷刻间，他的脸又从地面上抬起来，双手恢复了原来握枪的部位，食指凑近着扳机。

但是且慢，还有一线希望：也许这人什么也没有发现，也许他只是在欣赏这壮丽的景色。放他一条生路，他也许会转身沿着来的方向漫不经心地策马而去。很有可能，他所以全神贯注——德路斯转过头来往下看，他看见蜿蜒一线的人马，穿过绿茵茵的草坪蠕动着——不知是哪个愚蠢的指挥官竟然准许他部下的兵士在开阔地上饮马，从周围上百个山头都能看得清清楚楚啊！

德路斯把目光从谷底折回，再一次凝视天空中人和马的组合，仍然是通过枪上的瞄准器望出去。他开了枪。

骑士以军人方式笔直地骑在马上，紧紧跨着马鞍，狠狠地扣住缰绳，以免战马过于剧烈地向下俯冲。他没戴帽子，长长的头发向上飘扬，羽毛似地波动着。他的右手被一簇竖立的马鬃所遮盖。马的身躯保持水平，仿佛是马蹄的每次起落都遇到了大地的阻力。这一切动作完全是野马疾驰的动作，这简直是在飞行啊！

树丛中訇然一响——响声没有回音就消失了，接着一切归于寂静。

卡特·德路斯开枪以后，重新装上弹药，继续守望。不到十分钟，联邦军的一个军士小心地匍匐行进，爬到他身边。

“你开的枪？”军士低声说。

“是我。”

“对着什么？”

“一匹马。”

说话人脸色苍白，但除此以外，没有别的感情流露。答过了话，他转过脸去，再不往下说了。军士没有听懂。

“马背上有人吗？”

“有。”

“谁？”

“我父亲。”

军士站起来，走开了。“我的老天啊！”他说道。

（有删减）

这个人的逝世，对于欧美战斗着的无产阶级，对于历史科学，都是不可估量的损失。这位巨人逝世以后所形成的空白，在不久的将来就会使人感觉到。

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走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

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发观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由于剩余价值的发现，这里就豁然开朗了，而先前无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或社会主义．批评家所做的一切研究都只是在黑暗中摸索。

一生中能有这样两个发现，该是很够了，甚至只要能作出一个这样的发现，也已经是幸福的了。但马克思在他所研究的每一个领域，甚至在数学领域，都有独到的发现，这样的领域是很多的，而且其中任何一个领域他都不是肤浅地研究的。这位科学巨匠就是这样，但这在他身上远不是主要的。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_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任何一门理论科学中的每一个新发现，即使它的实际应用甚至还无法预见，都使马克思感到衷心喜悦。但是当有了立即会对工业、对—般历史发展产生革命影响的发现的时候，他的喜悦就完全不同了。例如，他曾经密切『地注意电学方面各种发现的发展情况，不久以前，他还注意了马赛尔·德普勒的发现。

因为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他毕生的真正使命，就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设施的事业，参加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正是他第一次使现代无产阶级意识到自身的地位和需要'意识到自身解放的条件，一一这实际上就是他毕生的使命。斗争是他的生命要素。很少有人像他那样满腔热情、坚韧不拔和卓有成效地进行斗争。最早的《莱因报》，以及许多富有战斗性的小册子，在巴黎、布鲁塞尔和伦敦各组织中的工作，最后是创立伟大的国际工人协会，——老实说，协会的这位创始人即使没有别的什么建树，单凭这一成果也可以自豪。

正因为这样，所以马克思是当代最遭忌恨和最受诬蔑的人。各国政府一一无论专制或共和政府一一都驱逐他；资产者一一无论保守派或极端民主派一一都纷纷争先恐后地诽谤他、诅咒他。他对这—切毫不在意，把它们当作蛛丝一样轻轻抹去，只是在万分必要时才给予答复。现在他逝世了，在整个欧洲和美洲，从西伯利亚矿井到加利福尼亚，千百万革命战友无不对他表示尊敬、爱戴和悼念。而我敢大胆地说，他可能有过许多敌人，但未必有一个私敌。

金果

新西兰吉姆•拉蒙特

我与玛丽•特拉弗斯是偶然相识。

她是一个孤儿。在青霉素这种药还没有发明之前，她的父母在几天之内就相继死去。这种悲剧在我们那个小村子里可不是轰动的新闻，不过7天就会被人遗忘。哈里•特拉弗斯和他的妻子赫提，理所当然得收养这个孩子。他们自己没儿没女，而且全村都赞成他们应该这样做，所以，不管怎样，他们对此事没有选择的余地。这事发生在两年前，那时玛丽只有5岁。

我好歹算是个画家吧，对于真和美的追求已把我引入歧途，我变得相当自私，甚至对存在于我眼皮底下的真和美也视而不见。

我既不是出于病态，也不是特地到乡村教堂的墓地去发思古之幽情，而是因为这夏日的夜晚。我发现我们乡村的墓地是一块宁静的地方，它给人以无穷的沉思遐想。就在那一天，人们在这块墓地上举行了一次葬礼。可怜的老卢汾去世了，他是留在村里唯一的中国人，淘金热那个时代的遗老，至少有90多岁的年纪。我曾经把这位老人画入一套反映这个地区早期风貌的组画中。他住在村外的一间小草棚里，从不与任何人来往。人们发现他死在床上，便立即将他安葬了。据我所知，只有教区的牧师和殡仪员两人参加了他的葬礼。

我大口大口地吸着烟斗，沉思地望着这位老人坟头上的新土，试图想象卢汾的童年生活一一假如他曾有过的话一一这时，我瞥见了玛丽•特拉弗斯。

她沿着两边栽有白杨的小道走来，手捧一大束黄色玫瑰花，后来，她跪在卢汾的墓前，把那束玫瑰花放在肥沃的黑土上，泪流满面，泣不成声，两手平整着那马马虎虎翻整过的草皮。

我忘记了吸烟，惊骇地呆视着。这是我第一次真正看到玛丽•特拉弗斯。

随后，她也看见了我。

她那对深思的棕色眼睛虽然仍是泪水盈眶，但却好像看穿了我整个面目。我觉得我那卑贱的灵魂仿佛已暴露无遗。

“你是卢汾的朋友吗？”她问。

我只好顺水推舟地说，“是的。”

“我爱他。”她直言不讳地说。

在那一刹那问，我意识到我的寻求已告结束。

“告诉我，姑娘……把有关卢汾的事情说给我听听。”

“卢汾照管赫提婶婶的玫瑰花。赫提婶婶只爱她的玫瑰，哈里叔叔只爱她的书本，只有卢汾疼爱我。放学归来时，我总能在他的园子里见到他，而且他总是不厌其烦地解答我的提问，他还送给我一件礼物。”

“孩子，是件什么样的礼物啊？”我轻声问道，生怕我的问话会中断她的叙述。

“您看。”她说时出乎我意料之外地拿出了一块纯金的小匾，上面精致地雕刻着中文。

“你知道这上面说的是什么吗？”我严肃地问道。

“知道，”她说，“黄金酬商贾，金果报人生。”

她眼里饱噙着泪水。

“我不知道可怜的卢汾是否真的找到了金果，所以我从赫提婶婶的花园里给他带来了这些金色的花儿。”她这样结束了她的叙述。

“我的孩子，”我说，“他确实找到了金果，卢汾在他临终之前找到了金果。”

我激动地握着她的小手，领着她走出了教堂的墓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