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其政治伦理思想可以概括为“仁学”。“仁学”的主体内容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忠恕”思想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正名”思想。关于“仁学”的基础，《论语•学而》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可见，孔子视孝悌之亲情为其政治伦理思想的基础。孝悌通过“能取近譬”，将爱父母、爱兄弟、爱妻子扩展为爱君主、爱国家及爱一切人。的确，从人伦关系的角度来看，亲情无疑是人之生存的基本条件，由亲情、爱情、友情，推而广之到一切道德情感，从而构成“仁学”政治伦理思想的依据。

然而，不同于西方思想家以基督教为背景的平等地“爱一切人”，孔子的“推己及人”，其对象是有限制的。仁爱等道德品质是区分小人和君子的标准，是“君子”（有德有位者）的专有物，小人（无德无位者）则往往与仁爱背道而驰。正是在此基础上，孔子对于道德情感的适用对象给出了较为明晰的界定，仁爱不仅包括爱“好人”，即爱“君子”，而且也包括恶“恶人”，即恶“小人”。

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政治伦理思想，创立了“义”学。孟子“义”学的主体是“不学而能”之“良能”、“不虑而知”之“良知”的性善思想和“先立乎其大”、“养吾浩然之气”之“求放心”的道德修养思想。如果说孔子仁爱思想的根据——亲情，是一种事实根据的话，即通过客观描述父子之间的亲情来推衍人与人之间的道德感情，那么，孟子所言“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的仁义思想的根据——性善，便是一种价值根据，即通过对人性进行善恶评价来引导道德主体自我实现其先天的性善。亲情是父子这对道德主体之间的情感互动，而性善则是道德主体的自我呈现。与孔子相比，孟子将政治伦理的希望全部压在单个道德主体的身上，政治伦理思想的实现，是道德主体存养扩充先天的、本真之性善的结果。

孟子既然设定人性本善为其政治伦理思想的基本条件，其政治伦理思想的方方面面都自然要以性善为基点。然而，“性善”虽然能够满足政治伦理思想基础的普遍性条件，但孟子本人也意识到性善的原初性不充分，如其所言：“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己。”孟子认为一定的物质生活财富对“民”之道德观念的形成具有条件性，性善就不再是绝对基础了。

与孟子一样，荀子也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政治伦理思想，其政治伦理思想可以概括为“礼”学。“礼”学的主体是性恶思想，“积善成德”的道德修养思想，以及“化性起伪”的道德教化思想。荀子认为，政治伦理思想的基础是人性之恶，礼义道德是基于人性之恶而人为（“伪”）产生的，是用于制约和改造人性之恶的产物。一方面，道德之善就是“伪”的结果；另一方面，“性恶”是“伪”的前提。以此为基础，道德主体自身才要“积善而全尽”地进行自我修养，社会才要以“礼”来规范和教化百姓。

综上所述，孔子以道德情感为其政治伦理思想的基础，孟子、荀子以人性善恶为基础，分别建立了自己的政治伦理思想体系。先秦儒家政治伦理思想的基础大都不出这两类。

（摘自王乐的《先秦儒家政治伦理思想的基础》）

走不出那片田野   邱苑婷

中国儿童文学作家里，曹文轩恐怕是最不买孩子账的一个。如果说以杨红樱为代表的儿童文学作家们，是蹲下来与孩子平视，要和孩子做最知心的朋友，曹文轩就是那个站着的精神偶像——他要让孩子踮踮脚才够得着，甚至踮脚也不行，只能远远仰望。他声明自己不太是一个自觉为儿童创作的作家，只是采用儿童视角写作。他是带着纯文学的野心在书写的，写起来便沉浸在自我的世界里，根本管不上儿童不儿童。

这恰恰成就了他。透过他的文字，你会看到沈从文，看到汪曾祺。有评论者说，风景才是他作品里真正的主角。这话不假：他写作之前，常常要在楼下院子里走上几个小时，把自己重新扔回自然。1997年的夏天，他写得烦闷，干脆直接逛到卖机票处，人家问，去哪儿？他说，去哪儿都可以。

“海拉尔”，对方看看当天有票航班，随便扔出一个地名。

“行！”海拉尔？他根本不知道那是什么地方。

就这样来到呼伦贝尔大草原。那以后，他又自驾去过张北一带的草原许多次，俨然把它当成了第二故乡。北方大草原，并不是他熟悉的风景。他生长在江苏盐城，那是一个江南水乡，水的干净细腻融进了他骨子里，以至于读他任何一部早期作品，你仿佛都能触到水乡潮湿的、氤氲的雾气。可他也自认，他的短处也在这水，“缺少足够的冷峻与悲壮气质”。陌生的北方大草原，成就了他的自我更新——第一次，他写出了以北方草原为背景的《火印》。

场景在变，基因却没变。那些意境的背后，每每藏着曹文轩自己。他不讳言，说《草房子》很大程度上是他的自传，主人公桑桑就是年少的他。从调皮捣蛋，到情窦初开，到直面苦难甚至死亡，总有一个时刻，落寞会降临到那个不谙世事的小男孩身上，于是在天地旷野间，朦胧地察觉一丝生命的寂寥本质。

他曾回忆自己儿时独自在田野上的玩耍，与作品里的孤独经验如出一辙：本是一派捣乱与热闹，但是，“忽地就有孤独攻上心头，于是我慌张四顾，那时田野空大无边，自己成了蚂蚁大小，而田野还在一个劲儿地长着，不断地往四下里铺展……”这许多年，他走不出那片田野。

他不停描绘那片田野：苦难，坚韧，悲悯，孤独，干净……

这重复，形成了曹文轩儿童文学“纯美”的标签。北大老师邵燕君是曹文轩带的第一个硕士，她用“多年固执的美学坚持”来形容恩师。但当年他如果不这么固执的话，就不会变的如此强大，也不可能拥有如此独特的田野。在整个80年代以来的中国当代文学里，曹文轩其实是不吃香的，他坚持古典美，但现代主义的主潮却是强调深刻、批判、夸张、揭示。所以，他很难被纳入任何一个当代文学的主脉中，只能被归入儿童文学。

曹文轩自己是这么说的：负隅顽抗，活路一条。写完《火印》初稿，他照例请亲近的朋友、学生看，得到最受用的评价是：“这是曹文轩写的。”在文法中自有不变，他觉得保守未必是件坏事。将要批评当今文化批评的泛滥，讲评价文学必须回归文学性，讲这个“恋思癖”的时代对“深刻”的错误执念。他将美与善放在最高位置上，极度反感现代主义作品几近变态地表现大便、肮脏、恶心、绝望——如果世界已经这么糟糕，为什么连文学都不能让人得到净化与慰藉？他对美有近乎执念的精神洁癖。他的故乡水道纵横，水构成了他精神世界的大部分内涵——敏感、温润、细腻、干净、纯粹，而在他看来，文学也当和水一样，是净化之物。

每每提到中国经验，曹文轩总会说起《牧羊少年奇幻之旅》的故事：一个巴西孩子为了寻找宝藏，历经波折来到遥远的埃及金字塔，最后却发现，宝藏就在自家教堂的无花果树下。“中国有中国的故事，这片土地上，有过那么多瑰丽的传说和民间故事，有过那么多深重的苦难，为什么要舍近求远？这才是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能开采挖掘的富矿。”

他一遍遍地重复着这些故事，对孩子们说，对北大学生说，对阅读推广人说，对媒体说，对所有关心文学的人说。说了很久。最终，他让世界听到了中国儿童文学的声音。

相关链接：①一个人永远也走不出他的童年。那片独一无二的土地，也给了我无限的情趣和恩泽。我的灵魂永远不会干燥，因为当我一睁开眼来时，瞧见的就是一片大水。水对我的价值绝非仅仅是生物意义上的。它参与了我之性格、我之脾气、我之人生观、我之美学情调的构造。（曹文轩《一个人永远也走不出他的童年》）②曹文轩对田园生活的价值有自己的思考和判断：面对现代社会人的生活现代化但情感却趋向简单和生硬这一存在，他深感“文学应承担起调节的职能，当田园生活将要逐步变成历史时，它应当用温馨的、恬静的笔调去描绘田园生活”。描写田园生活与流淌在田园山水间的温馨人生，成了曹文轩小说的一个重要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