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过平庸，一生为中国“天眼”燃尽

陈芳 董瑞丰 刘宏宇

“天眼”之父南仁东，17日被追授“时代楷模”荣誉称号。

24年，8000多个日夜，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首席科学家、总工程师南仁东心无旁骛，为崇山峻岭间的中国“天眼”燃尽生命，在世界天文史上镌刻下新的高度。

调试期的“天眼”已经一口气发现多颗脉冲星，成为国际瞩目的宇宙观测“利器”。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天眼”与天宫、蛟龙、大飞机等一起，被列为创新型国家建设的丰硕成果……

南仁东来不及目睹。但他执着追求科学梦想的精神，将激励一代又一代科技工作者接续奋斗，勇攀世界科技高峰。

“天眼”：一个国家的骄傲

看似一口“大锅”，“天眼”是世界上最大、最灵敏的单口径射电望远镜，可以接收到百亿光年外的电磁信号。

它有着超高的灵敏度和巡天速度。与美国寻找地外文明研究所的“凤凰”计划相比，“天眼”可将类太阳星巡视目标扩大至少５倍。随着“天眼”落成，中国射电天文学“黄金期”正在开启，越来越多国际天文学专家加入中国主导的科研项目。

20多年前，这是一个异常大胆的计划。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最大的射电望远镜口径不到30米。

1993年的日本东京，国际无线电科学联盟大会在此召开。科学家们提出，在全球电波环境继续恶化之前，建造新一代射电望远镜，接收更多来自外太空的讯息。

会后，南仁东极力主张中国科学家启动“天眼”项目。

“天眼”到底是一个多大的工程？在“天眼”馈源支撑系统高级工程师杨清阁的印象里，这个工程大到“漫山遍野”。这又是一个多细的工程？“600多米尺度的结构，馈源接收机在天空中跟踪反射面焦点的位置度误差不能超过10毫米。”杨清阁说，“南老师做的事，就是带领我们用漫山遍野的设备和零件建起这口精密的‘大锅’。”

南仁东曾在日本国立天文台担任客座教授，享受世界级别的科研条件和薪水。可他说：“我得回国。”

做世界独一无二的项目，他扛起这个责任。这个当初没有多少人看好的梦想，也最终成为一个国家的骄傲。

72岁的“天眼”工程高级工程师斯可克回忆：“南仁东总跟我说，国家投入10多亿元搞这个望远镜，如果因为质量问题或者工程延期导致停工，每天损失将达50万元。花了这么多钱，如果搞不好，就对不起国家。”

执着：为“天眼”燃烧20多年人生

从1994年到2005年，南仁东走遍了贵州大山里的上百个窝凼。乱石密布的喀斯特石山里，没有路，只能从石头缝间的灌木丛中，深一脚、浅一脚地挪过去。

一次，南仁东下窝凼时，瓢泼大雨从天而降。他曾亲眼见过窝凼里的泥石流，山洪裹着砂石，连人带树都能一起冲走。南仁东往嘴里塞了救心丸，连滚带爬回到垭口。

“有的大山里没有路，我们走的次数多了，才成了路。”“天眼”工程台址与观测基地系统总工程师朱博勤回忆，十几年下来，综合尺度规模、电磁波环境、生态环境、工程地质环境等因素，最终在391个备选洼地里选中了条件最适宜的大窝凼。

选址、论证、立项、建设，哪一步都不易。许多工人都记得，即使在炎热的夏天，为亲自测量工程项目的误差，南仁东总会丢下饭碗就往工地上跑。

“发文章和研发科学重器比较，哪个对科技的实质进步更重要，我选择后者。”南仁东总是这样说。

“20多年来他只做这一件事。”国家天文台台长严俊说，“天眼”项目就像为南仁东而生，也燃烧了他最后20多年的人生。

寻梦：探索科学未知无止境

对待科学研究，南仁东无比严肃和严谨。“天眼”没有哪个环节能“忽悠”他，任何瑕疵在他那里都过不了关。

工程伊始，要建一个水窖，施工方送来设计图纸，他迅速标出几处错误打了回去。施工方惊讶极了：这个搞天文的科学家怎么还懂土建？

“南老师对自己的要求太高，他要吃透工程建设的每个环节。”学生甘恒谦说，“如果再给他一次机会，是选择‘天眼’还是多活10年，他还是会选择‘天眼’。”

他一心想让“天眼”尽快建成启用。“天眼”的英文名字FAST，正是“快”的意思。

在南仁东看来，“天眼”建设不由经济利益驱动，而是源自人类的创造冲动和探索欲望。“如果将地球生命46亿年的历史压缩为一年，那么在这一年中的最后一分钟诞生了地球文明，而在最后一秒钟人类才摆脱地球的束缚进入广袤无垠的太空。”南仁东的心中，总是藏着许多诗意的构想。

“让美丽的夜空带我们踏过平庸。”这是他留给人世间的最后思考。

以山之名

李存刚

县城往北，靠近山脚的地方是一片狭长地。能凿平的地方都被凿平，开垦成水稻田。冬天里种下油菜，到春天，高过人腰的油菜开了花，满世界金黄。油菜收割后开始种稻，翻耕过后稻田蓄起水，明汪汪的水面映着蓝天，顺便把大岗山和梅子岭也纳入其中，成为一张超级画框里最具生机的组成部分。

沿着田埂往山脚走，眼看着去路就要被山挡住，道路突然向大岗山脚一拐，一条小溪静静蜿蜒眼前。小溪对岸，梅子岭陡峭的山体上突显一片山坡，长满各色杂木和萋萋荒草。山坡四周，凡能开垦的地方都被勤勉的农人开垦成耕地，种上庄稼，独独小山坡荒芜着。如斯多年，像光洁的皮肤上突兀生着一块疤瘌。

谁都不会想到，老韩会一眼瞧上这块疤瘌。老韩是个水果种植能手，曾自行钻研出一种嫁接技术，既容易操作，又有极高成功率，因此获得市里的科技进步奖，并得以更大范围推广。而推广的方式和方法，就是老韩经常接受外地同行邀请，去现场教授他独特的嫁接技术。人们猜测，可能是老韩厌烦了四处奔波忙碌，也可能是这块无名山坡在老韩眼中有着常人未能发现的独特价值。

老韩先是在靠近溪边的山脚盖起了一间茅屋，接着将山坡上的杂树和荒草一一砍除，露出光秃秃的山体。人们这才发现，无名山坡陡峭不说，还七七八八堆满乱石，心里于是更加明白，无名山坡之所以一直像块疤瘌一样存在，实在是因为太缺少作为土地的天资。铲除杂草树木之后，老韩便埋头按照自己的想法整理山坡：那些裸露的巨石是不会动的，勉强能平整的地方千方百计整理成平地，实在不能平整的地方，就在斜坡上挖出一人宽的梯步，铺上条石或者水泥沙石。老韩觉得还缺少什么。站在茅屋前，抬眼望着光秃秃的山坡，老韩明白了，山坡上还应该有一条路，于是着手修起路。也就一人多宽，过小溪，自茅屋边到山顶，依着山形，盘曲而上，乍一看，像条无声蠕动的蟒蛇。接着，老韩开始在山间挖掘小土坑。看着山间星星点点、不断出现的新土堆，望着老韩不断挪动的身影，人们隐约知道了，老韩是要在山坡上种树。等老韩哼哧哼哧背着桃树苗，一棵棵栽种下的时候，人们才确切知道了，老韩租赁下无名山坡就是为了种桃，心中暗暗竖起大拇指。山坡如此贫瘠，也实在只适合种桃。

桃树起先都是弱不禁风的幼苗，第二年春天，便蹿到齐腰高，又过了两年，便高过人头，蔚然成林了。是桃树就得开花，春天里，满山满坡，红艳艳一片。最先看到花开的，自然是一直在溪旁茅屋里深居简出的老韩。可在老韩看来，一切都顺理成章，现在开花，不久之后挂果。老韩看在眼里、喜在心头。然后是沿溪而居的村民。满山的桃树刚刚挺起花骨朵儿，眼看着有了开花的意思，村民们便抑制不住不断高涨的兴奋劲，迫不及待将消息传到了小溪以外的世界。很多人于是知道了，县城北边小溪边有个小山坡，山坡上种满桃树，开满桃花。傍晚时分散步，或者周末外出游玩，便三三两两踩着县城北边的田埂，穿过油菜花丛，去无名山坡看桃花。也不知是谁先叫出来，无名山坡渐渐小有名气，人们再去，就都直截了当地说：走，去桃花山。

去的人渐渐多起来，老韩又在半山腰桃林里平整两块地，修几间屋子，摆上木桌和杯盏。木桌上可摆茶杯，也可放碗筷。茶叶是采自溪边野生绿茶，绝对纯天然之物，价格却是你想也想不到的，五元一杯。而碗里的吃食，便是满地奔跑的鸡。这样一来，人们去桃花山是更加有的放矢了：春天里看桃花，春末夏初吃新桃，没花看没新桃吃的时节，就在桃花山上转悠，累了坐下来要杯茶，背靠桃花山，满眼青山绿水，随你想坐多久就坐多久，饿了可就地点杀活鸡，凉拌、清炖、红烧、爆炒……白宰、椒麻、药膳、五香……随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有多少次去桃花山，我已经记不清。但见到老韩的次数却不多，印象最深的有两次。第一次是在春天，那时候我对老韩还是只闻其名未见其人。脚步一跨过小溪，踏上桃花山的土地，我就不断地搜寻老韩的身影，只觉得看谁都像却又不敢确定哪位就是。一问才知，老韩一早就提刀出门了。我一惊，问干什么，回答的人指了指开满桃花的山顶：呐，在除杂草呢！

最近一次就在秋天。去桃花山的游人明显比平常少，去的时候，老韩正端着烟杆，坐在小溪边的茅屋门前，吧嗒吧嗒地抽烟。我问老韩：来人这么少，你就不担心？老韩笑了笑，大约明白了我问的是他的收成问题：怕啥？谁都不来，山不还在这里么！我点点头，不再言语，心下却不得不承认，老韩说出的是一条被我们遗忘已久的真理。

（选自《人民日报》，有删改）

梅花织带

周吉敏

水碓坑，一个“脸”朝西的小村。村名藏起了旧事——在明朝到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时光里挨家挨户手工做纸这件营生。

上午,村庄与太阳隔岸相望。特别是冬日，自然的丰茂褪去，小村就凛然地裸着。正午，阳光才摸进村来，像电影的慢镜头推进，每处细节像幅画的画框。而绘画的内容是一位织带的农妇。我看她，就像看一幅画。

坐在竹椅上的她，没在阳光里，头发闪着银光，像鱼儿在水里。她的一双手，像鳍，帮助她在水中活动。而这双手的活动范围只在一个矩形木框上。

这是一个平面的矩形木框，大约长六十厘米，宽十四厘米。木框两条长边的内侧有槽，是中间那根木条上下活动的轨道。一头的宽边有一方形的孔，中间的木条从中穿过。推动木条的力于木条一端的把手。木框通体发着荸荠紫的光，是手和线与它长期摩擦出来的属于这个木框的光阴。

我实在难以描绘这种只有几根木条组成的工具——织带架。这种完全服从手的工具，直白到没有任何可以描述的繁文缛节。但我从这个简单的工具里看到一双手。是手让工具成为忠实单一的仆人。

织带架的一边顶在院墙上，陷进厚厚的苍苔；一边顶在农妇的肚子上，陷进柔软的肚皮。来自丹田的力仿佛使这个狭长的木框悬浮于空气中。而蓝白两色棉线，绷紧在木框的上下两边，像谱线，被一双手编排出听不见的音乐。

此时，音乐是图景——“梅花”开了，一朵，两朵，三朵——一米长的带子上，最后会开满八朵梅花。其实，梅花是在一双像老梅干的手上开出来的。这双手像安排节候农事一样安排着梅花开放前前后后琐碎的事：带边是“两双”（四条）棉线，带眉是“四双”棉线，中间的花纹是“二十双”棉线。这多么像播种，这个土坑里放几颗，那个土坑放几颗。“带刀”像一张椭圆形的树叶，配合手，拉，勾，压，点，这打理线与线的关系就像一把锄头侍弄庄稼。手的再生功能也表现在它以“提手旁”与好多的字结伴，生成“打”“提”“担”“拍”等新的字，也是新的图景。这是一双手的伟大吧！

而不可见的线是光。图案也是光的踪迹——那些被树枝，或者云朵遮挡的，被水面折射的光，也被这一双手编织——那是“梅花”影子。

我的眼睛肯定拦截了一些东西,在场和不在场的事物只被我部分地框了进来。在这个过程中，我惊叹于一位农家妇女身体里携带着的艺术直觉。我甚至可以确定这艺术的直觉于她那柔软的腹部——是孕育生命的腹部把天生的艺术能量通过织带架源源不断传导上来。织带的几何图案，让任何一个几何学家或者擅长于透视的西画家也自叹不如。

农妇的艺术自觉培植于博大的自然和自身需要，这也是人类工艺起源的两个因素——不用于交易，只为了满足自身需要而创造，就像把树叶当器物，用苇叶编草席，这是人类的智慧。在机械和电脑凌驾于手工之上的今天，或许可阐释为人类原始的灵光。这个词在今天仿佛也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然指向遥远的造物之初。

这幅画面上的内容是可见的，当我进入它的空间后，却给我打开了多重的世界。这多么神妙。我清楚地看到：不用于交易的山野民众的工艺，总是在微小的事物上构建着意义——这是形而上。

织带是一块藏蓝的长方形土布的系带，这块布叫“围身”，带子就叫“围身带”了。围在身上除了保护衣服不易磨损，还可用作背娃娃的包巾，仿若少数民族的小背篓。

土布“围身”，在带子上动了繁密的心思。以“梅花”图案最为常见，也有“五世其昌”“福禄寿喜”“天长地久”等文字图案。这些文字指向词的本身，犹如创造之物投射到创造者身上——她们渴望的世界。这仅有的装饰，附在身体上，成为有象征意义的符号。

太阳在屋后山梁上那株老树的枝桠上挂着，织带架上的带子已开出两朵“梅花”，第三朵已开了一半。蓝白棉线交织出的图案，犹如雪中墨梅，骨子老得很。

一条织带暗示着时光的流逝。 织一条常见的“梅花带”，需要一天的时间，而织一条“文字带”需要一周时间。而我这个有着“梅花带”记忆的人，看到了另一种时间的流逝——从前，当下，今后。我们都有一双内在之眼，收集、整理、保存消失的东西，然后在某次视觉的经验中重新归来。这是怀旧，其实也是启示。看一幅画如此，看眼前的一条织带也是如此。

于我，在“梅花带”的第一朵梅花里，我看见我的祖母把围身围在衣服的第四颗纽扣处，两手把带子拉到腰后打个结，而围身的下摆一直铺到脚跟，走起路来，鼓着风“蓬蓬”地响着。双手仿佛永远没空的祖母，再也没有一只手伸出来牵我，我只能拉着围身，跟在她身边，从老屋到山野，或者到纸槽里捞纸。直到哭了，祖母才放下手中的活，解下围身朝我走来。围身从我后背裹过来，开着梅花的带子从我手臂下穿过，然后她背朝我蹲下来，长长的带子越过她的肩头，交叉于胸前，而后又穿过臂下，拉到后面我的脚弯处，打一个结，最后直起腰站起来。我已经贴在了祖母的背上了，小小的身体随着祖母的身体一起一伏捞纸，暖暖的，像在摇篮里，不知什么时候睡着了。

第二朵梅花里，我的祖母像老梅树上的一朵花瓣，随风化泥而去。那条“围身”搭在老屋那张落满灰尘的椅子的靠背上。有一次，我回到老屋拿起这条“围身”，手一拉带子，“梅花”随即寸寸成灰。此时，村里已没有人织“梅花带”，那些善织的老人都像花儿一样凋落了。

而这朵还没有织完的半开的梅花，是眼前织带的农妇——林秀凤，她今年六十五岁，夏天从城里回乡下住。一座七间老屋，只有她与老伴住，两位老人也不下田，也不做纸，闲不住了就从楼阁里找出织带架，买来纱线，慢慢的，慢慢的，在一朵梅花里打发时光。这时的梅花比往日开得慢了一个节候。

林秀凤已织好了三条“梅花带”。她说，都被外路人买走了，一条一百五十元钱。

“梅花带”在即将遗落前夕显出另一种价值来。

此刻，太阳落下去了。我一直描述的这幅画的内容开始模糊不清，最后消失不可见——一切埋藏在黑暗里，如白雪覆盖大地。

给黑夜以雪的款待。雪里的梅花还会一直开吗？在这东海一隅的山坳里。

唐诗过后是宋词

葛兆光

①宋词取代唐诗成为一代文学的标志，原因很多很多，归根结蒂一句话，就是宋代词比诗还写得好，写得新鲜写得贴心贴肝。可是，词在当年是曾被轻蔑地称作“诗余”——仿佛诗歌上掉下来的土渣儿——的流行歌曲的，当年柳永那种让满世界人传唱的“酸曲儿”，差不多就是如今的流行歌曲。而如今，铺天盖地的流行歌曲整天价在耳边轰鸣，让你不听也得听。那么，流行歌曲自身有没有素质取代诗歌成为人们各种情愫的寄托与表现，它能不能提高自己的文化品位和艺术技巧使流行歌曲得到普遍的认可？

②流行歌曲流行，但流行的不一定就永垂不朽。要想桩子稳，就要根子深，根子是内功不是花拳绣腿。如果只是“宝贝对不起，不是不爱你”，“要不是有情郎和我分开，我的眼泪不会掉下来”，就会像老让一个人吃甜点最终也会腻一样，再爱吃甜的人也经不起这种过于殷勤的让菜，因为心灵世界并不是只为“甜心”而存在。歌词里要是总出现“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我拿青春赌明天”这类说通不通、似懂不懂的词而没有更含蓄自然的文字，传唱的人再多也只是一笔糊涂账，充其量是歌曲的附庸而不像宋词最终由附庸蔚为大观。

③说实在的，宋词能够成为一代文学的形式，其实还是在文人参与创作之后，过去我们的文学史总是说民间创作对文学有多少多少启发，给文学注入了多少多少新鲜养分，这都不错，不过，在“下贱者最聪明”“劳动人民最懂得文学”的观念中，只注意了“源”而忽略了“流”，任何一种文学样式，想要成为一个时代的文学标志，没有文化人的参与是不可能的，柳永也罢、晏殊也罢、欧阳修也罢、苏轼也罢，其实都是文化人，文化人的参与创作，意味着一种深邃的文化意识和高度的文化修养对文学样式的渗透和对文学品格的提升，就像把野生的杂花培育成可观赏的花卉和把原生的鲫鱼培育成五彩的金鱼一样。也许有人会引《病梅馆记》来讽刺说这是把朴素自然的文学变成雕琢做作的文学，但是又有哪一种艺术是自生自长原汁原味的呢？画布上的山水不是真山水，再怎么推重朴素的民间味儿也不能回到“杭育杭育”的时代不是？玉不琢还不成器呢，何况作为文学的歌词。

④文学需要深厚的文化内涵和深沉的人文精神，没有这内涵和精神只能流于一般的情感宣泄和浅薄的心灵安慰，流行如果是指形式与语言，自然很好，通俗如果是指情感和内涵，那就很糟。没有对人生的真正体验，随你怎么从唐诗宋词那里贩来意象和词语也只是在花裤衩上打补钉，充其量是点缀，时时会露出那种俗气的底色。没有对语言的真正机智，随你怎么挖空心思乔獐作致，也只是在玩狗熊掰棒子的把戏，说到底是矫情，听听就会听出那里面口是心非的虚假，文化品位说来是一个很虚的东西，但缺少它就是让人瞧着俗气，知识储备看上去是一种无关的因素，但没有它就是让人看着浅薄。

⑤诗歌是越来越不景气了，这也难怪，一些故作深沉的和故弄玄虚的诗歌好像在那儿有意“自绝于人民”似的，在自我陶醉中画地为牢，那些除了他自己谁也看不懂的诗歌把那一点点有限的感情拧过来拧过去，痛苦得别扭，欢喜得蹊跷，意思九曲十八弯，上气不接下气地用生造的词语拼接了又撕碎，撕碎了又拼接；流行歌曲是越唱越热闹了，倒也必然，可相当多的歌词也好像是在那儿重复来重复去地唱老调，那些浅浅的笑靥和嗲嗲的娇嗔加上东拼西凑的词语仿佛要把一滴感情化开变成一大锅浓汤灌进听众耳朵里，常常不知所云的歌词让不知就里的听众觉得深沉奥妙，让稍有知识的听众觉得莫名其妙。在这个既没有了唐诗又还没等到宋词的时代里，要想留住唐诗的时代，就要使诗歌有点亲切和自然，要想迎接宋词的时代，就要让流行歌曲多一些机智和内涵，随便怎么都行，只要有让人还能感动的东西，因为我们这个时代已经不太会被什么无关紧要的东西感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