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父

刘心武

那晚我到家已临近午夜，进门后按亮厅里的灯，立刻感觉到不对劲儿，难道……我快步走到各处，一一按亮灯盏，各屋的窗户都好好地关闭着啊。但是，当我到卫生间再仔细检查时，一仰头，心就猛地往下一沉——浴盆上面那扇透气窗被撬开了！再一低头，浴盆里有明显的鞋印。有贼！我忙从衣兜掏出手机，准备拨110报警，这时又忽然听见声响，循声过去，便发现卧室床下有异常，我把手机倒换到左手，右手操起窗帘叉子，朝床下喊：“出来！放下手里的东西，只要你不伤人，咱们好商量！”

一个人从床底下爬出来了，那是一个瘦小的少年，剃着光头，身上穿一件黑底子的圆领T恤，我看他手里空着，就允许他站立起来，用那窗帘叉指向他，作为防备，问他：“你偷了些什么？把藏在身上的掏出来！”

但他那副“久经沙场”、处变不惊的模样，倒弄得我哭笑不得。我用眼角余光检查了一下我放置钱财的地方，似乎还没有受到侵犯。我保持伸出窗帘叉的姿势，倒退着，命令他跟着我指挥来到门厅里，开始讯问。“您为什么还不报警？”他问我。

我把手指挪到手机按键上，问他：“警察来了，你知道会是怎么个处境吗？”他叹了口气：“嗨，惯了，训一顿，管吃管住，完了，把我遣返回老家，再到那破土屋子里熬一阵呗。”他那无所谓，甚至还带些演完戏卸完装可以大松一口气的表情，令我惊奇。

他今年14岁。家乡在离我们这个城市很远的地方。他只上到小学三年级就辍学了，一年前开始流浪。现在就靠结伙偷窃为生。

我望着被灯光照得瘦骨嶙峋、满脸大汗的少年，问他：“饿吗？”他眯眼看我，仿佛我是个怪物。我为他泡了一碗方便面，端到他面前。

我决心放他回去，对他说：“我的话你未必肯听，但是我还要跟你说，不要再干这种违法的事，你应该走正路。”他点头。

我给他开门时，他居然说：“我还不想走。”

我大吃一惊，问他：“为什么？”

他回答的声音很小，我听来却像一声惊雷：“我爸在床底下呢……”

天哪！原来还有个大活人在我床底下！我慌忙将窗帘叉拿到手里，准备拨110。这工夫那少年已经转身进了卧室，而且麻利地爬进床底下，我惊魂未定，他却又从床底下爬了出来，回到门厅。我这才看清，他手里捧着一幅油画。我正想嚷，他对我说：“我要……我要我爸……求您了！”

那幅油画，是我临摹的凡高的自画像，这幅自画像里，人物显得特别憔悴，眼神饱含忧郁，胡子拉碴的，看去不像个西方人倒像个东方农民。

我细问他：“你爸现在在哪儿呢？你妈妈呢？”

他执拗地告诉我，他没有妈。他妈在他还不记事的时候，就嫌他爸穷，跟别人跑了。他记得他爸，那扎人的胡子碴儿，那熏鼻子的汗味加烟味加酒味……

他们那个村子，不记得在哪一天，忽然说村外地底下有黑金子，大家就挖了起来。他爸爸也去挖。去年的一天，半夜里村子忽然闹嚷起来，跟着有呜哇呜哇的汽车警笛声，他揉着眼睛出了屋……简单地说，村外的小煤窑出事故了，他爸，还有别的许多孩子的爸，给埋井底下了……

少年说，他负责踩点的时候，从我家窗外看见了这幅画，一看就觉得是他爸。他说他爸坐在床上想心事的时候，就那么个模样。今天，他好不容易钻了进来，取下这幅画，偏巧我回来了……

少年说这些事情的时候，眼里没有一点泪光。我听这孩子讲他爸的遇难，也就是鼻子酸了酸，但是，当我听清这孩子今天钻进我的屋子，为的只是偷这幅他自以为是他父亲的画像时，我的眼泪忍不住就溢出了眼角。

我把画送给了他。他不懂得道谢，我把门打开，他闪了出去。

关上门以后，我若有所失。不到半分钟，我一溜烟儿跑下楼梯，气喘吁吁地踏出楼门，朝前方和左右望，那少年竟已经像从人间蒸发了一样，只有树影在月光下朦胧地闪动。

我让自己平静下来。当一派寂静笼罩着我时，我问自己：“你追出来，是想跟他说什么？”

是的，我冲出来，是想追上他补充一句叮嘱：“孩子，你以后可以来按我的门铃，从正门进来！”

王小波，晚上能来喝酒吗？

刘心武

⑴北京有两座著名的金刚宝座塔。打个比方，碧云寺好比著名作家，而五塔寺好比尚未引人注意的作家。

⑵至今还记得19年前深秋到五塔寺写生的情景。那天下午，在空旷的寺庙里，我把对沟通的向往通过画笔铺排在对银杏树的描摹中。

⑶而后，我懒懒地散步于安定门外蒋宅口一带，发现街边一家私营小书店，有一搭没一搭地迈进去，店面很窄，陈列的书不多，瞥来瞥去，净是些纯粹消遣消闲的花花绿绿的东西，不过终于发现有一格塞着些文学书，其中有一本是《黄金时代》，“又是教人如何‘日进斗金’的发财经”吧？怎么搁在了这里？顺手抽出，随便一翻，才知确是小说，作者署名王小波。

⑷书里是几个中篇小说，头一篇即《黄金时代》。我试着读了一页，呀，竟欲罢不能，就那么着，站在书架前，一口气把它读完。

⑸那天晚饭后，忽来兴致，打了一圈电话，接电话的人都很惊讶，因为我的主题是：“你能告诉我联系王小波的电话号码吗？”广种薄收的结果是，其中一位告诉了我一个号码：“不过我从没打过，你试试吧。”

⑹我迫不及待地拨了那个得来不易的电话号码。那边是一个懒懒的声音：“谁啊？”

⑺我就直截了当地说：“看了《黄金时代》，想认识你，跟你聊聊。”他居然还是懒洋洋的：“好吧。”语气虽然出乎我的意料，传递过来的信息却令我欣慰。

⑻我就问他第二天下午有没有时间，他说有，我就告诉他我住在哪里，下午三点半希望他来。第二天下午他基本准时，到了我家。坦白地说，乍见到他，把我吓了一跳。我没想到他那么高，都站着，我得仰头跟他说话。

⑼请他坐到沙发上后，面对着他，不客气地说，觉得丑，而且丑相中还带有些凶样。可是一开始对话，我就越来越感受到他的丰富多彩。开头，觉得他憨厚，再一会儿，感受到他的睿智，两杯茶过后，竟觉得他越看越顺眼，那也许是因为他逐步展示出了其优美的灵魂。

⑽我把在小书店立读《黄金时代》的情形讲给他听，我拍着那书告诉他：“你写得实在好。不可以这样好！你让我嫉妒！”从表情上看，他很重视我的嫉妒。

⑾我已经不记得随后又聊了些什么。只记得渐渐地，从我说得多，到他说得多。确实投机，我真的有个新“谈伴”了。他也会把我当作一个“谈伴”吗？眼见天色转暗，到吃饭的时候了，我邀他到楼下附近一家小餐馆吃饭，他允诺，于是我们一起下楼。

⑿我和王小波选了里头一张靠犄角的餐桌，我们面对面坐下，要了一瓶北京最大众化的牛栏山二锅头，还有若干凉菜和热菜。我不知道王小波为什么能跟我聊得那么欢。我们之间的差异实在太大。那一年我54岁，他比我小10岁。我自己也很惊异，我跟他哪来那么多的“共同语言”？“共同语言”之所以要打引号，是因为就交谈的实质而言，我们双方多半是在陈述并不共同的想法。

⒀但我们双方偏都听得进对方的“不和谐音”，甚至还越听越感觉兴趣盎然。我们并没有多少争论。他的语速，近乎慢条斯理，但语言链却非常坚韧。他的幽默全是软的冷的，我忍不住笑，他不笑，但面容会变得格外温和，我心中暗想，乍见他时所感到的那分凶猛，怎么竟被交谈化解为蔼然可亲了呢？

⒁那一晚我们喝得吃得忘记了时间，也忘记了地点。每人都喝了半斤高度白酒。微醺中，我忽然发现熟悉的厨师站到我身边，弯下腰望我。我才惊醒过来--原来是在饭馆里呀！我问："几点了？"厨师指指墙上的挂钟，呀，过十一点了！再环顾周围，其他顾客早无踪影，厅堂里一些桌椅已然拼成临时床铺，有的上面已经搬来了被褥--人家早该打烊，困倦的小伙子们正耐住性子等待我们结束神侃离去好睡个痛快觉呢！我酒醒了一半，立刻道歉、付账，王小波也就站起来。

⒂出了餐厅，夜风吹到身上，凉意沁人。我望望王小波，问他："你穿得够吗？你还赶得上末班车吗？"他淡淡地说："太不是问题。我流浪惯了。"我又问："我们还能一起喝酒吗？如果我再给你打电话？"他点头："那当然。"我们也没有握手，他就转身离去了，步伐很慢，像是在享受秋凉。

⒃1997年初春，大约下午两点，我照例打电话约王小波：“晚上能来喝酒吗？”他回答说：“不行了，中午老同学聚会，喝高了，现在头还在疼，晚上没法跟你喝了。”我没大在意，嘱咐了一句：“你还是注意别喝高了好。”也就算了。

⒄大约一周以后，忽然接到一个电话，声音很生，称是“王小波的哥儿们”，直截了当地告诉我：“王小波去世了。”我本能地反应是：“玩笑可不能这样开呀！”但那竟是事实。　

⒅骤然失去王小波这样一个“谈伴”，我的悲痛难以用语言表达。生前，王小波只相当于五塔寺，冷寂无声。死后，他却仿佛成了碧云寺，热闹非凡。面对着我在五塔寺的写生，那银杏树里仿佛浮现出王小波的面容，我忍不住轻轻呼唤：王小波，晚上能来喝酒吗？

小炕笤帚

刘心武

他们是大二男生，一天在宿舍里，引发出了一个关于小炕笤帚的故事。几个舍友里，只有两位备有扫床工具，一位富家公子有个非常漂亮的长柄毛刷，一位来自穷乡的小子有个高粱穗扎的小炕笤帚，其余几位收拾床铺时会跟他们借用，一来二去的，都觉得还是那小炕笤帚好使，最近就连那富家公子，也借那小炕笤帚来用。

那天熄灯后，都睡不着，各有各的失眠缘由，绰号“蜡笔大新”叹口气提议：“夸克，随便讲点儿你们乡里的事情吧。”其余几位也都附议，绰号“唐家四少”的富家公子更建议：“从你那把小炕笤帚说起，也无妨。”

因为物理考试总得高分，绰号“夸克”就讲了起来：那年我才上小学。村里来了个骑“铁驴”的，“铁驴”就是一种用大钢条焊成的加重自行车，后座两边能放两只大筐，驮个二三百斤不成问题。那骑“铁驴”的吆喝：“绑笤帚啊！”我娘就让我赶紧去请，是个老头，他把“铁驴”放定在我家门外的大榆树下。我娘抱出一大捆高粱来，让他给绑成大扫帚、炕笤帚和炊帚。他就取出自带的马扎，坐在树下，先拿刀把高粱截了，理出穗子，然后就用细铁丝，编扎起来了……“蜡笔大新”叹口气说：“不好听，来个惊人的桥段！”上铺的一位问：“会闹鬼吗？我喜欢《黑衣人》的那份惊悚！”“夸克”继续讲下去：你们得知道，高粱有好多种，其中一种就叫帚高粱，它的穗子基本上不结高粱米，专适合扎笤帚、炊帚什么的，我娘每隔几年就要在我家院里种一片帚高粱，为的是把以后几年的扫帚、炕笤帚、炊帚什么的扎出来用，扎多了，可以送亲友，也可以拿到集上去卖。

那是个星期天，午饭后，我在屋里写作业，我娘忽然想起说：“你去问问那大爷，他吃晌午饭没有？他大概是转悠了好几个村，给好多家绑了东西，还没来得及吃饭呢。”我就出去问，那老头说：“不碍的。我绑完了回家去吃。”我进屋跟我娘一说，我娘就从热锅里盛出一碗二米饭，就是白米跟小米混着蒸出的饭，又舀了一大勺白菜炖豆腐盖在上头，还放了两条泡辣椒，让我端出去……“唐家四少”说：“情节平淡，我得去趟卫生间，“夸克”就提高声量说：呀！出现情况了！我娘忽然叨唠：“七十不留宿，八十不留饭啊……”就往门外去，我跟着，只见那老兴已经从马扎上翻下地，身子何在榆树上，翻白眼……他是被饭菜给噎着了，喉骨哆嗦着，嘴角溢出饭粒和白沫，但剩的半碗饭并没有打翻，显然是则发生危险时，他就快速把那就饭菜放稳在地上了……我娘赶紧把他的手臂往上举，指挥我用手掌给那老头轻轻拍背抚胸，没多会儿，那老头喉咙里的东西顺下去了，松快了，娘让我去取来一碗温水，让那老头小口小口喝，老头没事儿了……讲到这儿“唐家四少”去卫生间了，回来时候只听“蜡笔大新”在感叹，“哇塞，两毛！两毛能算是钱吗？”原来，那老头绑扎东西，大扫帚每个收五毛钱，炕笤帚、炊帚只要二毛钱。绑扎出一推东西，“夸克”他娘才付他四块钱。那老头说：“你们真仁义，给我饭吃，还救了我。这些剩下的苗苗不成材，可要细心点儿，多用些铁丝，也能扎成小炕笤帚，今天我没力气了，让我带走吧，过几天扎好了，我给你们送过来，不用再给钱。，”“夸克”娘说：“连那些高粱杆，全拿走吧。扎的小炕笤帚，你自用、送人都好，甭再送来了。”

从上铺传来评议：“不是大片儿。小制作。表现些民间微良小善，比《纳德和西敏：一次离别》浅多了。“夸克”说：没完呢。过了几天，本是个晴天，不曾想过了晌午，也不知道怎么的忽然下了场瓢泼大雨，放学回家感上，听人说下大雨的时候有个骑“铁驴”的老头栽沟里了，路过那沟，“铁驴”挪走了，只留下痕迹，还有一把炕笤帚，落在沟边，脏了。我心里一动，捡起那小炕笤帚，回家拿给娘看，娘说，一定是那大爷要给咱们家送来的。那年月乡里有绑扎笤帚手艺的人，大都跟我爸一样，进城打工了，剩下的，有的扎出来的东西没用几时就散了，可这老头扎得又结实又好用，除了铁丝，还都要再箍上一圈红绒线。我们听说摔断腿的老头被卫生院收治了，娘儿俩就去看他……“蜡笔大新”评议：“诚信，很健康的主题。”“夸克”继续讲：到了医院，见到他，我们就慰问，道谢，可是，那老头当着医生说，他不认识我们，他那“铁驴”里的小炕笤帚，不是带给我们家的。我跟娘好尴尬。我们只好退出，在门口，恰好跟那老头赶过来的家属擦肩而过……最后，我要说明：这小炕笤帚当时就洗净晒透了，一直搁在躺柜里，没舍得用，来大学报到前，娘才取出来让我裹在铺盖卷里，带到这儿来以前，我进行过消毒，请放心使用。

宿舍里安静下来。

挪开暖瓶

刘心武

他一再叮嘱我，到了纽约，一定要当面问她，还记不记得挪开暖瓶的那回事。

他和她，30几年前，和我，同在工厂一个车间。他们是正式工人，我是教师，下放劳动。我比他们大十岁，但很合得来。我跟他学镟工活儿，叫他师傅。她是统计员，那时梳着俩抓鬏，走过来跑过去，扎着红头绳的大抓鬏前后晃荡，使人联想起硕大的蝴蝶。

工间休息的时候，在那间更衣室当中，大家围坐在一张长方形的大案子前，说说笑笑，用大搪瓷缸子，大口喝水。大案子上，常放着几只大暖瓶，是最粗糙的那种，铁皮条编的露着瓶胆的外壳，漆成浅蓝色。

他在我面前回味过很多次，就是挪开暖瓶的那件事。他非常喜欢她，休息时，却不敢坐在她近旁。她总大大方方地坐在案子一端，他呢，那天选择了一个离她最远的位置，就是案子的另一端。那天大家究竟议论些什么，我已经记不得了，只记得那天他话多，正当他高谈阔论，她忽然大声说：“哎，把暖瓶挪开！”我坐在案子一侧，离暖瓶比较近，就把一只暖瓶挪了挪，他还在议论，她就更大声地对我说：“劳驾，把那个暖瓶也挪开！”我就把两只暖瓶都挪到一边去了。这些细节，经他提醒，我都还想得起来。

她要求挪开暖瓶，是因为暖瓶挡住了她的视线，使她不能看清楚大发高论的他。挪开了暖瓶，她就睁圆一双明亮的眼睛，直盯着口若悬河的他，两个抓鬏静止不动，仿佛一对敛翅的春燕。

后来社会发生了很大的转折、很大的变化。我们的人生也随着发生了很大的转折、很大的变化。我成了所谓作家。她1978年考取大学，1983年赴美留学，1990年获得博士学位，现在是美国一所州立大学的终身教授。

他下岗后做过很多种事，现在比较稳定，是一家大公司的仓库管理员。那家工厂早已消失，原址成为一个华丽的专供“成功人士”享受的商品楼盘，底层是商场，商场附设星巴克咖啡厅，我和他正是在那里会面的。他知道我要去美国讲演，打电话说要见我，托我个事。我就约他到星巴克，他喝不惯咖啡，甚至闻不惯那里头的气息，他说完他的心事嘱托，就离开了。

我已经年逾花甲，他和她也都早已结婚，有了子女，我们应该都不算浪漫人士，但他却还是希望我能在美国见到她，并私下里问她，还记不记得挪开暖瓶的事情？那是不是意味着，在他们生命的那个时段，她喜欢他，以至他说话时，她不能容忍任何障眼的东西，她不但要倾听他，还要注视他。他只希望她在我面前表示，她还记得，确实，她那时喜欢过他，然后，我回国把她的回应告诉他，他就满足了。

我把他的嘱托，视为一个神圣的使命。甚至于，从某种意义上说，完成好这个使命，不亚于要把我那演讲的任务达到圆满。

人的一生有许多美好的瞬间。使这些瞬间定格，使其不褪色，可以永远滋润我们那颗在人生长途跋涉中越磨越粗粝的心。

我演讲那天，她没有来。当地文化圈的人士聚餐欢迎我，她也没露面。我给她打去几次电话，都是英语录音让给留言，但我留了言也没有回应。

直到回国前一晚，再拨她家电话，才终于听到她的声音。她的声音一点没有变。她很高兴。说她们全家到欧洲旅游，昨天才回家。她说看到报道，祝贺我演讲成功。我就引导她回忆当年，提到好几个那时工厂里的师傅，其中有他，她热情地问：“都好吗？你们都还保持着联系吗？”我就先逐个说一下那些人的近况，然后特别提到他，提到他那时如何喜欢高谈阔论，那时候我们给他取的外号是“博士”……我都提到那张旧桌案了，她一直饶有兴味地听着，还发出熟悉的笑声，但就在这关口，发生了一个情况，就是她先道了声“sorry”，然后分明对她那个房间里另外一个人，估计是她女儿，大声地说：“朱迪，你把那个花瓶挪开，我看不到微波炉了……”虽然她马上又接着跟我通话，但我的心一下子乱了，我都不记得自己究竟是怎么跟她结束通话的。

回国很多天了。我没主动给他去电话。他也还没有来电话。如果他来电话问我，我该怎么跟他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