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婆黄鱼面

安谅

阿婆黄鱼面馆开在一条小马路上，与淮海中路挨得近。店堂只有20多平方米，搁着一些方桌和凳子。平常生意还真不错，不仅店堂坐满了人，门口还常常排起一溜等待入座的队伍。

顾客盈门，应该是好事。可是阿婆的小外孙，英文名叫杰克，他觉得不划算，便怂恿阿婆，不如改成茶餐厅或者时兴上海小吃，至少也增加点品种。起先，阿婆耐心解释，她小时候在宁波老家就和她的老外婆学煨黄鱼，黄鱼面就是她的看家活。后来外孙时不时重提，主意一会儿一个，阿婆也就笑而不答。

杰克在一家私企打工，业务正走下坡路，几乎无所事事。闲着也是闲着，他干脆就在阿婆的面馆里鼓捣起几个新的面种。

阿婆并不阻挠，任他“创新”。好几天，新面点少有人问津。一盘算，杰克感觉亏大了——来店者点的几乎都是黄鱼面。他在店门口怔了好久，注视着“阿婆黄鱼面”这块招牌，感觉是店名影响了他推出的新面种。杰克撺掇着要阿婆把店名改成“阿婆面馆”，阿婆一笑，拒绝了。改了就和天下的其他面馆都差不多了，她说。

天有不测风云，阿婆突发高烧住院，不久就过世了。阿婆面馆的黄鱼面，没人能够操持。无奈，杰克就聘了位上海老阿姨帮忙。老阿姨并不擅长做黄鱼面，但可以摆弄出各色浇头面，倒也丰富，杰克也就顺势把阿婆黄鱼面馆去掉了“黄鱼”两字。起先还有些顾客上门，但来客渐稀，门口总是排着的长队不见了。一个月下来，杰克不住地摇头，面馆已是入不敷出。

他把面馆改成了韩国料理。看到一部韩剧红火，便把炸鸡啤酒作为特色主菜隆重推出。出乎意料，韩国料理运营两个多月之后，并没有起色。杰克有点泄气，找了几个年轻玩伴出谋划策，这些玩伴，有的刚留学回来，一合计，共同出资支持杰克把韩国料理改成西餐馆——这儿是繁华的市中心，来来往往的国外游客很多，这生意看来十拿九稳。西餐馆开张，确实热闹了一阵，杰克的同学、朋友，同学的同学，朋友的朋友，都被发动过来助兴。两三个月的兴旺光景后，熟人消费撑起的西餐馆渐渐门可罗雀。亏损越来越大，几个小伙伴儿扛不住了，纷纷提出撤资。杰克拖着，熬了快半年，退了款，摘了牌，关了门，准备把店堂盘出去。因为要价挺高，店堂很长一段时间出不了手，他便常在店门前的马路上百无聊赖地闲逛。

这天，一对老年夫妇蹒跚走近，打听道：阿婆黄鱼面馆在哪里？老早经常来吃的那家，咋就找不到了？

他吃了一惊，阿婆过世一段时间了，怎么还有人心心念念在找黄鱼面馆。老人家讲，几年前来吃过，这些年身体不好，加上搬家了，一直没能来，但嘴边总咂摸着阿婆黄鱼面的味道。当年的那碗汤啊，鲜得来；鱼肉啊，细腻得来，不会碎，有嚼头。“老太婆讲，这辈子再能吃几次阿婆的黄鱼面，也算心满意足，也了却伊对这条路的念想。”

杰克听罢，眼圈一红，忍住了。思忖之下，回答，过段时间来吧，现在正在店面改造，过段时间，一定能吃到黄鱼面的。

有段时间见不到杰克。一个多月后，杰克回到店堂，还带回来一位老阿婆。他把藏在店堂里的招牌上的“西餐馆”三个字全部铲掉，重新漆上五个大字——阿婆黄鱼面。大锅子买回来，汤头烧起来，蒸腾出一股有点熟悉的味道，惹得隔壁人家探头探脑好几次……

张罗几天后，阿婆黄鱼面馆回来了。

杰克的同学、朋友被请过来尝鲜，他就问一句话：是不是原来的味道。店门口挂出公告，三天内免费试吃阿婆黄鱼面，每天供应一百碗。试吃期间，宾客盈门。之后，店堂和锅灶再也没有冷下来。食客吃完后纷纷啧嘴称赞，杰克听在耳朵里，他觉得阿婆若还能在这个店堂里，大概会笑得满脸褶子。

慕名者从不同地方赶来，店面显得狭小了。但杰克只经营一个面种，不想去拓宽店堂、吃掉隔壁。原来，之前一个多月，杰克回祖籍宁波了，他找到擅长做黄鱼面的老阿婆，从挑黄鱼、煨黄鱼到制面、煮面，从头开始学做那一碗面。宁波老阿婆呢，手把手教，直到他那双手，跟外婆一样，能把黄鱼面侍弄得地地道道，汤鲜面滑。

不少人找杰克谈加盟店的事情，都被谢绝了。有人说，杰克太小家子气，做不大生意。

杰克像阿婆一样笑而不答，忙着张罗生意去了。

（选自《解放日报·朝花周刊·综合版》2017年9月15日期，略有删改）

弯曲的乡土路

刘亮程

乡村的道路——至少是传统的乡村土路，基本上都是弯曲的，不像现在的高速公路这样笔直。然而，就在这弯曲的乡土路中蕴含着别样的乡村文化和乡村哲学。

乡村土路代表着一种乡村人在大地上行走的方式。那些弯弯曲曲的乡土路，总是绕过一些东西，又绕过一些东西。不像现代高速公路，横冲直撞，无所顾忌。乡土路的弯曲本身代表了乡村人走路的谨慎和敬畏。它在绕过一棵树、一片菜地、一堵土墙、一堆坟基、一个水坑的时候，许多珍贵的事物被留了下来，这就是弯曲的乡土路告诉我们的全部意义，它是乡村人对待天地万物的一种理念的体现。在弯曲的乡土路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乡村人对脚下每一个事物的最起码的尊重，他们不去破坏它，不去践踏它，尽量地绕，绕来绕去，最后把自己的路绕得弯弯曲曲，但是在路的弯曲中保留了土地上许多珍贵的东西。

好多年前，我在伊犁昭苏，看到一棵大榆树立在路中间，当时感到非常惊奇，这么大一棵榆树立在公路的正中间，这是多么大的奇观啊!当地人说，路修到这儿的时候，要通过这棵大榆树。当地政府和包工头都要把这棵榆树砍了。为什么没砍呢?这棵树是当地的神树，附近村民多半信仰萨满教，有病有灾了，会在树上系一个布条，在树下许个愿，灾病就过去了。听说要砍神树，当地人当然不愿意，大家联合起来保护这棵大树。最后这棵树之所以被留下来，是因为修这段路的包工头突然出车祸死了。包工头是主张砍树最卖力的人，推土机都开到了大树跟前，但树没倒，包工头却先死了。这件事把人们震住了，不管是当地政府，还是施工队都一下子对这棵树敬畏起来，这棵树就这样留了下来，它就立在公路的中间，高大无比，几个人才能合抱住。树上挂满了当地人系的各种颜色的布条，好多车辆经过这里时，会自然而然地停下来，在树边拍照。

又过了好几年，我再去昭苏的时候，那棵树却从路上消失了。什么原因呢?说是有天晚上一个司机可能开车打盹了，没看到前面的树，一下子撞到树上，人死了，所以树被砍掉了。我去的时候，距离那棵树被砍掉的时间不长，主干已经被拉走，剩下的枝干则被扔在公路边的污水沟里，那些系满寄托着多少人美好祝愿的布条的枝条泡在污水里。难道人在修这条路的时候，就不能稍微绕一下，绕过这棵树吗?不能。为了追求最短距离和直线化，见山劈山，遇沟架桥，没有什么可以阻挡。多少房屋被拆掉，多少农田被侵占，多少棵树被砍伐。没有什么东西能把高速公路挡住，也没有什么东西能够阻挡人类走直路，追求最短距离、最低成本的心态。

但是乡村土路会绕，懂得绕。不惜耗费时光，总是绕过一件事物，又绕过一件事物，把自己的路程无限拉长，为的只是尽量不打扰、不践踏大地上的事物。这样一种绕的方式，恰好代表了乡村文化中最珍贵的一点，这是现代人所没有的。我个人认为，笔直的高速公路代表了现代人在大地上行走的粗暴和野蛮，弯曲的乡土路却代表了一种行走的文明。

(选自《西部散文选刊》2010年第4期，有删改)

新诗的“变”与“常”

吕进

新诗是中国诗歌的现代形态。几千年的中国古典诗歌到了现代发生了巨变，所以“变”是新诗的根本。对新诗的“新”的误读，造成了新诗百年发展道路的曲折，造成了在新文学中充当先锋和旗帜的新诗至今还处在现代文学的边缘，还在大多数国人的艺术鉴赏视野之外。在一些论者那里，新诗似乎是一种没有根基、不拘形式、随意涂鸦、自由放任的艺术。

其实，“变”中还有一个“常”的问题。“变”就是“常”，而且是一种永恒的“常”。中国新诗的繁荣程度取决于它对新的时代精神和审美精神的适应程度，新诗的“变”又和中国诗歌的“常”联系在一起。诗既然是诗，就有它的一些“常态”的美学元素。无论怎么变，这些“常”总是存在的，它是新诗之为诗的资格证书。重新认领这些“常”，是当下新诗振衰起弊的前提。

中国诗歌的“常”于又外在于古典诗歌，活跃于又隐形于现代诗歌当中。也就是说，“常”不是诗体，不是古典诗歌本身，“常”是诗歌精神，是审美精神。

在诗歌精神上，中国诗歌从来崇尚家国为上。气不可御的李白，沉郁顿挫的杜甫，虽然他们的艺术个性相距甚远，但是他们的诗词总是以家国为本位的。他们对个人命运的咏叹和同情，常常是和对家国的兴衰的关注联系在一起的。“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是古诗发展的一个规律。在创作过程中，诗人必然寻求审美静观，他走出世界以观照世界，走出人生以观照人生。没有“走出”，没有审美距离，就没有诗美体验，也就没有诗。但这是创作状态。玩世玩诗、个人哀愁之作在中国不被看重，中国诗歌的评价标准从来讲究“有第一等襟抱，才有第一等真诗”，以匡时济世、同情草根的诗人为大手笔。这是中国诗歌的一种“常”。

新诗可以不都写现代格律诗。但是，中国古典诗歌是格律诗传统，而格律诗的要义就是诗对形式和音乐性的寻求。注重听觉，注重吟诵，因而注重格律，这是中国古诗的“常”。用心从诗质上去捕捉诗情的音乐性，用耳从形式上去捕捉诗的音乐性，这是中国诗歌为读者造就的审美习惯和审美标准。许多新诗人对此有所感悟。徐志摩在《翡冷翠的一夜》的创作中加强了音乐性，闻一多说，这是徐诗“一个绝大的进步”。从“感情泛滥”到“情感羁勒”，说明徐志摩的形式感和音乐感的加强。没有形式感和音乐感的人绝对称不上是诗人。

中国诗歌在传播上也有“常”。在诗歌创作寻言的时候，总是尽量用最浅显的语言来构成诗的言说方式。“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李白），诸如此类的诗章在我们民族中流传千年，和言说方式非常有关。重建写诗的难度，重建读诗的易度，这是新诗必须注意的我们民族诗歌之“常”。

新诗，新其形式需是诗。新诗在“变”中就有时时回望“故乡”的必要。在“变”中继承“常”是非常重要的。

（选自《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