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五看蓝月 错过要等到2018年

2015.07.29 记者○○○报导

“蓝月”并不是指蓝色的月亮，而是指一个月内的第二次满月。月亮绕地球公转轨道周期约29.5天，而国历一个月为30或31天，久而久之，就会产生一个月两次满月的现象。

上次发生蓝月是在2012年8月31日，今年则是7月2日与31日都有满月，下次的蓝月将是2018年1月31日，发生周期约2～3年。

这次蓝月的月出时间为下午6时23分，想欣赏蓝月者，可在6时30分以后朝东南方观看。此外，8月2日下午6时3分月亮通过轨道上最接近地球的位置，当天若是在月出后不久观赏，会有「月亮错觉」效应，月亮看起来又圆又大。

那么，月亮到底会不会散发蓝光？月亮确实可能看起来闪耀着蓝色光芒。1883年印度尼西亚的喀拉喀托火山爆发后，大量火山灰进入大气层，其颗粒大小恰好使红光不易通过，导致原本反射至地面的白色月光剩下偏蓝色的光芒，此状况持续两年。

――改写自《联合报》

2012～2017年中国城镇居民工作日休闲活动选择

2012～2017年中国城镇居民节假日休闲活动选择

近日，河北省政府办公厅印发方案，提出落实带薪休假制度，鼓励错峰休假和弹性作息，在有条件的地区探索实施“2．5天小长假”政策措施。这是一项积极的探索。

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中国人的休闲意愿正在不断增强，但这种追求更美好生活的愿望，却遇到一些现实的障碍。

我国幅员辽阔，各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异很大。对于三四线城市与乡镇来说，劳动法的执法也弱一些。更重要的是，即使法律可以保障劳动者获得休假这种应得的权利，但无法阻止一个更愿意加班、牺牲假期以获得升迁、升薪机会的人。这就使得很多人无法实现自己的休假愿望，也无法拒绝企业的加班要求。

这种现象的本质是，个人面对企业，谈判能力很低。这就使人们想休假而不得，不想加班却被迫加班。解决的办法就是政府代为协调，代表劳动者统一去谈判，统一增加休息时间。

在政府统一的休假制度之下，各个部门都休息了，一些经济活动无法开展，单个企业即使不放假，员工创造价值的效率也大大降低，有些单位甚至无法运行。这就使得企业放假的成本变低，因为不放假也无事可干。

解决中国人工作时间长、休假少的现象，根本上在于经济发展及由此带来的观念转变。而良好的、巧妙的制度设计，可以加快这一转变的过程。

这些都离不开政府的宏观协调与强力保障。

也应看到，现在企业的业务联系往往是跨市、跨省甚至跨国的。而没有实行每周2．5天休假制度的企业，就会联动已经实行2．5天休假制度地区的企业，使其不能停止运营。这种外力的联动，会使得每周2．5天的休假制度大打折扣。

（《新京报》2018年1月）

为什么带薪休假制度的落实不尽如人意？

观念问题或是限制带薪休假在国内普及的重要因素。不少单位并不是没有带薪休假制度，但在竞争氛围浓厚的企业中，员工如果主动放弃年假，就会被视为努力和勤勉，久而久之，企业里很多员工就会放弃年假，从而阻碍了带薪休假的实施。

当代年轻人价值观开放，消费意愿强，向往个性化的生活状态，旅游在他们的闲暇时光中占较高比重。然而很多用人单位往往赋予工作年限长的员工更多休假时间，出现“老人休太多，年轻人不够休”的局面。因此，在落实带薪休假和“错峰休假”的制度设计上，要平衡不同员工的需求，让带薪休假的意义落到实处。

（《光明日报》2019年1月）

对于普通中国人来说，“明教”只不过是武侠小说《倚天屠龙记》中的一个神秘宗教而已。小说结尾暗示说，一个存心不良的明教教徒朱元璋篡夺了明教的领导权，并且最后利用明教的力量赶走了元朝皇帝，建立了明朝。“明教”创建大明帝国？这并不是金庸先生凭空虚构，历史上大明帝国的建立恐怕的确不能排除“明教”的影响。

历史上真实的明教，源于公元3世纪中叶波斯人摩尼所创立的摩尼教。在其创立后的1000多年里，从大西洋西岸，横跨整个欧亚大陆，直到我国的东南滨海地域，都曾有过大量的摩尼教徒活动。因为摩尼教宣扬光明，传入中国后，逐渐被称为“明教”，又因为明教的教义很容易诱发教徒们的叛乱，唐朝时明教被明令禁止，甚至连名称也由“摩尼教”讹传为“魔教”。

五代十国以后的很多次民间起义都与明教有关。《水浒传》中，与梁山好汉遥相呼应，后来被宋江剿灭的方腊起义就是其中之一。《岳飞传》中，岳飞也曾经专程从抗金前线上跑回洞庭湖镇压明教的钟相杨么起义。

到了元朝末年，明教的一支白莲教掀起红巾军起义。教主韩山童的儿子韩林儿被拥为“小明王”，建立龙凤政权。朱元璋参加红巾军起义之后，其实也是小明王的部将。当然他从来不是一个虔诚的教徒，为了发展自己的势力，他故意特别尊奉小明王。可是后来小明王在坐船时落水，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死掉了。有史家认为，这可能是朱元璋安排的。从此起义军中的明教力量全都归朱元璋所有，在他的指挥下击败其他各路起义军，最后将蒙古统治者赶回了蒙古草原。

朱元璋定国号为“大明”，是承继小明王而来。朱元璋手下的将领大都是明教的教徒，因此朱元璋定国号为大明自然顺理成章，而且这样还意味着朱元璋就是明王降世，其他人都不具有合法性，社会上再也不应出现其他的明王了，这也有助于稳定人心。当他登上九五至尊之后，便下诏严禁白莲教、明教等教派，并把取缔“左道邪术”写进《明律》，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

清朝嘉庆年间还曾经爆发过一场席卷五省，持续九年的白莲教大起义。清王朝损失惨重，消耗的军费相当于当时清政府5年的财政收入，从此，清王朝从所谓“隆盛之世”陷入了武力削弱、财政紧张的困境，迅速跌入没落的深渊。有些学者认为，清朝末年的义和团组织其实也是白莲教的一个支派。可见这个来自波斯的“魔教”对我们的古代历史影响颇为深远。

网络语言是伴随网络技术的发展和网络的广泛使用而产生的一种语言现象。20世纪90年代中期，随着互联网进入国人的生活，以英语缩写和表情符号为主的网络语言是最初的主要表现形式。随着网络的日益普及，网络语言也开始了“本土化”的历程。由最初描绘网民生活的汉字、汉语拼音形式，如大虾、mm（美眉）等，以及各种数字谐音、寓意形式，如88（拜拜），向多元化发展。

关于网络语言的话题，已成为各种媒体关注的热点。媒体持续而广泛的关注，反映了网络词语新陈代谢、不断丰富的发展态势，以及对现实生活影响程度的逐渐加深。

网络传播的个性化、娱乐化特点，使网络语言少了些规范的自觉约束，而多了些个性张扬、特征鲜明的表现形式，也使语言的“游戏功能”在互联网上得到更加充分的发挥。网络词语与通用语言的差异性和鲜活性，也使其成为社会各界与语言研究所持续关注的热点。

对此，我们的社会应秉承科学的精神，客观认识网络语言的产生和使用问题，网络语言并非洪水猛兽，难以造成“中文危机”、“汉语危机”；我们的媒体应持严肃、负责的科学态度关注网络语言现象，避免由此产生的负面效应；学术界应进一步加强网络语言及相关现象研究，为社会提供强有力的理论与学术支持。

（摘编自汪磊《网络语言热的冷思考》）

1926年出生于天津的于敏，自谓青少年时代在一种“亡国奴的屈辱”中度过。内向、好静思的他，喜欢科学，而且对科学有一种特殊的寄托。1949年他以北京大学物理系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并考取研究生，1951年研究生毕业后被我国核物理学家彭桓武和钱三强所器重，进入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所，从事原子核理论研究。

1960年12月，我国作出部署，集中攻关原子弹，并先行一步对氢弹作理论探索。翌年1月，钱三强请于敏参加氢弹理论的预先研究工作。氢弹虽然以原子弹为基础，但其理论基础和材料结构比原子弹复杂得多。

于敏喜欢做基础研究，自认为不适合从事研制氢弹这种大系统科学工程。不过，他没有犹豫，“我们国家没有自己的核力量，就不能有真正的独立。面对这样庞大的题目，我不能有另一种选择。”于敏后来说。

于敏带领30多名青年科研人员组成的氢弹预研小组，从基本物理学原理出发，凭借一张桌子、一把计算尺、一块黑板、一台简易的104型电子管计算机，以自强不息的信念，经过四年的不懈努力，不仅解决了大量基础研究问题，而且探索出设计氢弹的途径，为氢弹原理探索奠定了坚实基础。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氢弹研制进入冲刺阶段。1965年1月，于敏和邓稼先、周光召等科学家一起，向氢弹原理的突破发起总攻。1965年9月底，于敏带领一批年轻人前往上海，利用华东计算所J501计算机对氢弹原理作进一步探索。他率领大家发现了氢弹自持热核燃烧的关键，找到了突破氢弹的技术路径，形成了从原理、材料到构形完整的氢弹物理设计方案。当他将整理出来的方案向大家报告时，群情激奋，高呼“老于请客！”

1966年12月28日，氢弹原理试验取得成功。1967年6月17日，我国又成功进行了全威力氢弹的空投爆炸试验，爆炸威力同于敏计算的结果一致。试验成功的那天晚上，于敏“睡得很踏实”。

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美国用时7年3个月，苏联为6年3个月，英国为4年7个月，法国为8年6个月，而我国仅用了2年8个月。西方科学家评论：“中国闪电般的进步，对西方来说，是神话般的不可思议……”

尽管在氢弹研制中居功至伟，但对于别人送来的“氢弹之父”称呼，于敏婉拒了：“核武器的研制是集科学、技术、工程于一体的大科学系统，需要多种学科、多方面的力量才能取得现在的成绩，我只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氢弹又不能有好几个‘父亲’。”

氢弹技术突破后，于敏曾想过离开，回到自己喜欢的基础研究，但最终还是留了下来。他认为，第一代热核武器虽然解决了有无问题，但性能还需提高。于是，他把后半生献给了我国中子弹、核武器小型化、惯性约束聚变研究以及其他核武器研制工作，并作出了卓越贡献。

“中华民族不欺负旁人，也不能受旁人欺负。”于敏曾经直言，“这种民族情感是我的精神动力。”这位喜欢古诗词的科学家，向往诸葛亮的鞠躬尽瘁和“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仰慕文天祥威武不屈和“留取丹心照汗青”，教会孙子的第一首古诗词是岳飞的“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

正如他心目中的这些英雄，于敏在事业上鞠躬尽瘁，在科学上唯实不唯上。与于敏共事三十余年的邓稼先曾说：“于敏是很有骨气的人。他坚持真理，从不说假话。”毕生信奉“宁静以致远”的于敏，如此解释他心中的那片宁静：“所谓宁静，对于一个科学家，就是不为物欲所惑，不为权势所屈，不为利害所移，始终保持严格的科学精神。”

于敏的一生，完美地诠释了家国情怀与科学精神。今年1月，被大家亲切地称为“老于”的于敏去世。老于走了，但这种情怀和精神永远地留了下来。   

（摘自《于敏：“民族情感是我的精神动力”》，《光明日报》2019年9月19日 第4版）

①“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没有的。能把自己微薄的力量融进祖国的强盛之中，便足以自慰了。”这是核物理学家、我国核武器事业重要奠基人于敏的自白。

②1966年12月28日，我国首次氢弹原理试验，为确保能拿到测试结果，试验前于敏顶着戈壁滩零下三四十摄氏度的刺骨严寒，半夜爬上102米的铁塔顶端，检查和校正测试项目屏蔽体的摆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