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来的大多数人类文明对于狗都有正面的认识、高度的赞美。从虚构的神话到现实的表达，人们很早就开始用画笔记录下这些伙伴的身影，赋予它们忠诚、勇猛、机敏的品质与永恒的生命。

生活在战国时期的思想家韩非子曾记载过一个有趣的故事。有一天，齐王问一位画家：“什么东西最难画？”画家答道：“犬马难，鬼神易。”因为犬马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大家天天都看在眼里，想要把它们画得看起来相像，并不容易；而鬼神之流，谁都没有亲眼所见，自然可以任由画家发挥，好画许多。通过这则故事，我们得以了解我国古人在绘画创作时力求形似的主张。

若论今天国人最熟悉的猎犬形象，恐怕非《大闹天宫》动画片中伴随二郎神左右的哮天神犬莫属。事实上，猎犬也正是历代画家最爱描绘的犬类。

从现存的仰韶彩陶上，我们便可以看到四肢开张、飞奔向前的猎犬图案。两汉时期的画像石、画像砖上也有许多类似的形象。它们共同表现出狗对于人类最早也是最重要的价值—为人类追击猎物，这也是像“狩”“猎”这样的汉字部首属“犬”的原因。

我国古人曾将犬分为三类，其中之一便是所谓“田犬”，即猎犬。在欧洲中世纪的抄本插图上，也清晰地描绘了狗的四种不同功能：牧羊，逐鹿，追兔和为主人报仇，一半与打猎有关。晋人傅玄在他的《走狗赋》中，赞美优秀的猎犬兼具鹰与成的“劲武”，也谈到了当时西域进献名犬的故事。

自晋代以来，上层社会开始以驯养和搜求异域名犬为乐，而西域国家也常以名犬作为国礼进献给中原王朝的统治者。这时的猎犬不仅仅只会狩猎，还要承担外交的职责。唐代诗人杜甫曾以一篇《天狗赋》尽显天宝年间宫廷所畜西域异犬的风姿。在唐懿德太子李重润墓室里，有一幅今天被命名为《架鹞驯犬图》的壁画。画中描绘了一位唐代内官装束的男子手擎鹞鹰，回首俯视着一只抬腿示好的猎犬。猎犬身体修长，双耳尖耸，正是佳犬的特征。另一边，一位胡人驯犬师恭敬地随侍其后——正如杜甫赋文中所提到的那样，西域进献的猎犬都由专门的胡人跟随驯养。

《架鹞驯犬图》为我们提供了不同于以往的猎犬形象。画中的猎犬不再只是一味地奔跑逐猎，他们开始与主人互动，亲昵而温顺。在一派融洽的画面氛围背后，是猎犬地位的进一步上升与礼仪功能的变化。这一点在更早一些的唐章怀太子墓《狩猎出行图》的壁画中也得到体现⊖—在这幅壁画中，猎犬依偎在猎手的怀里，等待着出击的时刻，尽显待遇优渥。

（摘自《光明日报》《画中瑞犬迎春来》）

宋代的农业、手工业、商业在唐代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特别是商品经济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在此背景下，宋代的货币流通和信用进入迅速发展时期，开创了古代金融的新篇章。

宋代在信用形式和信用工具方面都呈现出新的特点。信用形式有借贷、质、押、典、赊买赊卖等多种形式。借贷分为政府借贷和私人借贷。政府贷借主要表现为赈贷的形式，在紧急情况下通过贷给百姓粮食或种子的方式，帮助他们度过困境。私人借贷多为高利贷，它可以解决社会分化和“钱荒”带来的平民百姓资金严重不足的问题，满足特殊支付和燃眉之急的需要。质、押是借贷的担保形式，由质库、解库等机构经营。质属于动产担保，它必须转移动产的占有；押属于不动产担保，通常将抵押物的契约交付债权人即可。债务人违约时，债权人可用变卖价款优先受偿。典作为不动产转移的一种形式是在宋代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其特点是典权人向出典人支付典价后，在典期内就占有了出典人典产的使用权和收益支配权，出典人也不必向典权人支付利息。宋代的商业贸易非常发达，但存在着通货紧缩现象，故赊买赊卖行为也很普遍，几乎生产、流通、消费领域的所有物品都能进行赊买赊卖。从实际效果看，它解决了军需、加强了流通，更重要的一点，它向束缚生产流通扩大和发展的高利贷构成了冲击。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宋代商业贸易对货币的要求越来越高，但是社会中货币供给和流通状况不尽理想，表现为货币流通区域的割据性、货币供给数量的有限性，以及大量流通的铜铁钱细碎和不便携带的特性，其结果是抑制了经济发展。为了解决这类问题，在高度发达的造纸和印刷技术保障下，通过民间自发力量的作用或官府的强制推行，宋代社会陆续出现了诸如茶引、盐引、交子、关子和会子等新型纸质信用工具。茶引、盐引要求相关人员先用粮草或现钱的付出作为取得的条件，然后凭此类纸质信用工具异地兑取现钱或政府专卖货物。这些信用工具的使用，除了可发挥信用功能外，也使得政府和商人在买卖货物领域能够共同获利，既有利于商人从政府专卖的物品中分得一份利益，又有利于政府实现增加收入、补给军需等目标。早期的交子、关子、会子要求相关人员先交纳现钱作为取得的条件，然后再根据需要持交子、关子、会子到指定的地区兑取现钱。这类信用工具携带方便且具有汇票性质，可以保障大宗交易、跨地区交易货款的顺利结算。它们的使用，弥补了货币的不足，节省了货币流通需求量。此后这种交子、关子、会子逐步发展为纸币。可见，宋代新型信用工具的大量使用，是社会经济发展史中最具标志性意义的新生事物，它缓解或解决了交换过程中的诸多不便与矛盾，从而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经济发展。

（摘编自王芳《宋代信用的特点与影响》）

刘醒龙：坚守的底线才是你真正的高度

都市时报：很久以前你就获得过“人民文学新人奖”，时隔20年，你再一次获得“人民文学奖"，感受有何不同？

刘醒龙：虽然已经无法回到从前，但感觉又被“励志”了一回，觉得自己与那些虎头虎脑的小伙子还有得一拼。

都市时报：《人民文学》的颁奖词说：“《蟠虺》可谓刘醒龙近年创作的巅峰之作。”你也曾说过：“30年的创作生涯，一直是在寻找文学的高度。”你认为这个高度是什么？你找到它了吗？

刘醒龙：既然来到这个世界，就没想过活着回去！人生真的都是“蛮拼的”，当作家的也是一样，好作品是拼出来的，算不上好作品的作品也是要“蛮拼的”才写得出来。拼了多少年，以为站上一定高度了，定下神来一看，才发现自己所坚守的底线在哪里，那才是真正的高度。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觉得自己达到了心想达到的高度。正如比萨斜答，相比高度，其基础的底线才是其举世无双的理由。

都市时报：你一向被视为中国当代“乡土文学”的领军人物，《蟠虺》的故事发生地却是武汉这座大都市，因此很多人将它称为你的“转型之作”。是这样吗？

刘醒龙：我在20年前就写过，城市是乡村的梦想，乡村是城市的故乡！在我这里，从来就没有所谓的“转型”概念。一个人骨子里的东西是不会变的，就是想变也变不了。脱胎换骨是神仙才有的本事，写作中的人最重要的反而是努力守住内心极度的秘密，与自己一辈子相伴相生。

都市时报：在你的长篇小说新作《蟠虺》中你创作了两首别致的赋，你曾说：“它在小说中的出现另有特别的理由。”能不能说一说这特别的理由是什么？

刘醒龙：以往的小说，往往会借助人物或别的什么，来一段长长的议论，用以抒发那些特别的情怀。《蟠虺》中赋的运用，可以看作是这方面新的创意。比如“20载清流，怎洗涤血污心垢断肠” “佳人做贼，丑墨污香”纵然上下其手，难抵董狐一笔“苍黄翻覆，霜天过耳，且与时光献血会盟”这些句子富有力量与深意，可以成为小说的点睛之笔。还有一点，在现代化进程处于超高速的当下，对经典文体的重新实验，有助于我们放慢心律，品味人生的抒情性，消减让我们越来越觉得难以负重的占有欲。

都市时报：你的很多作品都搬上了大荧幕，在你看来，“文学作品”与“影视剧”两者有何不同？《蟠虺》有没有可能搬上大荧幕？

刘醒龙：小说能否改编成影视作品，我一向持随缘态度。《蟠虺》从问世到现在，影视界的人一直没断过联系，有些甚至谈得很深入，不过，直到今天还没有定盘。不确定的原因有很多，主要还是缘分不到。从文学的理由来看，好小说不一定非要改编成影视剧。也就是说，影视剧离不开文学，文学则可以与影视剧相隔八千里。

都市时报：你曾在接受采访时说：“我从不写大人物，只写小人物。”为何总对小人物充满敬畏？

刘醒龙：我本来就是小人物，也只了解小人物，所以除了小人物，我写不了其他人物。话说回来，活在这个世界里的人其实都是免不了要吃喝拉撒的小人物。是男人的，见到美丽女子都会觉得赏心悦目；是女人的，见到鲜花宝马都会顾盼流连。

都市时报：都说网络和读图时代已经到来，你会经常在这些新媒体上阅读吗？你认为它们是否会取代传统阅读？

刘醒龙：我肯定不如此认为！人类将自己与动物区别开来的最伟大的发明便是文字。动物不认识字，但动物没有不认识图像的。再美的图像也是图像，再现代化的图像也是图像。回到读图时代，就等于让人类回到原始社会。

（有删改）

母亲的中药铺

那时候，我最喜欢去的地方，一是新华书店，一是母亲的中药铺。前者，是因为我爱看爱买连环画；后者，是因为我喜欢嗅闻那些中药的味道，特别是咀嚼几片苦甜苦甜的甘草。

母亲当过赤脚医生。八十年代初，母亲参加医疗培训后，加入了城关镇合作医疗站。

医疗站在我读书的中学附近，临街两间旧木房。一间开处方和打针，由老中医李医生坐堂；另一间，是药铺，有两排暗红色大柜子，柜中塞满抽屉，抽屉门贴着一张白色泛黄的小纸片，毛笔楷书写着奇奇怪怪的中药名。这些药名，全是白发苍苍的李医生写的，他面貌清瘦，戴着老花镜，一口上海腔。因为有了这个神仙一般形貌和气质的老中医，很多人慕名而来，连看他开处方都是一种享受：望闻问切一阵，他就在处方笺上龙飞凤舞，写出一串天书般的符号，递给我母亲。

和母亲一起在守药铺的，还有三个阿姨。我注意到，她们抓药非常麻利，瞟一眼处方，就可以找到相应的抽屉。仅凭手抓，就基本准确，最后还是放进小秤称一称，添点或减点。然后，把药倒入毛边纸或废报纸，包好扎紧，写几颗字交待几句，递给别人。

只要一走进药铺，我就被一股浓重的药香包裹得严严实实，有点喘不过气来，但一习惯就好了。我望着那些神秘莫测的抽屉，瞅着那些贴着标签的药名，震惊不已：它们的名字，怎么那样奇异呀，什么“半夏、黄精”，什么“益母草、白芨”，都是曼妙的植物，当然，也有的是矿物和其他异类，比如“朱砂、雄黄、海马”等，我不由得产生了相关的联想：这朱砂，肯定就是国画中传统的红色颜料吧？李可染曾用顶级朱砂绘过四张***主席诗意图《万山红遍》，已成画史上的经典。至于雄黄，不就是许仙那厮意气用事的东西吗？所谓的海马，只是相当于一条小鱼而已。

我最喜欢的药草是甘草。首先，是因为它的名字，甘草，望文生义，不就是“甘甜之草”吗？昔时，神农氏遍尝百草，解毒靠的就是这宝贝。再加上我自己就姓“甘”，与这甘草是家门，五百劫前应是同根而生之族。最早，是母亲教我嚼的甘草，一是因为它的药理，二是可以变相地替代水果糖，八十年代，任何甜味都是奢侈品。就这样，我嚼着甘草成长着，自以为嚼出了甘草的本真之味，破解了甘草的一切密码。

母亲还爱用党参来炖乌骨鸡和猪肚，补血。她营养不足，严重贫血。人参太贵，吃不起。还有金银花和枸杞，母亲他们都用来泡茶喝。自然，我也跟着全部享受到了。

在自家的院子墙角，母亲还栽了几株三七。蔓延的藤叶牵上墙，覆盖成了一面翠绿的毯子，像青绿山水画的设色，极其养眼。可惜，后来拆迁，毁于一旦，使我失去了这一片翠绿。母亲只好把三七块茎挖出，收藏好。她说，三七可以治妇科恶疾，以及跌打损伤。

九十年代的某一天，这个合作医疗站被撤销了。听说，是市场经济原因。母亲他们这个小小的中药铺，并不赚钱，无论是卖药还是打针，收费都极其低廉，近乎成本价，我亲眼看见，一大包药，只收几角或块把钱，能有什么赚头？于是，大家被迫把门面卖了，各分得了几千块钱，散伙走人。

回到家，母亲专职做家庭主妇。赚钱的任务，由父亲彻底负责。那个中药铺，被别人买去，改作了服装店。从此，街上流行的药店，大多是连琐的西药店。在我的印象中，传统的中药是文化，望闻问切的中医大夫，近似或等同于诗人，比如，我所仰慕的傅青主傅山。相反，我害怕西药西医，因为这些东西是实验室配制合成出来的化学组织，成分复杂而可疑，至少没有一个在阳光之下生长的过程，没有温度、湿度，更无个性与灵魂。我实在难以想象，“阿莫西林”比母亲的“金银花”会更让我亲近与信赖。甚至，当我感冒受寒，母亲亲手煎熬的一罐红糖姜开水，会比最昂贵的感冒灵好用，它能帮我发热而痊愈。或者至少，我心已暖。

现在，父亲走了，去了天国。母亲一个人守着我们，在空旷的屋顶上栽花种菜。母亲身子瘦弱，时有病痛，我很是耽忧，同时，我又安慰自己：生病不很正常吗？它证明了人在活着。何况，这世上，还有那么多栩栩如生的药在陪护呢。一根草是药，一撇叶是药，一线阳光，一滴水，也都是；甚至，一个人可以是另一个人的灵芝。母亲多年与草木为伴，沉浸于无边无际的药香之中，应该已有一层延年益寿的包浆护体。而对于我而言，母亲就是我人生一味无价的中药，为我清热解毒，可以抵御这世间无奈的愁啼悲苦。

（取材于甘典江的同名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