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知的偶然

格非

那年夏天，我参加了第一次高考，毫无意外地，我落榜了。

母亲决意让我去当木匠。 当时，木匠还是个很让人羡慕的职业。我却对母亲说，我要考大学，而且要考重点大学。母亲睁大了眼睛说，孩子，你怎么能说这样的话呢？你连门都没有摸到呢。你要是考上大学，我们都要笑死了。

就在我快灰了心的时候，镇上一位姓翟的小学老师，敲开了我家的门。他与我非亲非故，素不相识。我依然清晰地记得，当时夜已经很深，大家都睡了，他戴着草帽，站在门外，把我母亲吓了一跳。他见了我劈头就说，你想不想读谏壁中学？——那是我们当地最好的中学。我当然是很愿意的。他说他可以把我引荐给那里他的一位朋友。

当我拿着翟老师的亲笔信到了谏壁中学，他的那位朋友却告诉我，语文、数学必须拿到60分，不然无法进入补习班。他说：“让我看看你的高考成绩单。”

在决定命运的时候，我的脑子还算比较清醒。我知道我的成绩根本不能进入这个补习班，所以无论如何不能够把口袋里的成绩单给他看。于是我说，我把成绩单弄丢了。

“你可以去丹徒县文教局查一查，把分数抄回来。”他说完，给了我一个地址。

县文教局在镇江，青云门6号。在马路边上，我只要随便跳上一辆公共汽车，就可以回家，永远做一个木匠的学徒。如果我去镇江的文教局呢？事情结果是一样的，我还是会得到一张一模一样的成绩单，还是无法进入谏壁中学，还是要返回家乡做一个学徒。

我徘徊了两个小时。镇江对我而言，是一座陌生的大城市，它实在太远了，我从来没有去过那里。我其实是一个很保守的人，不会轻易冒险。我觉得我有百分之九十的可能是要回家的。我根本没有去过镇江，而且去了也不知道县文教局在哪里。这些都是我无法逾越的困难。但那―次，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鬼使神差地登上了前去镇江的过路车子。

到了县文教局，正好是下班时间，传达室老头儿冷冷地说，现在下班了，你不能进去。

我想也罢，我进去又有什么用呢？在我打算掉头离开的时候，有人叫住了我：小鬼，你有什么事？

我看见两个人，一男一女，往外面走。我说我的高考成绩单丢了，能不能帮我补一下？

男的说，下班了，明天吧。

女的则说，我们还是帮他补办一下吧，反正也不耽误时间。

他们把我带回办公室，帮我查找档案，又问我办这样的成绩单，有什么用处。

我沉默了一下，突然说：“我的成绩单没有丢。”

“那你来这里干什么？”他们显然有些生气了。

我于是讲了高考的落榜，讲了自己很想去谏壁中学补习，但是没有达到他们要求的分数线。我说我一定要读这个礼习班，去考大学。

那个女的说，这怎么行？男的不吭气儿，他抽着烟，盘算了好一会儿。他让我出去等回话。十分钟后，他说，唉，帮你办了。

我那时很小，15岁，穿的衣服很破旧。大概他是因此萌生了帮助之心。

他们问我需要多少分，我说语文70分，数学80分。说完了很后悔，因为这个分数已经可以考上大学了。我又把分数改过来了，语文68分，数学70分。写完了之后要盖章，但是在这个节骨眼上，公章突然找不到了。

他们翻遍了抽屉，打开又合上。这对于一个小孩子来说，可能是最紧张的时候。没有章不就完了吗？事实上公章就在手边，大概是当时大家都太紧张了吧。

女的盖完了章，轻轻说了一句：“苟富贵，勿相忘。”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流出来了。那是我迄今为止见过的最美丽的女性。我的感激出于如下理由：她竟然还会假设我将来会有出息。

我似乎没有说什么感激的话，拿着成绩单，飞跑着离开了。我一天都没有吃饭，等回到家的时候，整个人都要虚脱了。

第二年我再次参加高考，开始了在大学的求学之路。

（原文有删改）

在中国古代风起云涌的政治变革浪潮中，土地问题总是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中国古代政治变迁的历史进程。纵观中国古代政治史，为君者要巩固自己的地位，就必须把土地和附着在土地上的人民牢牢控制在手中，这就需要通过一系列制度的推行来实现。西周建立后推行分封制与井田制，使得王权和土地开始真正结合在一起。

与此相适应，中国古代的政治变革往往伴随着以土地为核心的经济变革。商末周初的政治变革在历史上影响甚巨，其以“授民授疆土”为核心的封建体制便是最重要的代表。周初重器大盂鼎铭文中记载了周康王封赐给一位名盂的贵族土地、人民的情形，就是这一制度的生动写照。作为配套制度而行的井田制在当时也举足轻重。春秋中期以后，以井田制为基础的经济体制走向瓦解，新的土地关系与生产关系开始出现，由此引发了政治领域内的又一次重大变革。商鞅在秦国推行的变法，便抓住了土地这一关键问题，在地方行政和土地分配两方面完成了新旧制度的更替。在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的两千多年间，以皇帝为主导的中央集权体制日益巩固，土地制度也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稳定。

西汉中期以后，聚敛了大量土地与财富的地方豪强严重危及了中央的统治。对此，大儒董仲舒曾建议通过“限民名田”来抑制土地兼并，但未被采納。自此以后，严重依赖地方豪强的中央政权无心解决土地兼并问题，最终形成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延续达数百年的门阀政治。中央对所辖区域内土地与行政权力的控制越来越弱，反过来又促使中央政权对土地关系地方行政运行机制进行调节与整顿。于是，在隋唐北宋时期，中国历史上又迎来了一次大规模的政治与土地变革。

隋朝建立，推行均田制。这些本应在打击豪强大族势力方面效果显著的措施，在当时的情况下却稍显操之过急，根基未稳的隋王朝也迅速覆亡。随后崛起的李唐政权在土地分配方面延续并完善了均田制。使得唐朝开始走向强大；但自天宝之后，中央政权失去了对地方行政的主导权，出现了藩镇割据、边疆不守的局面，以此走向消亡。此后，北宋政权所进行的改革仍然是以土地的控制与分配为中心，将地方权力大都收归中央， 改变了地方势力“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的局面。

元明清三代，虽然最高统治者的民族身份不同，但他们采取的政策在本质上却是一致的。与两宋时期边患屡兴相比，元明清对边疆的控制也明显加强，而黄册和鱼鳞图册、“摊丁入亩”等政策之所以能够推行，依靠的正是国家对土地所有与分配体系的绝对控制。

中国古代政治变革与土地权力发展的关联使我们认识到，土地与中央集权抑或君权的一体化在全国范围 内形成了政治与经济发展的高度统一，土地与君权的联动机制也使中国古代的政治体制较为固化，在一定程 度上制约了新的政治因素的萌生与发展。而当土地与君权出现矛盾冲突时，往往会出现政治危机甚至政权更 迭，这又促使掌权者不得不采取措施，以缓解矛盾冲突。

（摘编自刘伟《土地问题决定中国古代政治走向》，有删改）

城市里的牵牛花

王溱

起初她只是想在出租屋里种一小盆牵牛花，那种紫色的喇叭状的小花总能慰藉她思乡的情绪。

可是那盆花却发了疯，绕上只有巴掌大的窗台，缠住单人床的床脚，占领了挂衣服的架子……它铆足了劲掠夺一切可掠夺的，实在没东西了，干脆爬上墙面，很快，四面都成了绿墙。她非常惊讶，你可是牵牛花呀，怎么学爬墙虎？

于是她只好进行修剪。修剪后的牵牛花规整了些，但生长速度反而更快了。夜里当她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出租屋时，它已经从窗户溜出去，悄悄入侵了隔壁邻居家。

第二天一早她被“砰砰砰”的敲门声叫醒，一个穿睡衣的小伙急切地说，他家昨夜里被她家的牵牛花占领了！她跟着他过去一看，可不是，所有东西像披上了绿底紫花的被单，最俏皮的一朵紫花就挂在他的单车把手上。她愧疚地低声道歉。可他却兴奋地大叫，“这太棒了啊，你是怎么种出来的？”他说，他的房间太冷冰冰了，他想种这样一盆牵牛花很久了。

她扑哧笑了，他不好意思地挠挠头，他们一起修剪了花，他把单车上的花摘下来戴在她头上，她坐上他的单车后座去上班。

然后？然后牵牛花更加肆无忌惮了啊！它先是把整栋楼绕了一遍，紧接着入侵了隔壁楼。眨眼间，整个城中村都成了牵牛花的天下，租客们对这个不速之客倒是表现出极大的宽容：帮人搬家的大叔笑嘻嘻地把绕满板车上的藤扯开，哼着歌一蹬而去；送外卖的小伙摘了一朵插帽子上，吹了个响亮的口哨；还没找到工作的姑娘抚摸着缠住她行李箱的牵牛花，第一次绽放笑容……

才几天工夫，牵牛花就占领了整座城市，它把所有楼房外墙都铺成了绿色，然后大摇大摆登堂入室。很少见到大片绿色的城里人被这阵容吓住了，报警电话响个不停，有投诉工厂机器被绕住了不能开工的，有投诉汽车没法开上马路的， 有投诉广告牌被遮住了的，一个衣着讲究的主妇直接对着话筒大喊：“我名贵的家具啊！快把那些低贱的植物弄走！”

这一切已经完全超乎她的本意，以至于警察找上门时，她除了不停地道歉之外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警察绕着小小的花盆走了一圈又一圈，啧啧称奇，“这么小的花盆，怎么可能呢？！”最终他还是傲慢地命令：“砍了吧！”眼看刀就要落下，她大叫一声：“不要——”

然后？然后她就吓醒了。醒来的她心怦怦直跳，她环顾自己的屋子，不足十平米的空间挤满了各种必需品，哪有种花的余地？再说，也没那个工夫。

原来是做梦呀！她深深叹了口气，说不清是庆幸还是惋惜。

醒来后的生活依旧无聊。她又开始想念那朵紫色的喇叭状的小花了。起初这思念也只能算是矫情，可很快就像梦里那盆牵牛花一样疯狂蔓延开，遮挡住她的眼睛，勾引她的鼻子，扯住她的思维……她招架不住了，咬咬牙把攒下的假期都休了，长途跋涉回了一趟老家。

老家的爬墙虎很是茂盛，铺满了祖屋一整面墙。她看着那些纯绿色的家伙，很是疑惑，明明是爬墙虎呀，为什么记忆中老家的墙面是牵牛花呢？那些紫色的小花是怎么回事？

她安慰自己，离开老家太久，记忆模糊也是正常的吧，说不定就是嫌爬墙虎只有绿色太单调才离开家的。她决定带一包爬墙虎的种子回去种，哪怕是扔掉一些东西，也要腾出一点位置来安放正确的记忆。想了想，她又多拿了一些，心想，给住在隔壁的邻居也带点吧，虽然还是不知道隔壁住的到底是谁。

（有删改）

材料一：

早在先秦、两汉时期，汉语就已形成当时的共同语“雅言”和“通语”了。秦汉时代，语言的统一性更强，西汉扬雄的《方言》中出现了“通语”“凡语”，就是指当时的共同语。东汉时的洛阳话、唐代的长安话、宋代的汴梁话等，都曾先后成为汉民族的共同语。金、元、明、清四代都曾建都北京。由于政治、经济的集中，北京话的影响逐渐增大、地位日益重要。北京话成为明代“官话”的基础语言，“官话”成了明清时期的“共同语”。

1956年2月6 日，国务院发布《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完整地赋予了“普通话”科学的定义：“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这个定义从语音、词汇、语法三方面明确规定了普通话的标准。

材料二：

国家通用语言普通话的推广是与时俱进的：1955年，国家提倡推广普通话，提出的方针是“重点推行，逐步普及”；1957年，这个方针增补为“大力提倡，重点推行，逐步普及”；1992年，推普方针调整为“大力推行，积极普及，逐步提高”，新世纪大体还是延续着这个方针。

普通话的规范使用，是形成和实现社会语言生活和谐的必要条件，是人们语言素养和语言能力的体现和表征。诚然，普通话的规范使用不是阻碍语言的发展变化和遏制语言的修辞创新，而是有助于引导语言的健康发展和有效地进行修辞创新。而经典就正是这种规范的生动体现和修辞创新的真正榜样，所以要向经典学习，展开经典朗读、诗词吟诵、演讲比赛、咬文嚼字等活动。从经典中人们会发现：语言的使用，“规范着才是美丽的”。

材料三：

长期以来，有人把推广普通话简单地理解为国家政治意志，这是片面的。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多方言的人口大国，需要有一个沟通各族人民的共通语，以方便交际，增强民族凝聚力、向心力和国家认同感。

当今，跨区域合作、全国市场趋于一体化，已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常态，更加需要推广普通话，以方便交际，减少语言成本，促进民族地区和汉语方言区更好地分享全国市场，加快发展。社会化程度日益提高的时代，推广普通话可帮助大众更好地融入社会、享受公共服务。

会讲普通话有助于争取更多更好的就业机会、有助于获得更高的收入，有助于开拓更大的发展空间。这是个简单的道理：懂一种语言或方言只能跟本地人打交道，学会了普通话不仅能跟所有讲普通话的人直接打交道，而且还可以跟所有懂得普通话的讲其他语言或方言的人直接打交道。这不仅扩大了个人社交网络，也可带来更广阔的用武之地。

我国进入了“强起来”的新阶段，世界也面临新的变局。新形势下，提升国家语言能力也有了新需求和新任务。有哲人说：“语言永远与实力相伴！”古代拉丁语、法语、汉语的辉煌，今天英语的强势，都证明了这一点。可见，以推广普通话为抓手来全面提升国民语言能力和国家语言能力，更具有助力国家“强起来”的重大意义。

材料四：

新时代，我国语言文字事业发展呈现崭新局面：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程度进一步提高，普通话普及率达到73%以上，语言交流障碍初步消除，社会用字进一步规范；中国诗词大会等优秀语言文化品牌活动广受关注和赞誉；世界语言大会成功举办，中文成为越来越重要的国际语言，全球学习人数迅速增长。中华优秀语言文化承载的中国智慧越来越受到世界瞩目，古老而又年轻的中国语言文字又一次焕发出迷人的魅力和光辉，中国人民沉淀了几千年的文化自信更加坚定。这些成就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了坚实基础，为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促进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提高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