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犬病是由狂犬病毒引起的人畜共患的传染病。早在1884年，病毒发现之前，法国科学家巴斯德就发明了狂犬疫苗。

狂犬病毒属于弹状病毒科弹状病毒属。外形呈弹状，核衣壳呈螺旋对称，表面具有包膜，内有单链RNA，是引起狂犬病的病原体。

狂犬病毒具有两种主要抗原：一是病毒外膜上的糖蛋白抗原，能与乙酰胆碱受体结合使病毒具有神经毒性，并使体内产生中和抗体及血凝抑制抗体，中和抗体具有保护作用；另一种为内层的核蛋白抗原，可使体内产生补体结合抗体和沉淀素，无保护作用。

患者和患病动物体内所传染到的病毒，称为自然病毒或街毒，其特点是毒力强，但经过多次变异后成为固定毒，毒力降低，可以制做疫苗。

狂犬病毒不耐热，在50℃时一小时，100℃2分钟，即可灭活；对酸、碱、新洁尔灭、福尔马林等消毒药物敏感；70%酒精0.01%碘液和1%—2%的肥皂水亦能使病毒灭活。

狂犬病毒进入人体，沿周围传入神经而到达中枢神经系统，因此头、颈部、上肢等处咬伤和创口面积大而深者发病机会多，狂犬病毒主要存在于患病动物的延脑、大脑皮层、小脑和脊髓中。唾液腺和唾液中也常含有大量病毒，人被患狂犬病的动物咬伤、抓伤或经粘膜感染均可引起狂犬病，在特定条件下也可以通过呼吸道气溶胶传染。

感染者发病时呈高度兴奋状态，并伴有发热、头痛、恐怖不安、惊风怕声、肢体发麻、吞咽困难等症状，一旦喝水即引起严重痉挛，出现恐水现象，故又称恐水症，3—5日后，病人转入麻痹，昏迷状态，最后呼吸循环衰竭而死。

野生动物有可能长期隐匿该病毒，因此该病在全世界的野生动物中广泛流行，狐、狼、蝙蝠和其它野生食肉兽，则是自然界中传播本病的储毒宿主和自然疫源，在人口较为稠密的城镇，本病则主要于带病毒的犬、猫，成为人和家畜发生狂犬病的主要传染。

由于狂犬病毒产生的危害较为严重，因此应当做好防范工作，对犬、猫等宠物应严加管理，定期进行疫苗注射，人被狂犬咬伤，应立即清洗伤口，可用20%肥皂水、去垢剂、含胺化合物或清水充分洗涤，清洗后，尽快注射狂犬病毒免疫血清。

最近，宁波某学校的王老师受到舆论热捧。起因是要换同学不成的A 同学举报了违规带零食的B 同学，王老师对于告密的学生，不但没鼓励，还让B 同学当着A 同学的面吃掉了零食，算是一种冷处理。我要给王老师点个赞。一个老师，无论学识怎样，起码应该是非清晰，不能糊涂，也不能含糊，王老师做到了。。

学生发现有同学违反校纪校规，向老师报告，这样的行为无可厚非，但老师接到这样的举报应当慎重，不宜过度鼓励。

很多老师在班级管理中鼓励学生向老师报告其他学生的问题，这样教师相当于有了自己的“线人”，背着教师的那些违规行为也会有所收敛和约束。从积极的方面来看，这能够使教师更早也更容易掌握学生动态，从而因势利导。但是，且慢，这也有着消极的一面； 甚至南辕北辙，戕害掉一些学生。

何以如此? 从学生人格发展的角度来看，当学生为了获得教师的奖赏而积极举报时，可能对他的人格发展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因为检举而获益相当于赋予了那些举报者以权力，这种权力可以成为拿捏或要挟其他同学的把柄。权力心理学的研究提示了，权力会使权力者异化，特别是对于未成年的学生，他们甚至还只是儿童，不恰当的权力赋予会损害他们的人格发展。

另一方面，从社会性发展看，学生在学校里，除了学习功课，还要在师生、同学的交流互动中修习品行。一个热衷于举报其他学生的学生，必然会破坏学生之间的信任与友好相处，很容易人为地将一个集体中的学生们分为两派，教师如果偏袒其中一派，对于后一派学生就相当于是隐性的排斥。一个班级里只要有几个告密的学生，整个班级就难免人人自危，学生之间互不信任，互相戒备。

更恶劣的是，将告密作为一种拿捏同学的武器，谋取个人好处。这是比私带零食到校性质更为恶劣数倍不止的道德败坏行为。甚至社会缺乏信任，人们道路以目，其中一个原因就是鼓励告密造成的不良风气。

既要了解情况，又不能培养“线人”，教师到底应该怎么办? 对于一线教师来说，下面几点建议或许能带来一些思考和帮助。

首先，教师应当对于鼓励学生举报什么样的不良行为区别对待，并很清晰地让学生明白，有些不良行为，例如一些学生霸凌欺辱其他同学，旁观的学生冒着一定的风险向教师报告，这当然是值得鼓励和表彰的。但是，如果是涉及学生个人隐私范畴的行为，像有学生违反学校规定偷偷带零食到学校，只要他不是公开地炫耀，那么即使有获悉的学生报告，教师也不宜鼓励，更不宜表彰。简而言之： 涉及学生之间侵犯权利的不良行为，当然应当鼓励举报，因为这关乎人与人的平等； 而只是学生个人私下的某些人之常情但又违规的行为，不鼓励举报。

其次，举报不应该成为一种权力。教师对类似这类的行为一定要旗帜鲜明，零容忍，这种挟带私货的告密是应当明确反对的道德劣迹。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中国学校教育的教师，哪怕是高中，甚至高校的教师，都不认为学生能够自治。其实，鼓励学生自治，支持并引导学生自己管理好自己，远比评判和奖惩更能够促进学生成长。

从道德心理的发展来看，学生从儿童期到青春期，正好是从他律道德到自律道德阶段的发展路径，该放手放手，逐渐让学生学会自己管理好自己； 该严格严格，教师的权威体现在反对任何学生之间侵犯权利或者不平等现象上。

所谓的学生自治，换种方式来表达就是，让教师成为学生自我管理时可以信任、援引和依赖的权威资源，而不是像现在中国大多数学校教育的那样，教师在在班级管理时把部分学生当作方便管理的工具。

总之，学校教育要鼓励学生有正义感，但不能培养“告密者”。

（摘编自唐映红《教育孩子有正义感，但不要“告密”》）

文化是有生命的,它一定要生长、发展。这是一个新陈代谢的过程,其中必然涉及文化的开新与守成。

近年来,人们特别关注传统文化。但在讲传统文化时,常常忽略一个重要问题——传统文化不是不再变化的凝固体,它始终在变化发展。作为正统思想,在中国延续2000多年的儒家思想始终是变化的,比如,董仲舒时代的正统思想就与朱熹时代的正统思想不同。传统文化在新陈代谢中往往呈现出自己的复杂性,中华传统文化就蕴含着两种不同的精神:一种是先秦时期百家争鸣的精神,它锤炼出多种文化经典;另一种是秦汉以后形成并逐渐得到强化的,奉儒家思想为正统的精神。后者成为许多人自觉不自觉继续尊奉的传统,其实它并非传统文化的全部。

文化的发展既然是一个新陈代谢的过程,反映在人的主观意志上,就有开新与守成之间的争持和互动。平常时期,这种争持与互动并不明显,但在文化转型期就会表现得特别突出和激烈,新文化运动时期便是如此。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核心问题是如何改造传统文化,使其成为适应现代社会发展需要的新文化。近代历史上,中华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是在中西文化激烈冲突的背景下推进的,因此也就不可避免地与人们对待中西文化的态度紧密联系在一起。在文化新陈代谢过程中,开新者和守成者内部又会有各种不同的类型。例如,开新者中有的非常激进,有的比较持中;守成者中有的颇为温和,有的相当保守。

开新与守成都是文化发展中不可缺少的。开新是为了发展,守成也是为了发展。传统文化会不断通过新陈代谢丰富并发展自己。所以,守成者并非只守着老祖宗的家底,也包括守住后来通过新陈代谢所获得的新东西。就像生物学上的遗传与变异一样,某些后天的变异稳定下来,通过遗传传给了下一代,于是新的物种逐渐形成。只有变异而没有遗传或只有遗传而没有变异都不能形成断物种。

在文化开新与守成过程中,特别要防止那种自觉不自觉地将传统文化与新文化、外来文化对立起来的倾向。一种文化越是善于吸收包括外来文化的新文化,将其转化为自己的营养,就越会获得更加旺盛的生命力。相反,拒斥新文化,必定渐趋委顿。鸦片战争前,中华传统文化整体上未遇到重大挑战,于是许多人误认为中华传统文化是完全独立发展起来的,无需借鉴吸收其他文化。这心态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众所周知。我们所说的文化自信,包括对自己文化的生命力有自信。勇于吸收包括外来文化的新文化,把它们变成自己的营养,才能助推中华文化不断发展进步。不能把文化自信变成自我满足,甚至排斥新文化。

(摘编自耿云志《文化的开新与守成》)

礼的实质是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孤立的一个人，不会发生礼的问题，只有在与他人相处、交往和比较时，才会发生礼的要求和行为。礼仪本身是有差等的，不可能做到互相对等，那就要从内心情感和交往形式上去寻求互相对等的因素，孟子指出：“恭敬之心，礼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内心情感的对等表现为恭敬；交往形式的对等表现为辞让，从而使人们自觉自愿地践行礼的要求和规范。

所谓恭敬，“在貌为恭，在心为敬”，分别属于容貌和内心情感的范畴。然而，对于同一践礼主体而言，无论是貌恭还是心敬，都只能在主体与客体的交往中呈现出来，都是主体指向客体的行为。面貌与内心是统一的，内心敬重，面貌总会好看；内心鄙弃，容貌就会不那么好看。恭敬名为两个概念，实为一个内容，那就是敬的感情，即发自内心的尊敬和敬重。孔子十分重视敬在礼行为中的意义，他从人与禽兽之别的角度，指出为孝必敬，“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孔子重视祭礼和丧礼，却更在乎敬的内涵，《礼记·檀弓》记载弟子子路的回忆，“吾闻诸夫子：丧礼，与其哀不足而礼有余，不若礼不足而哀有余也。祭礼，与其敬不足而礼有余，不若礼不足敬有余也”。孔子甚至认为，敬是为政之本，在各种礼仪中，敬的情感最为重要，而国君的婚礼又最能体现敬的情感。国君亲迎新娘，既是爱慕又是敬重，把这种爱与敬的感情推而广之，就是治理国家的根本。

所谓辞让，亦称退让，“应进而迁曰退，应受而推曰让”。辞让是与恭敬紧密相连的德性行为，其本质是厚人薄己、尊人卑己。这在礼的迎送、授受仪式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具体为“三揖三让”。“揖”是拱手致意，展示主人对客人的尊重和关注，“三揖”是凡入门将右曲揖、北面揖、当碑揖。“三让”是凡升阶，宾主尊卑相同时，一同升阶；宾主尊卑不同时，则尊者先升。“三揖”作为迎送规定，有利于养成尊重他人的习惯；“三让”并不改变主客体的实质行为，辞让之后仍是尊者先升阶，该先升阶的人还是先升阶，其意义在于给对方以被尊重的心理感受，宾主正是在辞让中体现出教养与风度的。孔子认为辞让既是君子遵礼的表现，又是君子人格的组成部分，“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意思是，君子没有什么可争的事情。如果有的话，那一定是比赛射箭吧。彼此作揖谦让，然后登堂比射。射毕，走下堂来，彼此作揖，胜者罚负者饮酒。这样的竞争是君子之争。无论赢者还是输者，辞让使君子之争变得风度翩翩，真是令人意往神驰。从这个意义上说，辞让并不在于结果，而在于仪式，能够使弱者、居下者、失利者获得心理上的满足和感情上的认同。

（摘编自夏海《浅论儒家之礼》）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这意味着文学构思可以超越时空，不受任何拘束。王夫之则在《姜斋诗话》中指出：“身之所历，目之所见，是铁门限。即极写大景，如‘阴晴众壑殊’‘乾坤日夜浮’，亦必不逾此限。”这意味着诗人能看多远，诗笔就延伸多远，不能超越视觉的阈限。这两种明显对立的说法，都有不少拥趸，因此诗歌中的距离便成了争议的焦点，聚讼纷纭、莫衷一是。。

宋代王得臣在《麈史》一书中说：“白傅（白居易）自九江赴忠州，过江夏。有《与卢侍御于黄鹤楼宴罢同望诗》曰：‘白花浪溅头陀寺，红叶林笼鹦鹉洲。’句则美矣，然头陀寺在郡城之东绝顶处，西去大江最远，风涛虽恶，何由及之。”白居易虽然是大诗人，但是王得臣对他写的“白花浪溅头陀寺，红叶林笼鹦鹉洲”这两句诗颇不以为然。理由是头陀寺在城东绝顶处，距离长江甚远，再大的风浪也不至于把江上的浪花溅到头陀寺去。

明代杨慎在《升庵诗话》中评价杜牧《江南春》一诗道：“千里莺啼，谁人听得？千里绿映红，谁人见得？若作十里，则莺啼绿红之景、村郭、楼台、僧寺、酒旗，皆在其中矣。”杨慎认为杜牧诗歌涵盖的“千里”范围非人之听力和目力所能及，所以想当然地认为杜牧诗歌原本是“十里莺啼”，今本作“千里莺啼”，乃“俗人添一撇”所致，于是很鄙夷地说道：“士俗不可医也。”对于杨慎的说辞，何文焕颇不以为然，他在《历代诗话考索》中批驳说：“即作十里，亦未必尽听得着，看得见。题云《江南春》，江南方广千里，千里之中，莺啼而绿映焉，水村山郭，无处无酒旗，四百八十寺，楼台多在烟雨中也。此诗之意既广，不得专指一处，故总而命曰《江南春》。”何文焕和杨慎的分歧，既有对诗歌主旨理解的不同，也和诗歌所涉及的距离以及涵盖的范围有关。

有道是距离产生美，但是以上几则诗话却充分表明了距离足以产生争议。假如穷根溯源作深层次分析，可以发现这些争议产生的原因在于以考据的思维和标准评价诗歌。钱钟书先生在《宋诗选注》序里说考据只能断定“已然”，而文学艺术却可以想象“当然”和测度其“所以然”。以考据的尺子来衡量诗歌，难免方枘圆凿，争议自是不可避免。

其实，“身之所历，目之所见，是铁门限”，是说文学源于实际生活，并不意味着文学不能进行超越时空的书写。尽管文学于生活，但文学终究是对生活活能动的反映，可以视通万里、想落天外。而恰恰是诗评家的短视，使得诗歌所涉及的距离成了有争议的话题。

（摘编自朱美禄《距离的争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