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官式建筑中的藻井艺术

张磊

明代官式建筑是由官方主持或按照官方规则建造的建筑。官式建筑上的某些构件在发展过程中，逐渐成为封建等级制度的标志，如华丽的藻井，就被作为封建皇帝至尊至贵的一种象征性构件。

藻井是用在宫殿、坛庙、寺庙建筑当中，安置在帝王宝座上方，或佛堂佛像顶部天花中央的一种“穹然高起，如伞如盖”的特殊装饰。

藻井的使用有着严格的限制，它是“礼”的象征，如唐代就规定“非王公之居不施重栱藻井”。宋代的建筑等级制度基本上沿袭唐代，但有所放宽。以后各代对建筑的等级规格都作了一定的限制，如明代规定“官员营造房屋，不准歇山转角、重檐重栱及绘藻井”，惟楼居重檐不禁。另根据《风俗通》记载：“今殿做天井。井者，束井之像也；藻，水中之物，皆取以压火灾也。”

除此之外，藻井还有中国文化中更深层的褒义，即是“天圆地方”及“天人合一”理念的体现。藻井多为上圆下方，正合乎了中国古代“天圆地方”的宇宙观，于是藻井有了象征“天”的意味，有的藻井还绘制了天体图。皇宫中皇帝宝座上的藻井，用来将天庭世界与人间帝王相比附，表明皇帝是“天”的代言人，可以替天行道。

隆福寺正觉殿藻井是我国现存明代藻井实物中的精品。整个藻井的结构为方井内含圆井，圆井内又含方井。圆井悬挂于方井之内，由六层主框架叠落而成，每层框架均细雕云纹图形。第六层为盖井层，顶盖上绘有一幅沥粉贴金的彩绘天文图，以此衬托藻井广阔的无限空间。藻井内绘制天象图，可能也是以此代表天体，成为人与上天沟通的途径。

宋代是藻井基本定型时期，制作规范化。在宋代斗八藻井和小斗八藻井的基础上，明代藻井有了较大的变化。首先是角蝉数目增加，宋式斗八藻井的角蝉为四且无斗栱，明代的角蝉成倍增加，如明代的隆福寺正觉殿次间藻井角蝉兼具菱形及三角形，周围且施小斗栱，雕刻龙凤更极工巧。其次是由阳马构成的穹顶被半栱承托的彩绘浮雕圆井所代替。明代在八角井内侧角枋上安雕有云龙图案的随瓣枋，将八角井归圆，这样就将宋代的斗八形式转变为明的圆井。再次是宋代藻井的顶心和明镜都较小，有的几乎没有明镜。而明代明镜的范围越见扩大，如明代隆福寺正觉殿次间藻井的明镜。另外，宋代藻井虽已用彩绘为装饰，但整体效果尚较简素。而明代藻井装饰趋于华丽，全部以木雕花板装饰，在角蝉、压槽板及圆井部位大量采用雕刻工艺，并大量运用贴金技法，装饰意味更加浓厚。

除去这种四方变八方变圆的常见形式外，明代实物中也有形式独特，不拘成法者。如北京隆福寺正觉殿明间藻井，外圆内方，如制钱状。圆井作三重天宫楼阁，自上下垂，雕以斗栱、云卷及不同形式的楼阁，中心顶端方井上亦刻楼阁，穷极精巧。

清代藻井极尽精巧和富丽堂皇之能事。一是雕饰工艺明显增多，龙凤、云气遍布井内，尤其是中央明镜部位多以复杂姿态的蟠龙为结束，所以藻井在清代又称作“龙井”。二是用金量大增，不仅宫廷藻井遍贴金饰，即是一般会馆、祠堂，也大量贴金，使藻井在室内小木作中形成突显的地位。

总的来说，中国古代建筑中藻井装饰的发展，从汉代的斗四藻井到宋代的斗八藻井，再到明代的藻井，最后到清代的龙井，经过了由简单到复杂，由疏朗到繁密，由单一到多样的发展过程。它的发展与建筑形制的发展是同步的，可以从藻井的发展中看见中国古代建筑发展的历程。这也充分说明了当建筑技术成熟后，形式便会在稳定的技术支持下变得丰富多彩；另一方面，形式追求将会使形式与功能脱节而独立发展，走向为形式而形式的极端。

（有删改）

材料一：

（人民网）“公考热”曾经席卷全国，而与此同时，智联招聘发布的《2015春季人才流动分析报告》却显示，2015年春节公务员跳槽数量更比去年增加超三成。这一出人意料的结果令人惊诧，公务员“跳槽热”是否真的来临？

这又是喜还是忧？从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大力反腐，大力整顿四风，并出台各项规定与禁令。我国公务员便逐渐地褪去了“光环”，逐步走下了“神坛”。随着养老金“双轨制”的废除，改革的不断深入，公务员越来越市场化，这是社会进步的必然趋势。

从社会市场经济的发展来看，公务员“跳槽热”的到来有其“必然性”，这对社会发展与进步是相当有力的。公务员愿意跳槽、敢于跳槽，一定程度上激活了公务员这个群体，也激活了社会人才市场，有利于人才资源的合理分配，使社会全面和谐发展。

当然，公务员“跳槽热”也必然会引发担忧，公务员作为管理者与服务者，需要稳定的建设与发展；而公务员跳槽过于频繁，则有可能对公务员队伍建设造成负面影响，也有可能降低公务员群体的服务水平。

无论是喜还是忧，公务员开始跳槽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这也是改革与社会发展的趋势。既然发展的是市场经济，就应让市场更多地去决定，更多地遵循市场自身的发展规律，少一些过度的解读，相信最终势必会达到“多赢”的状态。

材料二：

（新华网）近日，智联招聘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向来被认为抱着“铁饭碗”的公务员，竟成为当前跨界跳槽最活跃的人群。

其实，公务员只是普通职业中的一种，公务员行业并没有大家想象中那样光鲜。首先，公务员并非是个高收入行业，同样大学同年毕业的大学生，进入企业工作和当公务员，5年以后，收入就会拉开明显差距。越是经济发达地区，这种差距就越明显。其次，“上升空间狭窄”、“人事关系复杂”、“自我价值体现困难”等问题，也时常困扰着他们。这样的情况下，公务员频繁跳槽，其实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所以，社会应当以平常的心态来看待他们的选择，对公务员跳槽多些理解与包容。

从某种角度来讲，公务员辞职人数剧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的进步。一方面，不少抱着升官发财的想法进入公务员队伍的人会离开，这有利于干部队伍吐故纳新；另一方面，优秀人才不再只向公务员这种单一职业蜂拥，这是市场主体和管理人才的回归，有助于市场经济的完善与构建。

跳槽既是市场条件下自由选择的结果，也是对自己职业发展的“纠偏”。对于单位来说，老员工的离开一方面有利于更新换代，但大规模员工离职尤其骨干员工离职，则容易导致人才短缺，应当引起警惕并适当采取措施。所以针对公务员频频辞职“下海”现象，政府应当建立合格人才进得来、不合格的人出得去、优秀人才留得住的公务员选拔任用机制。对于用人单位，也要用待遇留住人才，解决他们基本的生存发展问题。只要实现一个行业内人才的自由流动与良性竞争，并且赋予这一行业从业者合理的福利待遇和职业尊严，那么它就会自动实现人才的匹配，而不会出现短缺的问题。

材料三：

（曲靖文明网）曾经让许多年轻人慕名并为之倾心竭力的热门行业出现了倒寒逆流之潮——公务员跳槽，这让很多人深感震惊和意外，是什么原因导致一些年轻人放弃“前功”、尽弃“公务员”而另谋生路呢？

国家行政部门的规范和严格管理，让许多年轻人越来越感受不到国家公务员带来的种种实惠，这是公务员跳槽的客观原因。中国公务员制度有一个成长、发展的历程，它引纳外国的公务员制度并采用了古代的“科举制”的积极因子。但随着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依法治国、依法行政、依法用权等慢慢地纳入法制化轨道，行政工作人员的行为有了规范和约束，自然感到受限制。

相比其他行业的收入，原先的愿望打算与现实需求的巨大反差，使公务员萌生了跳槽另谋生路的打算，我想这是跨行业公务员跳槽的最直接最现实的原因。

中国在职公务员的跳槽和近几年“国考热”的降温，是人们对各种职业工作认识的理性回归。以前很多人认为在国家的行政部门从职既有政治上的功名，又有经济上的实惠，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事物的认识也在不断变化。国家公务员只是为人民办实事的工作人员，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更谈不上什么特权，随着认识上的变换，一些公务员选择跳槽，流动到其他的行业，也属正常。

针对以上的问题，政府要大力推进，行动起来。合理的职业流动机制是中国公务员的“跳槽”助推器。国内各行各业的从业人员一直都在不停地流转、变动，公务员的“跳槽”也是行业流动机制的一个重要环节。如何让公务员的“跳槽”融入到正常的流动中来，政府需要思考。

伦理学是有关人际交往行为道德规范的学问，以往的伦理学所论证的道德规范是具体的、活生生的人与人之间的行为规范，人们在时间上同时存在，在空间上彼此触及。这种道德规范将人际关系塑造为契约与合作关系，能给契约双方带来利益，但它却或许包含着将无法参与签定契约者排除在道德顾及之外的弊端。这种伦理学被称为近距离的伦理学，它们住往只须顾及当代生存着的并且彼此交往着的人际关系；至于那些不具有时空相关性的人际关系，似乎便不在其关照的视野之内。

而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却把一种新的、不具备时空关联性的人际关系的问题，即当代人与未来人之间的关系问题带到了伦理学的范畴之内。因为我们这一代与未来人类并不处于同一时空环境里，所以无法像同代人那样通过道德建构起契约性的互利合作。我们当代人作为行为主体，与未来的行为后果的承担者处于一种分离的状态，行为者理论上可以不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而行为后果的承受者却无法对行为者做出惩罚。这是以往的伦理学所不曾触及的问题，要求我们探讨一种远距离的伦理学。

这种伦理学，实则是一种代际传承的伦理。代际传承，意指人类的发展从过去到今天再到未来呈示着一种必然的逻辑 。即前辈把生命本身、生存条件完好地传递给我们，基于公正原则，我们也应当把这些惠赠完好无损地传递给后代。“于是，代际公正就这样得到了理解。当我作为好的托管者把先辈委托我的价值物管理好，则我便能够说对于先辈和晚辈同样都是公正的。”公正是一种难以用其他基本前提得到论证的基本价值，基于公正理念，罗泽对代际传承的思想做出了经典的概述：“如果说，每一代都要履行这样的义务并且要关照其后代的话……那么就会产生出一种相互关照的代际链条。通过此链条，最终所有的世代，包括遥远的未来，都得到关照。……尽管完全正确的是，我们对遥远未来的人类没有直接的义务，但这样一种义务可以间接地产生，当我们下一代拥有义务，而下一代对其再下一代拥有义务，这样连续下去。”

这种代际链条，并不是祖孙三代这样短暂的连接，而是一种千秋万代意义上的长远系列。祖孙三代式的人际传递仍然留有利己主义观念的印记：父母养育儿女意在指望以后能够获得子女的回报。而在代际传承的理念里，当下的一代不可能指望获得未来世代的任何回赠。我们对未来人的关照并不以他们对我们的回报为前提，而是源自于我们对于前辈的感恩与追忆。代际传承意识的道德支撑，并不能归因于对利益的算计与理性博弈，而是源于由前辈流传下来的充满爱意的情感，代际义务来自于对我们所得之物的感激。

人的社会属性决定了人能够强烈地感知到自身与其同类的一种深刻的内在关联，从而使得当事人具备了一种合作的意向以及利他的行为趋向，而这也就为人类道德意识的萌发奠立了牢固的基础。这种对同一族群的由感同身受所驱动的同情，为我们对后代人的道德顾及，为当代人对未来人自觉自愿承担保护的责任义务，建构了最基本的道德心理依据和现实条件，这为我们处理好代际关系创造了有利的前提。

（摘编自甘绍平《代际义务的论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