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6日,来自中国深圳的科学家贺建奎在第二届国际人类基因组编辑峰会召开前一天宣布,一对名为露露和娜娜的基因编辑婴儿于11月在中国健康诞生。这对双胞胎的一个基因经过修改，使她们出生后即能天然抵抗艾滋病。这是世界首例免疫艾滋病的基因编辑婴儿，也意味着中国在基因编辑技术用于疾病预防领域实现历史性的突破。

据贺建奎介绍，基因编辑手术比常规试管婴儿多一个步骤，即在受精卵时期，把Cas9蛋白和特定的引导序列，用5微米、约头发二十分之一细的针注射到还处于单细胞的受精卵里。他的团队采用“CRISPR-Cas9”基因编辑技术,这种技术能够精确定位并修改基因,也被称为“基因手术刀”。

(摘编自《世界首例免疫艾滋病的基因编辑婴儿在中国诞生》,人民网,2018年11月26日)

CRISPR-Cas9技术可完成对基因定点突变、敲入、多位点同时突变和小片段的删除,并已成功应用于人类细胞、小鼠以及细菌的基因组精确修饰。采用CRIPR-Cas9基因编辑技术能迅速地对细胞中的基因加以改造，由此一些遗传性疾病，甚至可塑攻克艾滋病等现在无法治愈的疾病。CRISPR-Cas9基因编辑技术依旧潜伏不小的隐患，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脱靶效应。这是因为基因编辑一旦开始就无法中断，只能等待整个过程自然结束，就好像一辆汽车只有油门却没有刹车，使车辆处于失控的状态。而在修复了错误基因后，细胞里的基因编辑工具很可能会继续修改本来正常的基因。

（摘编自黄志伟《打造基因编辑的“刹车系统”》，《健康报》2018年6月28日）

(数据: Thomson Innovation专利数据库)

“法律能禁止人类编辑基因，但人性无法抵挡诱惑。”技术可控,人心难测。恰如人言，技术应用存在一个限制，但它不是来自于技术本身，而是来自于人本身。限制人的除了伦理，还有法律。西方国家严格禁止基因编辑在人体的试验,我国也有相关规定。但我们的法律法规还有很多需要完善之处，科学伦理的监管、审查机制也有不少漏洞，都亟待亡羊补牢。

(摘编自晁星《基因编辑的伦理之门谁来守》，《北京日报》2018年11月28日)

今夜月色好

彭荆风

她刚把窗户推开，山谷里那冰凉而又潮湿的浓雾就拥了进来，雾腾腾地四散着，好像要把这小屋里的一切都吞没掉、化成水、化成烟。她本来想看看正在劳动的丈夫和几个道班工人在什么地方，但眼前一片白茫茫，山峦、树林、公路，都消失在浓雾里了。她只好赶紧关上窗子。

如果不是她的丈夫——这道班房的班长，一次又一次给她写信，她怎么也舍不得离开自己那傍着大河的美丽的坝子，到这终年被云雾深锁的大山来。这里只有她一个女的，丈夫和他们一出工，连个说话的人也没有。去年春天他们新婚不久，丈夫就来山上道班房工作了，一年难得回家几次，这使她很恼火。这次上山来，她本想劝丈夫回坝子里去。如今，农村在搞责任田，家里又缺劳动力，回去多好！她准备再住几天就回去。

过了一个多小时，丈夫和那些道班工人才回来。看到小伙子们的早饭中只有咸菜，她便拿出从家里带来的小腌鱼。小伙子们也不客气，一会儿就吃掉了半小罐。她轻声劝丈夫回去，但丈夫说要打仗了。看见丈夫那显得消瘦的脸颊，她很心疼。吃过饭，丈夫对自己没能陪妻子深感抱歉。她却决定过几天就回去。

丈夫和工人们走远了，她还痴痴地站在门口想着心事。一点钟左右，当她挑着一桶热茶，晃悠悠地沿着山路走去时，一辆军车迎了上来，车上的战士想喝茶。她赶紧放下担子，亲切地叫同志们喝。参谋拿出一元钱给她，说是茶钱，她生气了。参谋急忙道歉，军车飞速开走了。她又回去烧第二锅开水。这天上午她忙出忙进，心情没有那么寂寞了。

这天晚上，雷鸣电闪，风雨大作。风雨中，还听得见有低沉的吼声。丈夫告诉她是汽车。想到上午路过喝茶的那几个战士，她奇怪为什么这么晚还来车。丈夫说部队多是在晚上行动。听到汽车的声音越来越响，而且老是在一个地方，丈夫坐了起来。他担心有的地方又塌方了。她也坐了起来，紧靠着丈夫侧耳倾听。丈夫叫她明天回去，她明白，大概要打仗了。她心里不放心，不想走。风雨更猛烈了，仿佛从云天扑下来，又仿佛从山岩腾起。这小小的屋子也好像要被冲垮、抬走了。汽车的声音还在时停时响着。丈夫要出去看看，她的一句话还没等说完，丈夫已消失在雨夜之中。那些道班工人也在纷纷往外走。

几小时过去了，丈夫和车队都不见过来。她再也坐不住了，披件塑料雨衣，锁上门就往外走。才走了几步，一阵急骤的风雨就旋转着扑了过来，刮走了她头上的竹笠。风雨围着她，扑打她，把泥水溅在她的脸上。她只好艰难地一步一步往前挪。她走走停停，终于听见了低沉的人声和车辆移动的声音，大约有几百人、几百辆车。她加快了步子，听到丈夫的声音，看到丈夫在车队前面引路。

第二天，公路上摆下了许多大炮，支起了帐篷，搭起了伪装网。那天见过的那个参谋也走过来向她问好。她很高兴，要天天为战士们送茶水。吃过午饭，丈夫让她搭车回去，她不肯，要留下来照顾丈夫、照顾那些解放军战士。那天下午，她刚挑着桶去送茶水，炮声轰地一响，山剧烈地晃动了一下，震得她的心似乎要从喉咙里蹦出来。她只好疾走一阵，又在树脚下躲一躲。丈夫和那些道班工人正在公路拐弯处填一个弹坑。见她来了。都有些惊讶。但大家实在是太渴了，都拥过来抢着喝茶。丈夫催大家快喝，因为运炮弹的车队就要过来了。丈夫劝她躲一躲，她见丈夫一脸泥水，心疼得很。这天的炮战从拂晓一直轰到黄昏。开始，她只是想帮帮忙，但炮弹坑不断出现，她也就忘了疲累，拼命地推车运土。

黄昏时，他们填平了弹坑。这时，她才觉得浑身酸痛。一步也不想挪动了。一个年轻工人推着小车叫她来坐，她有点害羞。丈夫把她托起来，放进小车，人们争着来推。她想起了那简陋的道班房，突然觉得那里是那么温暖、诱人。她渴望着回去能洗一洗，吃顿饭，安安稳稳地睡一觉。哪知敌人的一颗炮弹在道班房附近爆炸，把房子震塌了。参谋说敌人本想打我们这门炮，可结果打偏了。她流下了热泪，说幸好打偏了，不然，真叫人害怕。听了她的话，参谋的眼睛也湿润了。

这时，清爽明净的山野，一片寂静。白如乳汁的云雾，悄悄沉睡。清澈如洗的明月，向大地倾洒着它那迷人的银光。祖国南部边睡的山谷是那样的美丽，那样的迷人。

（有删改）

一棵野樱桃树

邓贵环

①我记事时起，那棵野樱桃树就长在那里，不知已经站立了多少年。认识那树的时候，我六七岁，而它已有大搪瓷碗那么粗了。

②它生长在我家出门去山里捡干柴和放牛羊的路边，有一条小溪流从它的脚下哗哗流过。每年刚有一点春的气息，寒意还没有完全褪去，它就早早地开了花，看上去像一片绯红的轻云。繁花落去，就有星星点点的青绿果子出现在长长的柄上。果实结得太多了，枝头被压得几乎要贴到水面去。因为生得偏僻，所以即使是这般繁花绽放和硕果压枝的盛景，都少有人驻足观赏。

③记得我七八岁的时候，还没正式上学。没上学的我，每天早早地就跟着姐姐们去他们读书的学校，打发我一天天的寂寞时光。她们进教室上课，哇啦哇啦地大声读课文，我就隔着窗户在外面跟着哇啦哇啦地大声朗读；他们算老师讲的数学题，我也在外面算数学题。老师时不时地出题测验，结果教室里的学生不会，外面的我全会了。老师就在村里召开大会的时候找到我爷爷说我不是笨孩子，要他们早点把我送进学校去读书。后来，我成绩不错，加上那时候上学也不花多少钱，家里的境况并没有因为我的上学而变得更加糟糕，大人们也就没有干涉我，任由我去读。

④其实不光是我，也不光是我家，那个时候的乡下，对于用一辈子的光阴在土里刨食的农民来说，考虑家里孩子读书求学的问题，过于奢侈。大人们想得更多的，是想什么办法填饱一家人的肚子。所以他们几乎从来不过问自家孩子的学习，也不知道上学读书对一个孩子来说意味着什么。也只有每年开学要交学费的时候，家里读书的孩子们才会正式地跟家长谈到读书的话题。我也是那个时候，才会去找我爷爷或者爸妈要一两元钱交学费，每个星期，再去要一点钱，做生活费。这些做生活费的钱家里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没有的时候我们就多带点咸菜豆豉当下饭菜，一个星期不花一分钱。而每当想到没有人在意我们考试考得好不好的时候，感觉我们这群孩子就像长在溪边那棵野樱桃树，春天到了开花，花谢了结果，果子成熟被水冲走或者被鸟衔走，然后落叶。第二年再开花再结果，重复着上一年的故事。

⑤因为哥哥和两个姐姐都回家了，家里已不缺我一个人手做家务或者下地干活，我做什么，大家也都不管我。这种放任自流之于我，却是好事。每次打猪草，我都带着一本在外面工作的姨送给我的书，想看的时候甚至还背着背篓，站在那里一看就是半天。天黑了才想起背篓还是空空的，于是慌忙扯上几把青草树叶披着夜色回家。

⑥后来我出门读书去了，据说读完就可以吃“皇粮”了，我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喜不自禁，逢人就说他们家的幺女儿出息了，不必再像他们一样面朝黄土背朝天地过一辈子，也可以和村里的那几位教书先生一样靠拿粉笔教学生就有饭吃了，说这些话的时候，幸福的笑容便洋溢在他们因经年劳累而叠生出来的一道道皱纹里。可惜我的奶奶没等到我读完书吃到“皇粮”的那一天，没有享受到这个“吃皇粮”的孙女带给她的哪怕一天的幸福生活。爸爸不知道听谁说在报刊杂志里不时可以看到我的文章，更是高兴得不得了。当年的小伙伴也不断地传回好消息来，阿大开了自己的公司，阿二当上了某大学的副教授，阿三评上了最美售货员，阿四做月嫂也月入五六千并且在大城市站稳了脚跟。当年如那棵野樱桃树一般的孩子们正在努力开出艳丽自己也悦目他人的花朵，结出嘉奖自己也生动季节的果实，竭力活成了一道自己的风景。

⑦又一个早春，我特意回老家去看那棵野樱桃树。它仍然开满了一树繁花，望去像一片绯红的轻云。或许它已经知道，我此番来，就是要告诉它，即使长在僻远的乡野，即使生活寂寞冷清，也仍然要活出一棵樱桃树的样子，活出自己的样子。

（选自《散文百家》，有删改）

“他身处这个世界，但不属于它”

宋宇

在杰罗姆·大卫·塞林格百年诞辰之际，译林出版社出齐了他现有的四部作品。作家之子兼塞林格基金会负责人马特·塞林格先生第一次来到中国，造访了五座城市。

塞林格后半生竭尽全力地求取清静，反而每每事与愿违。1951年，他因《麦田里的守望者》出版而声名鹊起。1953年，迷人的短篇小说集《九故事》面世，他搬离家乡纽约，前往东北部新罕布什尔州的山区隐居。从34岁到91岁，他都定居在小镇科尼什。

对于自己的作品改编为影视作品，塞林格是极为抵触的。“媒体、读者从维基百科或传记里读到的，离真实的塞林格非常遥远。”马特从今年起开始向公众回忆父亲，他不喜欢做父亲的代言人，但必须如此，“真正了解他的人，包含我在内，可能只有三四个”。塞林格经常说：“所有你们想知道的关于我的事情，都在我的作品里。”

马特亲眼见到塞林格逃避名利和纷扰。“我相信其实他只享受了一天，但是他完全看透了出名这件事的本质，他甚至后悔自己有24小时感觉自己成了名人。虽然如此，他还是一直挣扎自己应不应该或要不要继续发表。”他回忆道。塞林格从1965年后就不再发表作品，1980年后再也不接受采访。他一度想再出版一本书，终究没了下文。

“塞林格认为作家与读者的关系非常神圣而伟大。他觉得，如果能以匿名形式发表，如果能隐居在不公开的环境里，作品秘密地发表，没人知道他住在哪儿的话，他可能会一直发表作品。”马特说，隐居中的塞林格每天都写作五个小时，自己已经花近十年功夫整理，有些“素材”即将出版。

1974年，因散见于杂志的早期作品被疑似加州伯克利大学生自行编印成选集，塞林格愤而打破沉默，罕见地通过《纽约时报》发声：“我从来不想出版它们，我想让它们完完全全地自然死亡……我不是想掩藏年轻时的笨拙，只是认为它们不值得出版。”“有些故事、我的财产被偷走了。”塞林格原计划只说一两分钟，结果滔滔不绝地申诉下去，“有些人占有了它们，这是非法行为，是不正当的。设想一下，你特别喜欢一件外套，结果别人从你衣橱里偷走了。这就是我的感觉。”“出版是对我隐私的严重侵扰。我喜欢写，热爱写，但只为我自己和我的快乐而写。”塞林格一次又一次靠打官司维护自己的权利和隐私，但外界的好奇目光始终没有消失。

1941年11月，从军前夕的塞林格与玛乔丽·希尔德通信过几年。一封信里，他请她在即将出版的《纽约客》杂志寻找自己的新作，评价“霍尔顿系列的第一篇故事”。此前，希尔德一直在《时尚先生》和《科利尔》等杂志上阅读他最早的短篇故事。塞林格推荐了《了不起的盖茨比》和海明威的作品，还提及自己写了小说《哈里·耶稣》，并夸口：“这本书绝对会撕裂这个国家的心脏……并用一个新的、更宝贵的器官替代。”

从战场归来后，塞林格实现了“霍尔顿”渴望的逃离和隐居。他感到被当地学校的校报记者欺骗，校报记者把这篇难得的访谈交给了更大的报纸。他在自己的农场周围圈上栅栏，那个活泼和充满未知的年轻人藏了起来。他远离世界，世界似乎也逐渐远去。

“我父亲并不相信所谓现实生活，他更相信二元论的观点，一切都是虚幻，一切都是梦境。可能这些梦境让人温暖或者快乐，但是他其实一直追求的是他心中认为的那个现实。”马特相信，安静的环境更利于塞林格探索，“他喜欢看到松树生长的地方，看下雪的地方，下雪的过程。”镇民们尊重塞林格的意愿，他们为不请自来的拜访者指路时，往往把他们骗去杂草丛。他们看着大作家购物、进餐、买报纸，并不惊扰他。2010年1月27日，塞林格去世。马特代表家人发表了声明：

“塞林格说过，他身处这个世界，但不属于它。他的身体离去了，但家人希望他依然与那些他热爱的人同在，无论是宗教或历史人物，私人朋友或小说角色。”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