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一部顶着“1200万元”巨制名头的动画《戚继光英雄传》预告片在网上播出后，却遭到网民们一致恶评。不仅如此，13位动画业内人士也质疑投资的真实性，要求制片方还中国动画尊严。

更让人惊掉眼球的是，6位刚毕业的大学生网友，制作了和该片一样的预告片，3D画质明显提高，但仅仅耗时三天，制作成本则是:泡面一箱，咖啡若干袋，AD钙奶4支A4纸半包，这无疑给了劣质动画一个响亮的耳光。

许多动漫企业制作动漫的目的，不是遵循观众欣赏趣味和市场诉求，而是为了获取政府补贴。因此，动漫企业制作动漫片的流程一般是，先制作出批量的动漫片，然后在电视台和院线进行公关，最后到政府钱库里领赏……如此畸化的产业链，自然是功利当前，有量无质。

动漫产业的灵魂是创新创意，这固然常要金钱的刺激和支援，但若陷入孔方兄的钱眼不可自拔，创新创意就为铜臭所污染，这样的产业，注定是泡沫化的。

(摘编自华西都市报《从く戚继光〉看动漫产业的“气短”》)

材料二：

材料三：

日前，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宣传司司长高长力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将把握宣传导向，突出重大主题。围绕新中国成立70周年、建党100周年等重要时间节点，推出一批优秀重点作品，继续组织推动“中国梦正能量动画短片创作计划”“中国经典民间故事动漫创作”等重大工程项目，超前谋划，整合资源、统筹安排，发挥好政策杠杆和专项资金作用，争取出精品、出人才。

(摘编自新浪网《高长力:2019年将推动中国经典民间故事动漫创作》)

材料四：

广州最近对青少年展开一项调查“迪斯尼意味着什么?”答案是，不只是“米老鼠”，更包括衣服、文具、电脑游戏、皮包连锁店、专为著期炮制的电影大片。将近70％的孩子也知道把迪斯尼定义为“商品、文化附属产业”。

事实上，由迪斯尼等公司主导的动漫产业，包括动画卡通、网络游戏、手机游戏、多媒体产品等内容，正成为继IT产业之后的又一个全球经济热点。美国网络游戏业连续4年超过好莱坞电影业，成为全美最大娱乐产业，而上世纪曾以《大闹天宫》写下辉煌的机器猫，仅这“五位”每年就从中国卡通市场“掠走”6亿元，巨大的市场和薄弱的原创力量，将中国动漫市场80％以上的盈利源源不断地向日本、美国输送。

中国动画要想在市场上占据一席之地，就必须从五千年历史文化中寻找新的灵感比如重新发掘绵延上千年的皮影艺术，同时从美国的迪斯尼公司、日本的宫崎峻等处拿来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成功推销文化产品的运作方式。随着中国经济实力上升和民族自信心和文化自豪感的增强，中国故事也将会推动本土动漫产业快速前行。

(摘编自新华网《中国“孙悟空”与美国“米老鼠”的魅力竞争》)

这些年学术界很多人都在强调“自由主义”在现代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意义与价值，于是，鲁迅和自由主义的关系，就成了一个广被关注的话题。大体上有两种意见：有的学者认为，鲁迅“比那些主张全盘西化的自由主义者们更加接近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本质”，鲁迅是“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同根所生”，“鲁迅和自由主义者们的真正区别，并不在于各自信念的不同，而在大家为信念所做功夫的区别”；另一些学者则认为，鲁迅对自由主义者的批判，表明他是“反自由主义”的，这正是鲁迅的局限所在——有意思的是，最初提出鲁迅“反自由主义”的是瞿秋白，但他认为这正是鲁迅精神可贵之处；而今天的论者，作出了同样的论断，但价值判断则截然相反：这都是反映了中国社会思潮的变化的。

这里不准备对具体的争论发表意见，我根据自己的见解，来讨论鲁迅对“自由”问题的复杂态度。

还是从鲁迅一百年前在日本发表的文章说起。仔细考察前文所提到的鲁迅对“科学”、“民主”与“平等”的质疑，就可以发现，他的质疑其实都是集中于一点：有可能导致对人的个体精神自由与独立性的压抑，即所谓“灭人之自我，使之混然不敢自别异，泯于大群”。鲁迅因此而明确提出：“凡一个人，其思想行为，必以己为中枢，亦以己为终极，即立我性之绝对之自由者也”。□□人是自己存在的根据，他□摆脱了对一切“他者”的依附，彻底走出被他者奴役的状态，而进入了人的个体生命的自由状态，而这样的个体生命又是和宇宙万物的生命相联结的，如我在一篇文章里所说：“鲁迅的个体生命自由观，是包含着一种博爱精神，一种佛教所说的大慈悲的情怀的。他所讲的人的个体精神自由是一个非常大的生命境界，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天马行空’。这四个字是他的思想艺术的精髓，他的自由是天马行空的自由，是独立的，不依他、不受拘束的，同时又可以自由出入于物我之间、人我之间，这是大境界中的自由状态”。我们说的鲁迅“立人”思想就是建立在这样的个体生命自由观上的，它的核心，就是追求“人的个体精神自由”，因而反对一切形态的对人的个体精神自由的剥夺与奴役。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自由”是鲁迅思想中的一个基本概念。

鲁迅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创作业绩，正是这样的追求个体精神自由的“立人”理想的文化实践。到了三十年代，他的自由理想就发展成为“反专制，争自由”的社会实践。

他参加“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以及“左联”，都是这样的社会实践。当有人问他：“假如先生面前站着一个中学生，处此内忧外患交迫的非常时代，将对他讲怎样的话，作努力的方针？”他明确地回答：“第一步要努力争取言论的自由”。他后期集中精力于杂文写作，并将他的杂文集命名为《伪自由书》，这都是意味深长的：鲁迅的杂文，就其本质而言，就是在不自由的时代，展现永不屈服的自由意志与不可遏止的自由生命：将鲁迅，特别是后期鲁迅和自由对立起来，这真是一种可怕的隔膜。

鲁迅在一篇杂文里引用了罗兰夫人的一句话：“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他对“自由”理念到中国的变形、变质总是保持着高度的警惕。

如一位研究者所分析的，“鲁迅为自由而战，就不得不呈现为双重的挣扎：既向片面追求平等的集体主义者要求个人自由，强调在追求平等的过程中不要忘记最终目标是自由，又向片面追求个人自由的自由主义者要求正视现实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有时是缺乏个人自由的结果，有时则是个人自由发扬的结果。他是以这样双重挣扎维护着自由与平等本质的同一性”，而在中国的现实政治社会文化生活中，“这种双重挣扎，使鲁迅既不见容于追求‘平等’而漠视‘自由’的左翼文化界，也不见容于强调‘自由’而漠视‘平等’的自由主义者。自由的鲁迅一直就这样在被割裂的自由的夹缝中经受着孤独的煎熬——以上双方都有理由从各自理解的自由理念出发，责难鲁迅反动”。我要补充的是，这样的双面“责难”是一直延续到今天的。

因此，说“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国新文化的方向”只能表明一种价值倾向，而其真正含义是要假鲁迅之名来推行自己的文化方向。这更不是历史事实的陈述：实际状况是，鲁迅永远是孤独、寂寞的，是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界的一个永远的异数、少数。

（节选于钱理群《鲁迅与中国现代文化》，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