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我们阅读文学作品，如果觉得其中某个人物具有生活实感，就会说他很“典型”。我们还会认为这样的人物一定是对现实生活中某一类人的集中和概括，所以才生动逼真。“典型”并不意味着概念化。我们平常讲“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里的“典型”，是指从人物生存环境到人物本身，既不会在现实生活中重复，也不会在他人作品中重复，是真正意义上的心灵创造，是作家一次性的、崭新的艺术呈现。

一部作品既然是“创造”，就必然有其独创性，换个角度说，如果这个创造出来的世界跟人们脑子里早有的世界完全一样，那这个“世界”就不是“典型”，而只是一个“概念”，这个创作就失败了。真正意义上的杰出作品，并不急于与读者一拍即合，而往往具备一定的陌生化和摩擦力。因为只要是杰作，就应当让读者在阅读中实现个人经验的扩大和延伸，如果只觉得随处符合自己的日常经验，那么这只会是第二流的作品。有时候，恰恰是一些概念化的表述才“畅通无阻”，因为它们能够较为便捷和快速地满足读者的个人经验，但是，真正的杰作一定会强有力地突破读者原有经验范畴。

我们提倡“写现实”，认为这是更有难度的写作。为了说得明白，我把写作过程比喻成酿酒。生活跟文学的关系就像粮食和酒的关系，总说生活是文学的源泉和基础，问题是怎样理解这个“源泉”和这个“基础”、怎样用生活的“粮食”来“酿造”。许多人认为就是将现实生活剪裁组合一番，把更有戏剧性、冲突性的部分集中到一起，略加改造甚至直接照搬下来就行，只要做得巧妙，便是成功的文学作品了。这真是“失之毫厘，谬以千里”。

从现实生活到文学作品，它们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怎样发生的，需要认真研究。这其实不过是写作学的基本问题，是并不深奥的朴素道理。还从酿造说起，经过考察我们即会发现：这个过程中粮食已经发生了“化学变化”，而不是“物理变化”。所以现实生活的粮食，经历的绝不仅仅是什么“剪裁组合”的工作，也不仅是“归纳和选择”的工作。如果现实生活是粮食，作家就是一个酿酒器。现实生活进入作家这个酿酒器之后经过一番复杂的酿造而发生化学变化，再倒出来就是芬芳的酒液。酿造技术不同，酒的成色也就不同，于是就有了杰作与劣作的区别。一切没有经过作家这个酿酒器、没有发生化学转化的现实生活，无论如何都不会成为文学。真正有追求的文学未必要写出人人熟稔的故事，它是一次全新的个人交付：让阅读进入永不雷同的“我的”世界。这个世界是酿造过的酒，它再也不是现实生活的粮食颗粒，不是那样的固体了。

（摘编自张炜《从“粮食”到“酿造”》）

瞎眼猴王

悟空已经有好长时间没找到工作了。没有工作的悟空就经常到处闲逛。这天悟空又出来闲逛，看到一个艺人在耍猴，猴很有趣，时而翻跟斗，时而给人作揖，末了还捧着个盘子讨钱，于是便有很多人往盘子里扔硬币。硬币落在盘子里清脆的声音，悟空听着很悦耳。

悟空想，我本是猴王，若去耍猴，准保比这艺人耍的要好，赚的更多。

不过就在悟空正要去耍猴的时候，师傅唐僧来了。

唐僧西天取经后，便到老虎岭县当县长，这次来找悟空，正是请悟空前去辅佐的。

悟空说，我又当不来官，师傅莫不是看我没工作，想照顾我一口饭吃，我可不要让别人说我是吃闲饭的。

唐僧说，悟空，你有火眼金睛，好官坏官，你一看便知分晓，去耍猴，可惜了这本领。

悟空听唐僧这么一说，便随唐僧来到老虎岭县，专门负责暗访官员的廉政情况。

要说悟空火眼金睛，那可是在太上老君的炼丹炉里经过七七四十九天炼出来的，这一点不光地球人，就连天上的神仙都知道，一点都不含糊。按说悟空没查案的本事，可悟空的眼睛毒，谁是好官谁是贪官，他用眼睛一瞄，便知分晓。只要是贪官，在悟空的眼里，那便是妖，只要悟空说这官是妖，准能查出官的贪赃枉法来。

有一次悟空在唐僧办公室，看到一个乡长来汇报工作，等这位走了以后，悟空就对唐僧说这乡长是妖。唐僧说，不会，这乡长可是县里的廉洁的典型呢。悟空说，我说是妖就是妖，不信就派人去查。

唐僧便派人去查，这一查，还真就查出乡长贪污几十万的事情来。还有一个工作很不错的局长，还是劳动模范，县里几个大的工程都是他负责的，悟空也说这局长是妖，这回唐僧没有再怀疑，派人一查，也查出局长受贿上百万的事情来。

唐僧对悟空的工作很是满意，于是经常带悟空外出，不但外出工作带着悟空，就是应酬也带悟空一同前往。

有一次悟空又随唐僧去赴宴，请客的是一个姓朱的局长，唐僧说这朱局长是八戒的远房侄子，可悟空一眼就看出来朱局长是妖。

悟空是个疾“妖”如仇的人，酒宴一散就告诉了唐僧。唐僧说，怎么可能呢，这可是八戒的侄子，八戒的侄子怎么可能是妖呢。悟空说，我说是妖就是妖，不信就派人去查。

唐僧事后就派人去查了，可查来查去，就是没有查出问题来，不但没有查出问题，还查出这朱局长好多拒贿的事迹。唐僧便对悟空说，怎么样，我说朱局长不是妖吧。悟空也不解，说这不可能呀，我明明看出他是妖，怎么会查不出来呢？

这以后悟空还见过这朱局长，还是一眼就看出朱局长的妖模样来，又去告诉唐僧，不过唐僧没有再答理他。

后来又有一次，悟空找唐僧汇报工作，当时唐僧办公室的门虚掩着，悟空是个粗人，不懂礼节，推门就进去了，便看见一个官模样的人将一个信封塞进唐僧的口袋。官模样的人见了悟空，匆忙就走了。悟空就问，师傅，这人是谁呀？唐僧说，是一个乡里的副乡长。悟空说，这人是妖。唐僧说，这人可不是妖，这人可是后备干部，我正准备提拔他当乡长呢。悟空就用一种异样的眼神看着唐僧，看得唐僧心里发毛。

悟空说，刚才那信封里面是钱吧？

唐僧说，瞎说，那是人家的汇报材料。

悟空又说，是汇报材料你拿出来给我看看。

唐僧不高兴了，怎么了？连师傅也要查吗？

悟空不敢再吱声。

在宾馆门口，悟空看到一人艺人在耍猴，猴很有趣，时而翻跟斗，时而给人作揖，末了还捧着个盘子向人讨钱。悟空看着，那艺人就成了唐僧，而他自己就成了那只被耍的猴。

悟空拔下根猴毛，吹口气，猴毛成了一根针，悟空用针刺瞎了能识魔辨妖的眼睛……后来，花果山上便有了一只瞎眼猴王。

后来，沙和尚千里迢迢赶到花果山。

沙和尚问悟空为何要刺瞎自己的眼睛，悟空说，眼不见为净。

草原文化精神从根本上说是一种动态的、积极的、以个体奋斗为主要内容的进取性文化。北方草原具有独特性，它既有深远悠长的民族牧歌情调式的生活方式，又有严酷杀伐的、沧桑厚重的历史，这使得草原民族在人与自然关系方面有着特殊的认识。一方面，人与自然的关系极为直接、密切，人对自然的依赖性突出，因而对自然的亲近之感、迫近之念、忧虑之情更为突出、深挚；它不似江南山水对人的细腻轻抚，更不像士子悠游于小桥流水，流溢着别致而精微的艺术感触，而是将民族生存与自然环境直接联系起来，把对草原的关切与民族的整体性发展联结起来，发出了“草原不在，民族何存”的呐喊，汉代流传的《匈奴歌》就是其中的代表。另一方面，人与自然架构起初步的生态美学桥梁。蒙古民族第一部史传文学《蒙古秘史》当中就显现着极为浓郁的生态观念。

由于生存环境的严酷、险恶、千变万化，草原民族“逐水草而居”的动态生存观念异常鲜明。草原民族“动态”和“变化”的生存特点使人的适应能力和冲破自然环境束缚的能力分外突出。草原民族强调人在强大的自然环境和社会面前的力量、智慧、意志力，从而形成一种英雄崇拜观念。《史记·匈奴列传》中的冒顿单于和《蒙古秘史》中的札木合就是鲜活的例证，只不过后者还显现着强烈的崇信重义之美。

北方草原多地处边陲，因而在地域上形成了一种相对封闭和独立的特征。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草原文化不得不与外界文化交融，因此草原文化从一开始就是一种开放的不断出新的文化，草原文化与其他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的动机和活力较农业文化更主动、更积极。这在元代萨都刺、马祖常等文人那里得到了很好的印证，著名学者刘大杰曾元代萨都刺的诗歌“代表了元诗的活力与变化的趋势”。也由于草原自然环境的恶劣、生存的艰难，草原文化的忧患意识中多了一种实践意识和冒险精神。忧患意识的产生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自我成长、成熟的标志，就农业社会而言，忧患意识往往侧重于对深厚精神苦闷的自我消解、自我提升；自我肯定、自我壮大是农业社会忧患意识的主体内容。草原文化景观下的忧患意识，虽然也是在生存困扰下的一种自我拯救、自我飞扬，也充满了焦虑、深痛之感，但并不专力于自我精神领域，而是将原始初民时代产生的朴素的“天人合一”观念加以发展，剔除了其中包含着的精神层面的穷力追逐，进而催生个体抗拒灾难和挫折的行为力量。

（摘编自温斌《古代北方草原文学的精神风尚》）

天坑寨子

梅洁

与我的故乡武当山、神秘的神农架一样，处于地球北纬30度附近的武隆，藏匿了世间无限的秘笈和壮丽。

地质学家说，武隆天坑是由于受水长期冲刷而形成，形成时间大约在两百三十万年以内。可我，不是地质学专家，我宁愿想象在这漫长的几百万年中，有一种神秘的力量。这一神秘力量储存了数百万年，数百万年后，这一力量呈爆发状将这一片山地呈现给世界。于是，所有的天坑、地缝，所有的溶洞、峡谷，所有的石柱、石桥，所有的暗河、“线泉”，一股脑成为世界之最，成为世界自然遗产，成为人们心中的旅游经典！

“天坑寨子”原叫中石院天坑，口部直径达六百四十五米，是世界上口部最大的圆形天坑。现在的天坑寨子，已完全开发成为成熟配套的旅游景区。

遥望巨大的天造大坑，只见其整个轮廓形如“心”状．呈现向东南倾斜之势。侧坡上生长着郁郁葱葱的杉树和青冈林，坑底缓坡地带分布着错落的农田，农田里的稻禾已呈成熟的黄绿色。紧挨陡壁峭岩的吊脚楼建筑，保存完好。导游告知，寨子里原有五十户原住民，他们世代在天坑里居住，因开发旅游，现已迁出。我听后扼腕一叹：开发旅游一定要把人迁出吗？看不到原住民真实生活的旅游还是文化旅游吗？

站在坑顶绝壁上往二三百米深处的坑底看，我只能想象坑内原有的生活：鸟鸣、花香，田园、稼禾，寨子里的人纺织、耕作，养儿、育女，婚嫁、舞蹈，古老的山歌和古老的“喊山”，与喀斯特地貌的鬼斧神工相长相生……

正思忖，一声“吆嘿嘿嘿——哟哎——”的喊声冲天坑深处叫响，这是游人在学土家人或苗家人的“喊山”。世代栖居在天坑里的土家人或苗家人，他们无论上山砍柴或打猎，总要冲着千山万壑大喊“吆嘿嘿嘿——哟哎——”在他们悠长而辽阔的喊声里，充满了神圣的祈祷，祈祷山神保佑他们平安，保佑他们幸福，保佑他们当天有收获。他们的喊声里充满虔敬。

可游人们呢，戏谑的模仿里哪还有半点神圣、虔敬可言？难怪啊，他们不是身历其境，更不是源自生存本身，无法体验已经空了人家、断了炊烟的天坑生活，怎能苛求生命本真的真诚和神圣感？

我一直在想：现代旅游是世界的一种文明走向，而今，旅游文化已呈强势在中华大地勃勃奋起。那旅游的真谛究竟该是什么？欣赏大自然无与伦比的瑰美，从而健身娱心，从而爱这片山河大地，这是其一。那其二该是人文历史、风情民俗的探访吧，而这样的旅程又该怎样成为心的抵达？

试想，古罗马斗兽场里现在若有模仿人与兽的表演，而远不是曾经的生命与生命的搏斗，那笨拙的模仿会怎样亵渎历史、亵渎游人的感情？同样，天坑里没有了人家，古寨里没有了真实的“哭嫁”，即使媒婆怎样招展，即使母女俩怎样抱头“哭唱”，也只是一种临场的模仿表演，换来的只是“从人群里拉郎配”和“入洞房”的一场哄笑。传统文化的真义和生存真相的艰辛便只能在一阵阵哄笑中，慢慢变为千年习俗的烟消云散……

天坑寨子，百年、千年的神秘存在，构筑了现代人游历的欢乐。这是天坑文化的奉献，但愿，不要同时成为天坑文化的丢失。

也许，这是中国“年轻的旅游业”共同面对的挑战和问题。

但无论怎样，武隆山脉的波澜壮阔和神秘奇幻，已成为全世界的财富。一方山水养一方人，世界的武隆将带给世界一片惊艳的福光。

（选自《人民日报》2018年1月13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