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胶女的手

马淑敏

参观教堂，一幅幅栩栩如生的画卷，天堂、地狱间唤醒心中的憧憬和敬畏。惊叹画师对圣母玛利亚一双手细致入微的描绘，那双圆润丰满、纤细的手或托着耶稣或双手祈祷释放出强大的爱和饱满的祥和。

无独有偶，在中国飞天壁画的传奇中，画师着重的同样是一双手。这些娇嫩、肥美的凝脂舞蹈着便将人类的语言凝固在岁月间。

然而仔细观赏飞天的手指，仿佛源于同一个女人，长度适中、细腻绵软，想必画师在绘画时不自觉地将世间尤物所有的美都倾注在这一根根玉指间，企图用它的温柔唤起人对美的幻想。若不是壁画太高，墙壁太远，空气太冷，我很想过去抚摸一下她的根根仙指，细细体味她千年不变的亘古温度。

在中国，观世音更像一位佑护民众平凡、伟大传奇女人，她不改的青春、美丽、端庄、慈祥在一代代人心中被崇敬。

她端坐在博物馆、寻常人家或庙宇堂上，也不管是在堂皇大殿还是犄角旮旯，她的微笑从未少过一分。即使身体被打成碎片，随着垃圾一道掩埋在深深的地下，她也笑着住在敬仰她的人心里。观世音玉指轻弹，弹出的不仅仅是善良幸福，也弹出人间最珍贵的息息繁衍。

山东，我姥姥的年代，人人心中都住着这样一位万能的观世音。姥姥家的房子外面是砖，里面是四处掉土的墙壁，这不妨碍她卧室的箱子上住着一位观音，她光洁明亮的手又白又细，和姥姥的一样漂亮。可是，她很悠闲，每天只管握着姥姥让我们给她寻来的新鲜柳枝。

姥姥的手却日日忙碌。深夜醒来姥姥还在油灯下做舅舅、大小姨们的棉衣，当然，我更盼望姥姥细长的手指挑出面团做一锅好吃的泥鳅饼子。姥姥临睡前总和观音娘娘聊天，有时说天气影响收成了，请她帮忙风调雨顺；有时说家里没钱了，请她让鸡多下几只蛋；就算出个门，姥姥都要去问问她。我不知道她是如何回答姥姥的，但一定给过答案，因为姥姥煮出的第一碗饺子永远由她来品尝。

童年中什么都不做的观世音和什么都做的姥姥是我心中最大的疑惑，这个疑惑没有答案。姥姥离开我们后，观世音被母亲收藏，她用层层红布裹好放进柜子前，我第一次摸了摸她的手指，冰凉，远不如姥姥的暖心。

在姥姥认定的观世音的世界里，手的表情是富饶，是惩罚，也是慈善。千手观音的手就是最早的也是最丰富的手语，风电雷动的惊诧，温柔似水的浪漫。

从那时开始，认识一个人，我不由自主地去看他的手。手是一种性格，一种表情，能泄露出一个人生活最显著的痕迹。

中国女人的手一直都忙碌着，千年不变。从狩猎、剥皮、烧烤到纺织、计算机，无论在高庭深院儿还是写字楼都无一例外。

生活中修饰过的手指便成了类似项链的装饰品，这样的饰物自然是不能洗碗、揉面的，我欣赏这样的手，如一幅画儿美得惊心，但这样的美只能远远的观赏；我尊崇另一种美，那种美始终与手的功能相关，与生活的朴实紧密，即使时代变幻、科技飞跃，她们却从未更改，2000年来一如既往，那就是我的故乡东阿也是阿胶之乡的擦胶女的手。

阿胶女是一个特殊的职业，擦胶女是简单中的简单，简单到单调，简单到千年重复一个动作，不变。

我断定，世间熬出的第一锅阿胶一定无人去擦，因为阿胶从饱腹到滋补足足论证了千年。在东阿家家垂柳、户户熬胶的生产工艺被世人窥到并被模仿后千年已过。擦胶女从阿胶被人带出东阿地域开始便开始了日复一日的擦胶劳作。细软的布，纤巧的手指，在女人虔诚的祷告中一块块阿胶被慰心的体温暖得晶莹剔透。擦抹是消毒功能与美观结合还是为了娇娘杨玉环的盛赞不得已的行为已不得而知，能够知道的是，从阿胶被贮存开始，就有了阿胶女擦胶的活计。

吃阿胶的太多，知道阿胶如何熬制的太少，阿胶女更是一个被省略掉的细节。东阿的阿胶女吹着黄河凌冽的寒风，一手擦着胶，一手织着布，桑木材释放的热量让阿胶女的心平静安宁，繁衍生息一代一代，直到今天。

握住阿胶女的手，各个细腻洁白，和姥姥的观音娘娘不同的是，她们的手有来自悠远历史的温度。

阿胶女没有化妆品，职业不允许她们有丝毫妆容，我想她们中一些爱美的一定心有委屈，但做了阿胶女阿胶补偿给她们的却是最天然、自然、纯净的补养；阿胶内服滋补，阿胶女却在抚摸一块块阿胶中通过皮肤渗透得以细润的滋养，不经意的渲染让她们的手各个肤若凝脂。

失去了雕琢的机会，得到的是通过劳动自然吸收的阿胶精华。一双手一个人生，东阿阿胶女的手托起的不仅仅是女性世界的健康美丽，还有自己厚重、丰美的人生和尊严。

阿胶女的手同圣母玛利亚的相比更具博爱，与观世音的相比更富责任。敬畏生命中最质朴、简单、原始的生存方式，信仰一双手创造出的社会价值和人生，也许远比祷告和烧香更朴素坚定也更强大。

关于精神

李书磊

①初夏季节，日里夜里总传来孤单而嘹亮的鹧鸪声，在这热风冷雨的无赖光阴中乱人心肠。“唯有鹧鸪啼，独伤行客心”，鹧鸪在中国古诗中是感伤的象征，声声鹧鸪曾唤起一代代文人的多少愁怨。认真追究起来，中国古文学对我产生过最深刻影响的精神不是别的，而是感伤。喜或者怒最多只是入心而已，感伤却能彻骨。从杨柳依依、雨雪霏霏的《诗经》到厚地高天、痴男怨女的《红楼梦》，至少在我初涉人生的少年时代，是这一以贯之的感伤传统以它有毒的甜蜜滋养了我的情感。

②当然，最使我倾心的还是那不知出处的《古诗十九首》。唯其不知出处，那些文字才更显得神秘，有一种天机般的意味，“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这人生苦短、天地苍茫的痛楚不时地袭上心头，使那无所依凭的凄凉与空虚挥之不去。教科书里说《古诗十九首》代表了“人生的自觉”，我觉得这断语下得贴切。好像是过去的人们一直都没心没肺却也兴致勃勃地存在着，去打仗，去婚嫁，去种去收，去生去死，至此才猛地恍然大悟，发现了人的真实处境，不禁悲从中来。从此这感伤情绪就一发而不可收。后世的感伤文人我最喜欢的有两位，一是李后主，一是秦少游。他们把《古诗十九首》那种无缘无由、无端无绪的感伤具体化也情景化了。李后主丢失了江山，秦少游丢失了爱人，这种人间最根本的丢失使今生今世变成了他们的伤心之地。李词“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与秦词“伤情处，高城望断，灯火已黄昏”，这同样美丽的句子正可以互相印证。我们看出这种感伤既是他们对人世的控诉，又是他们在人世的寄托。他们经由这种感伤与人生生出了斩不断的纠缠，他们玩味甚至珍惜这种感伤就像珍惜与生俱来的病痛。这是怎样的孽缘啊。感伤的文人对人世必有的丢失总是耿耿于怀，对人生必有的缺憾不能报之以坦然；然而他们不安于生命的定数又无可奈何，他们对世界有太强的欲望却只有太弱的力量，他们既不能战胜世界也不能战胜自己。这正可以说是一种孱弱和病态，这种病态对于少年人却有无法抵抗的传染性。我那时候对感伤一派真是入迷得很。

③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或许是因为生命个体所秉承的趋向健康的自然机缘，我的这种感伤病在某一天霍然而愈。我对李后主和秦少游再也没有那样强烈的共鸣了。我转换了兴趣，竞喜爱起了苏东坡的达观。苏东坡_____在怎样失意的情况下，_____能保持心情的平和，能欣赏身边的风景。他在赤壁赏月，在西湖种柳，一派诗心；贬谪黄州他能“长江绕郭知鱼美”，贬谪惠州他能“日啖荔枝三百颗”，对生命的喜悦甚至表露为这样直接的口腹之快。他放弃了对生命的无限欲望，放弃了那种“非如何不可”的悲剧感，随遇而安，没有什么事情能真正伤害他。他总能在既有的境况中获得满足，总能保持生机的充盈。他知道怎样在这大不如意的人世间保护自己。这种自我保护的心怀被后人誉为“生活的艺术”。这种“艺术”同样在诸种坎坷中保护了我，使我平安度过了生于人世难免的一次次危机。

④然而，到了今天，我在这青春将逝的而立之年，夜半醒来我突然感到一种大惶恐。我要一直这样平庸而快乐地活下去吗，直到暮年？在这青春将逝的时候我突然对青春有了一种强烈的留恋，突然生出一种要抓住青春、抓住生活的强烈冲动。

⑤我不要感伤但我要唤醒那占有的欲望，不要达观但要保持那种顽强的力量。我发现我内心真正向往的乃是那种反抗人生缺憾的英雄情怀，那种对人类悲剧命运了悟之后的承担。我想起了曹操的《短歌行》。“对酒当歌，人生内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也是一种感伤吗？这是英雄的感伤，这是苍凉。这也是对人类命运的屈服，但这是恪尽人力之后的屈服，这种屈服中包含着人类不可折辱的尊严。我从中受到了莫大的感动，我想我要记下并且记住这壮年的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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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山雨

董桥

三四十年前我带着家小来香港谋生，白天做两份兼差的工作，晚上给报纸杂志写稿翻译，三口生计勉强应付，偶然碰到意外支出，变卖细软的落难举措还是有的。这样熬了两三年，老二出世的时候，我去应征一份工钱优厚的职务，连过三关，十拿九稳，竟然落空。

那期间，石初先生辗转知道了我的境遇，有一天约我到蓬香茶楼喝罕茶。是农历腊月，天刚亮，楼上靠窗的茶座冷得很，他殷殷劝我多吃点心暖胃，尽说些不着边际的闲话，下楼道别之际，徐徐从大衣口袋里摸出一本薄薄的小册子给我，是他早年手抄的一些田园诗，喃喃说：“这些诗写得清爽，念起来舒服。苦闷的时候读读诗词，日子会变得漂亮些！”

风很大，我走到大马路一家绸缎庄的屋檐下翻出诗册，浓浓淡淡的墨色录了许多唐诗清诗，范石湖的作品不少，最后一页是毕九歌的一首七绝：“芍药花残布谷啼，鸡闲犬卧闭疏篱。老农荷锸归来晚，共说南山雨一犁。”

那天晚上天更冷，石初先生打电话言归正题，要我宽心，用了“事缓则圆”四个字劝我再碰碰机缘，说他一九五二年刚来香港也磕磕绊绊，困顿无助，天天晚上读诗抄诗解忧。我说石湖的诗我小时候读得多，倒想知道毕九歌是谁。他说那是清代王渔洋《古夫于亭杂录》里抄到的，只知道他字调虞，渔洋同邑大司空亨的后人，能诗，可惜只流传了那一首七绝：“可见名与利那玩意儿都是注定的!”

石初先生到死也没有成过名。他茶余饭后即兴写写的游戏文字，怎么说都不输那些名家的笔墨，绝对值得付梓流传。事实竟然不是那样。他的旧诗词，他的白话文，他的英文、法文、拉丁文，全是他七十二年人生中默默修炼的正果，知道的人却太少太少了。

我是一九六五年才从台北带着父执宋伯伯的信去看申先生。他住半山般含道，四十出头，白皙的皮肤衬着白皙的衬衫，纤秀的金丝眼镜把一张瘦长红润的脸映得更清贵。他声音低沉，讲话很慢，地道的英国风度，一点不带上海人的阔气和喧阗。那次初识之后，他记起来会打电话问我近况，约我在中环他做事的洋行附近吃个午饭聊聊。后来我在报上写专栏、做翻译，石初先生这才开始用长辈的口吻给我提了许多意见，我们渐渐成了师徒。

申先生先是教我中文造句的窍门，说白话文要写出文言的凝练，文富文要透露白话的真切。“胡适之的文言文写得其实比白话文要好，原因在比。”他说，“胡先生学问深厚而才情单薄！”这淡淡的半堂课，我受用到老。他起初常常说我的翻译七百字里起码有十个地方是笨译，脱裤子放屁的句子太多了：“做人不可取巧，翻译必须学巧！”申先生每给我改一篇译文，总是叮咛我回家好好逐句捉摸。这样改了八九篇，回头重看自己的旧译，我才脸红了。

我亲沐教泽越久，越觉得石初先生做人跟做学问完全不同。做人，他诚实而世故；做学问，他犀利而纯真，抱定主意不求闻达。那时期，传媒的兴旺造就了一批好辩之士挥笔制造舆论，改造社会。那时期，知识界也有一小撮饱学之士唾弃说教，唾弃生命卑微的欷歔，一心安分乐道，一心经营个人精致的技艺，遁迹自娱。申先生继承的正是这一小撮人的情操：“要紧的是了解生命，不是判断生命。”他常说。

一九九○年年尾，石初先生丧偶，万念灰蒙，久久难释，人也苍老了许多。一天，我约他到莲香茶楼喝早茶，下楼道别的时候，我把二十五年前他给我的那本诗册交还给他。我握着他冰冷的手，一句话没说。

申先生看看我，看看那本破旧的小册子，微微点了点头，转身踽踽走进晨曦里的小巷。

（选自《旧时月色》，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