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世纪60 年代起，随着日本与亚洲四小龙的崛起，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引起了国际人士的关注。人们一般认为这些国家（地区）经济奇迹的创造，跟他们信奉或推行儒家文化有关。近年来，随着国家对传统文化的重视，以儒家为核心的国学再次进入国人视野并受到热捧，儒家思想在当前仍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首先，儒家思想有利于精神充盈。与人要通过劳动创造物质财富来满足物质需求一样，人类的精神需求的满足同样需要付出辛勤的劳作，只不过这种劳作需要通过修炼的方式来完成。在儒家看来，人最重要的价值以及人与动物最根本的区别就在于人有精神。孟子说：“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

要想获得人的至高价值，就要有对人之为人的正确认识。将这种认识付诸实践，知行合一，精神充盈的过程才算完成。其次，儒家思想有利于人际和谐。儒家的精神修养说以“仁”为基础，因而它能促进人际关系的改善与社会风气的好转。孔子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不但如此，孔子还指出了“仁”由近到远的实施方法，他说，“仁者爱人”，“爱必由亲始”，所以，“孝悌”是“仁之本”。孟子更是提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思想。儒家不仅重视人际关系，也十分重视人与物的关系。孟子说：“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这种有着既爱他人又爱万物的“民胞物与”思想，可以使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以及人与世界之间充满温情。儒家思想还有利于文明养成。儒家不仅提出“仁爱”思想，更是通过“礼”和“仪”把它落实于人的行为之中。儒家文化的“礼”，既是一种修养，又是一种规范与秩序。作为修养，它要求人们待人接物要至诚至敬；作为规范，它要求人们对不同人与物要有不同礼数；作为秩序，它要求人们在不同领域遵守不同规则。儒家也很重视丧礼和祭礼，孔子的学生曾子就说过：“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

当然，儒家思想也不是万能的，也存在着明显的重义轻利、重私德轻公德等弊端，我们不能因今天精神匮乏就盲目推崇儒家思想。毕竟我们在解决精神文明问题的同时也需要强大的物质文明，可这些单靠儒家思想是无法根本实现的，董仲舒“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观念明显不合时宜。因此，对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需要有一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进行创造性继承与创新性发展的过程。

（节选自杨生平《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及其价值》，有删改）

在解决当代中国发展问题上展现儒家智慧

①上个世纪，不少中外知名学者如汤因比、梁漱溟论述了中国文化的优越性，断言中国文化是未来人类文化的希望。1988年，70多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一次巴黎会议上声明：“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首2500年，去吸取孔子的智慧。”这些名家名言的确支持和提升了我们的文化自信心。然而，当今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一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另一方面也遇到了许多严重的问题，向我们这一代人的治国理政的智慧提出了挑战：如果我们不能以儒家智慧解决问题，则何以证明儒家智慧是高明的、适用的？如果我们连自家门前雪都扫不尽，何以能够除去他人瓦上霜？何以证明儒家智慧能够解决未来人类的生存之道？所以，我们别无选择，只能从当下做起，一步一步，一点一滴，解决当下我们发展中所面临的许多问题，以此证明和展现儒家智慧。

②必须承认，不少人对于用儒家智慧解决当今中国发展所面临的诸多问题持怀疑态度。比如，当今生态环境恶化，在不少地方已经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如果我们空谈儒家的天人合一的生态理念，而不是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解决环境问题，知行不能合一，那么人们质疑儒家之知，又批评执行不力，就有充分的理由；再比如，我国表示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早已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贫富悬殊警戒线，如果我们只是空谈孔子的“富民”思想、“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均贫富理念，而不是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解决贫富悬殊问题，那么孔子的智慧不足以服人，我们对孔子的智慧阳奉阴违的做法也会受到人们的指责和批评。可见，知而不行，知行分离，最终将连累、伤害到知。所以，眼下我们必须知行合一，坐言起行，大幅提升执行力，以解决问题的实际成效为儒家智慧正名。

③当然，儒家智慧也有一个不断发掘、充实、更新的问题，因为儒家智慧能够解决传统社会的问题，并不意味着它必然就能够解决当今社会的问题。儒家智慧无论解决何种社会问题，除了给予高屋建瓴的理论指导以外，还必须能够给出具体的解决之道，包括提供一种解决问题的正确思路，拿出一套解决问题的可行性方案，这才是圆满无缺的儒家智慧。

④儒家智慧产生于中国，儒家智慧首先解决中国本土问题，才能让世人信服，才能真正走向世界。在应对日益变化的世界和解决实际社会问题中展现儒家智慧，是我们瞻望儒学未来发展所持有的一大愿景。

（摘自《儒学发展的五大趋势与三大愿景》，有改动）

在声音中发现城市

①先有城市，后有城市声音。当代环境美学家阿诺德·伯林特提出：“工厂的声音、交通的噪声、广播和录音机的声音与人声共同构成了立体的听觉环境，这种声景广泛存在，墙壁也不能阻隔，一切事物都处于声音的包围之中”。伯林特可以被看作是“现代城市声音”研究的始作俑者。在那些熙熙攘攘、瞬息万变、此起彼伏、有序或无序的城市声音中，是否具有普遍的规律及更高的价值？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讨论和交流的问题。

②与宁静的大自然和乡村相比，城市本身是一种结构复杂、功能多样的矛盾组合体。一方面，它是理性的，人们必须遵守各种法规、程序、条例、规则等；另一方面，城市又是感性的，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色彩、声音、味道和不透明的心理活动，这两方面既相互叠合、交织、缠绕，又相互排斥、矛盾、斗争，使城市不断陷入困境和危机，同时也激发出城市特有的活力和创造力。依托于听知觉，并同心理、意识紧密相连的“声音”，是人在城市中每时每刻都不能脱离的感性工具和桥梁，就此而言，“城市”和“声音”的关系自然非比寻常。但我们首先面临的问题却是：“声音”怎样才能成为城市研究的对象？

③首先，需要讨论“声音”和“语言”谁更重要。和常识相反，在中国古代有“言外之意”一说，所谓“言”是“符号”，而“意”则是以“声音”为载体的内容和意义。这表明“声音”不仅不能等同于“符号”，还往往蕴含着比后者更真实的意图和更重要的意义。奥地利哲学家马赫把“实体”等同于“感觉”，尽管有些“过犹不及”，但至少可以使人重新认识感觉、语言和实体的关系，即包括听觉在内的人的感觉，在现实实践中绝不是无足轻重的。

④其次，还要讨论一下“视觉”和“听觉”谁更重要。现代科学告诉我们，人类有99％以上的信息是通过视觉和听觉获取的。和历史上的文化活动主要依赖“听觉”不同，当今世界又称“景观社会”，目前居“统治”地位的是视觉观念，这是当代人生存“视觉化”及其多种后遗症的根源。就此而言，重建主体的“听知觉”和“声音文化能力”，对于矫正正在彻底“数字化”和“图像化”的当代文化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⑤由此可得出两条基本原理：一是____________，二是____________。这同样也适用于城市。在异常清晰稳定的空间、政治、经济、文化等“城市符号”背后，还存在着大量以感性方式存在、不断生成又不断流失、主要同人的感觉打交道的“东西”。尽管它们长期被“熟视无睹”或“充耳不闻”，但作为城市有机体成长变化、城市人喜怒哀乐最直接的记录和呈现，其价值和意义并不亚于各种“显性”表达。此外，尽管“声音”和“图像”同属城市的感性存在方式，但由于“听觉”和人的意识、心理联系密切，而“视觉”更加官能化和欲望化，特别是在视频技术和数字化图像日渐占据主导的当下，研究和重建基于“听觉”的城市声音系统．明显有助于构建一种更加均衡和协调的城市文化生态。

⑥“城市声音”作为一种城市的感性符号和活动，主要属于城市诗学、城市美学和城市文化学研究的对象和内容。它们在城市研究中长期缺席或可有可无，恰好说明为什么当代城市越来越缺乏文化特色，城市精神越来越干瘪空洞，城市生活越来越单调贫乏。

⑦城市声音在形态上明显具有多重性。它既是一种物质现象，遵循物理学所揭示的相关自然规律．可以用声学仪器检测和分析；也是一种社会现象，表征着城市的政治、经济、交通、管理等现实内容，可以用相关社会科学方法来研究和评价；还是一种人文现象，广泛活跃在城市的剧院、电影院、音乐厅、酒吧、卡拉O K、网站、手机，甚至有时会是白居易的“此时无声胜有声”或马尔罗的“沉默的声音”，成为一种只有“共通感”但并不具备“普遍性”、“脱有形似，握手已违”的纯粹审美经验。这造成了“城市声音”的极端复杂性，有多少城市就有多少城市声音，甚至是有多少城市人就有多少城市声音印象，它可能悦耳也可能闹心，可能是冰冷的也可能是温暖的，可能是短暂的也可能是永恒的…… 以“城市声音”为中心， 可见城市空间、社会、人物的历史演变脉络， 足以了解城市政治、经济与文化之间的复杂作用关系。

⑧城市声音起源于人类历史上的“城乡分离”。自从有了城市，也就有了城市声音。城市和乡村不仅在自然环境、生产生活方式、风俗和价值观上迥然有别．也以不同的“音响”、“节奏”、“音乐”等特定的感知觉形式相区别。比如一说到乡村，就会想到自然风雨声、麦子拔节声、鸡鸣狗叫声、春蚕吐丝声等，而一说到城市，尽管乡村的声音可能同样存在，但已不具备代表性，取而代之的是熙熙攘攘叫卖声、吆五喝六喧哗声、酒楼歌肆歌舞声、机器轰鸣的车床声、汽车电车的喇叭声等。把这种差异描写得最生动的，无过于中国古典诗歌，前者如辛弃疾的“平冈细草鸣黄犊”，翁卷的“子规声里雨如烟”，华岳的“鸡唱三声天欲明”，后者如白居易的“钿头银篦击节碎”，晏几道的“歌尽桃花扇底风”，袁宏道的“吴歌越舞颠如梦”。城市和乡村，足两种性质、强度、节奏、韵律完全不同的声音，它们比其他任何知识都会更直接地告诉人们：这是什么地方。

⑨（  ）

⑩当代城市声音的突出问题是“见物不见人”。以工业化为主体的现代城市化和以商业化为主体的当代城市化，直接破坏了中世纪城市“声音的平衡与协调”，反映出技术、物质、商品、欲望的胜利和霸权，不仅导致管理混乱、交通拥堵、心理焦虑等“城市病”，也使原本自然有序的城市声音出现了严重的“无主题变奏”。在现代化城市中，一是“噪音”无处不在，二是“机器发出的声响”淹没了“生活中的声音”。如同席勒认为“近代机械生活”直接造成了“欣赏和劳动脱节，手段和目的脱节，努力与报酬脱节”，最终把人“变成一个断片”，“以物为本”的当代城市声音，也不可能使人的耳根真正清静下来，和世界、城市、内心发生有价值、有意义的交流和对话。

（刘士林教授在上海报业大厦的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