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从2017年到2018年,中国科幻产业已经从平稳增长期过渡到了快速增长期,2018年超越的势头迅猛,半年总量已经接近9亿元。其中,纸质书刊的销售增长明显。同时,新媒体科幻产业已经悄然兴起。科幻音频作品出现,网络综艺涉足科幻题材。这些对科幻爱好者的拓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国产科幻影视状况还没有发生革命性的变化,但自主摸索出的国产科幻网剧和网络大电影生存模式正在形成。

此外,中国科幻产业的活动多样,主要有科幻产业发展闭门会议、科普科幻青年之星计划座谈会、科幻主题TED演讲秀、高质量科幻专题论坛、高校科幻主题辩论赛、科幻艺术展及创意市集等。

(摘编自《2018中国科幻产业掀起小高潮》)

材料二:

图一

图二

(摘编自《2018中国科幻产业报告》)

材料三:

中国的科幻文学还处于一种很初步、规模很小的状态,长期从事科幻写作的作家群体也很小,同时鲜有影响力大的作品。此外,目前中国科幻文学的市场不大,除了个别的畅销书以外,一般的科幻小说也就只能卖出几千册。

当然,虽然中国的科幻文学还处在一个比较幼稚的萌芽阶段,但年轻的读者对于各种科幻题材和形式的接受程度非常高,这将给予科幻文学创作无限的可能。实现中国科幻产业的繁荣,重点要扩大科幻迷群体、利用好互联网平台,培养出版、影视、游戏等各个环节中既具备行业素养又了解和热爱科幻的专业人士。即使目前对世界的影响力有限,但发展空间广阔,中国科幻产业仍有迎来黄金时代的可能。

(摘编自《中国科幻产业需要共同守望“黄金时代”》)

材料四:

11月25日,以“幻想无界,共享未来”为主题的2018中国科幻大会在深圳闭幕。与会专家表示,科幻活动目前已逐渐成为一种涵盖学习、工作和休闲内容的社会活动,吸引了越来越多人的参与。但当前科幻活动总体上分布过于分散,各地科幻活动尚未形成群聚之势,高校科幻社团组织以校内活动为主,社会影响力较小,缺乏长效性的活动模式。虽然中国科幻经过多年发展,已经逐渐从相对单一的品类向出版、漫画、影视、衍生品、旅游等全产业链发展,但是我国科幻资源总体上比较稀缺,有必要聚集整合有限的资源,营造良好的产业氛围和生态,让每个参与主体发挥好各自的长处。

中国科协科普部副部长郑凯表示,无论是科幻电影还是其他衍生品,优质的内容是产业的源头。要想有持续的优质内容产出,应给科幻作家营造更好的创作环境。

与会者认为,出版界和网络阅读平台应当在挖掘有潜力的科幻作家上给予支持。同时,走出去与世界交流对拓展中国科幻影响力很重要。再者,我们要设立全国性乃至国际性大奖,强化影响力和权威性,有效吸引、激励创作者和产业界投身科幻产业。另外,当前学界的研究集中在科幻文学,我国有必要拓宽研究领域。著名科幻作家刘慈欣还认为,科幻发展还需要科学普及来推动。

(摘编自《中国科幻,前景乐观》)

市场经济的社会环境使任何非遗资源都可能变成商品和赚钱的对象。虽然多数非遗可以作为发展文化产业的资源，但确实有些非遗项目不适宜实行产业化经营。过度的商业开发和不当的产业运作，会对非遗保护传承产生种种负面效应。因此，要促进非遗产业化科学发展，首先必须对非遗资源产业化开发的适宜性进行具体评估，合理界定非遗产业化的对象和范围。

某种非遗能否实行产业化开发，主要取决于其性质和生存方式。总的来说，非遗可分为宜产型和非宜产型两大类。宜产型非遗是指适宜通过产业化途径和手段来保护和传承的非遗，非宜产型非遗则反之。宜产型非遗具有经营性，而非宜产型非遗具有公益性。所谓非遗产业化，实际上是指对宜产型非遗的产业化开发和利用。当然，这种区分只具有相对的意义，即便是非宜产型非遗，其中的某些元素也是可以被适当开发利用的。

在非遗产业化开发进入实际运作之前，应当组织专家学者和有关各方对非遗资源进行实地考察、科学审视和全面评估，逐一分析和研究非遗项目的具体特点，论证和判定其宜产性，以便实施分类保护与管理。非遗资源宜产性评估既要切实遵循产业化的一般规律，追求非遗市场价值和参与开发各方的经济利益，又要充分考虑非遗的公共文化资源属性，确保非遗的社会效益和有效保护。换言之，评估应当寻求和体现非遗保护与开发及利益相关各方的权益均衡。

为最大限度地反映非遗资源产业化开发优势之大小，可根据非遗项目的品相要素、内容要素、经济要素、保障要素这四个方面的情况，综合进行非遗项目的宜产性评估和分类。评估过程要把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结合起来，能定量评估的指标必须给出量化结果，为非遗产业化提供准确可靠的决策依据。

在科学评估和分类的基础上，要对宜产型非遗保护和非宜产型非遗保护区别对待，分而治之。非遗的性质不同，所采取的保护方式和措施也应不同。对于远离现代生活、无市场生存能力的非宜产型非遗，应由政府承担保护职责并投入必要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实施严格保护，按照该非遗原有的方式传承和发展，尽力维护其历史文化价值，优化其生存发展环境。而对于仍有市场需求、特别是潜在经济价值较高的宜产型非遗，则应在正确指导、科学规划和有效监管之下，借助市场力量进行合理开发利用，从而实现保护与开发的协调和双赢。因为市场是宜产型非遗生存的土壤、发展的平台，越有市场的非遗，就越有生命力。这种宜产型非遗保护与非宜产型非遗保护并举、分别实施的做法，充分考虑和照顾了两类非遗的不同特点，既可以使非宜产型非遗得到更为精心的针对性保护，又为宜产型非遗的保护与开发创设了更为宽松适宜的环境，是非遗保护的有效方式和路径。当然，无论针对何种非遗，无论保护还是开发，都要尊重非遗传承发展规律，充分调动和发挥有关各方尤其是非遗传承人及当地民众的主体意识和介入热情。

（摘编自张秉福《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的科学发展》）

如果我们把围棋视为人类智商的旗帜，那么，艺术创作或可视为人类情感的凝聚。一直以来，人们坚信艺术创作是人类独有的能力，从而断言人工智能不可能习得这种特质。然而，人们实际上从未认真地论证过：艺术，果真是人类独有的天赋吗？

值得说明的是，当科学家们开始构建人工智能创作模型时，往往从旧有观念中获得最重要的启发。例如，一种比较普遍的观念认为，艺术创作之所以为人类独有，不仅仅出于技艺的娴熟，更因为人类创作者有完整的人生经历。一个创作者的生平际遇越丰富，他的创作就可能越深厚，作品越能够与创作者有机联系在一起。人工智能显然没有人生经历。

然而，这种论证存在瑕疵，科学家们据此提出“失忆者假说”。假设一个人类失忆者在医院中突然醒来，属于他的过往人生经历已全部在头脑中丧失，他只能依靠过往的日记、音视频资料和他人的讲述等，对自己的人生经历进行二次补充复原。在这种情况下，“生平际遇”于他只是一个有限的数据集，既不真实，也很有限。那么，这个失忆者是否还算是一个有资格的创作主体？

“失忆者假说”对人工智能的艺术创作具有关键价值。因为对于一个尝试艺术创作的人工智能系统而言，它的境况与上述人类失忆者的境况极为相似。这个假说使我们能够通过知识图谱构建，去尝试为人工智能构建虚构的人生经历，而不必拘泥于这“经历”是否有限。2006年以来的大数据爆发，为人工智能提供宝贵的精神食粮。过去站在人类个体角度看来非常独特的人生经历，对人工智能而言，变得不再那么罕见。人们的经历总是或多或少重合的，通过类似的人生经历，我们可以去推定并补全一个有限的集合。例如，在中央美院最近举行的一场画展上，人工智能机器人“微软小冰”一次创造了7个人工智能画家，她们都有完整的人生背景：有的曾师从柯罗，并在北非度过人生大部分时光；有的经历了17世纪阿姆斯特丹的鼠疫流行和世俗时尚；有的拥有完整的父母背景和对他们人生经历的传承……结果是，观众不仅能够从作品中体会到画家丰富的人生背景，并且能够观察到7位画家各自作品的一致性———与人类一样，这些画家并非随机地创作，而是能够将同样的人生与情感贯穿在生成的每一幅作品中。观众能够通过作品进入创作者的“人生”之中。

今天，科学家们正从文本、声音与视觉三个角度，去尝试为人工智能赋予创作能力，并通过一种变通的图灵测试来检验它的效果。需要说明的是，人工智能的艺术创作，其重点并不在于创作者本身的表达，而在于这种表达能否激发观众的体悟。我们对许多不断诞生的突破性进展感到欣喜，例如通过建模，我们有机会为许多人类艺术家保留他们创作巅峰时期的能力，并辅助他们延长创作时期的长度；通过对历史上著名艺术家的学习，我们有机会让数百年前的艺术家“复活”，去创作具有当代命题意义的新作；我们甚至有望通过融合不同艺术家的技法，去创造全新的艺术创作能力。唯一令科学家沮丧的是，尽管观众能够从作品中体会到人工智能创作者的“心情”，但这些创作者自己并不能从中体会到乐趣。我们做不到，也无意于去创造具有自我意识的人工智能，人类是人工智能的全部意义。

（摘编自李迪《人工智能：新创作主体带来新艺术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