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年（节选）

彭学明

①我家的吊脚楼，是隐没在一片翠竹丛中的。

②竹，是湘西最常见的植物，竹在湘西，最受欢迎。正像一粒火可以燎原一样，一根竹可以发遍千山。它预示着兴旺的人丁，预示着蓬勃的生命，预示着财源的茂盛。因此房前养鱼，屋后栽竹，是湘西人最乐意做的美差。

③我家的竹，是母亲和妹妹在修了小屋后栽的。那年，母亲从一个亲戚家挖来两根楠竹栽下，第二年，就变几十根了，第三年，就变几百根了。转眼，就是绿蒙蒙的，一大片了。风一吹，绿意一片片招摇，一片片倒伏，绿色的声音从屋顶上沙沙响过。茂密的绿色，生长出茂密的诗意，温柔而坚挺。坚挺的是齐刷刷拔地而起的身姿，温柔的是整齐齐俯首而立的头。阳光落在翠竹上，阳光是绿的；鸟翅落在翠竹上，鸟翅是绿的；母亲和妹妹的歌声落在翠竹上，母亲和妹妹的歌声是绿的。霞光烧过的时候，母亲和妹妹，总会坐在吊脚楼的坪院里，看绿竹枝头百鸟跳跃，听绿竹枝头百鸟和鸣。那被霞光和绿色染过了的鸟声，一声比一声脆，一声比一声甜。特别是一场春雨过后，当竹笋像诗歌一样，从竹林里密密麻麻地冒出来时，母亲和妹妹听得到竹笋破土的声音，听得到诗歌激动的喘息。那诗尖尖的，小小的，一圈一圈、一寸一寸地从地里旋出来，带着一点点叶芽，含着一点点嫩壳，像成千上万只鸟嘴，对着蓝天，唧唧合唱。

④我家的吊脚楼，建起来很简单，也就是在小木屋的两头，各接了一排厢房。也就是说，两头各接了两间悬空和吊脚的楼房。小草一样的母亲，被生活的大山重压了一辈子，她也该在宽敞的吊脚楼里，轻松而敞亮地过她的晚年了。

⑤像一个抱着双手，单腿独立，靠在墙上，望着远方的思想者，我家的吊脚楼，也正背依青山绿水，默默凝望。凝望沧桑的岁月，凝望新生的希望，凝望母亲远去的凤凰。是的，母亲像凤凰一样远去了，母亲的吊脚楼却地久天长地留了下来。吊脚楼的一些章节，吊脚楼的一些画面，吊脚楼的一些质地，都带着母亲的体温，在民间闪光。

⑥开始，我家的木窗都是简单地把十几根木条，一根一根整齐地隔开，留出空隙，透出光亮。母亲从外面请来最好的木匠，把窗子和门，都重新改成花格的，雕上花鸟虫鱼、飞禽走兽，刻上神话传说、民间故事。把呆头呆脑的木头，硬是变成了一本有生命、生活、生气及艺术的活画图。你看，门框上刻着的草地和树丛里，有一只鹿，有一群蜂，有一只猴浑然地连在一起，那意思是“一路封侯”；门板上的一株腊梅怒放着，有一只喜鹊停在梅梢，就是“喜上眉梢”。而窗格上雕刻的鲤鱼、雄鸡、牡丹、百合、蔬菜、瓜果等万事万物，都栩栩如生地表达着年年有余、百年好合等吉祥的愿望。母亲，真是人间最伟大的写手，任何作家艺术家，都在母亲富于诗意的想象里，黯然失色。

⑦吊脚楼下悬空的两个厢房里，母亲在一个厢房安上了碓（duì捣米器具）、磨，在一个厢房堆放着杂物和柴火。久而久之，那里就成了母亲另一个劳作的空间。舂碓时，一只脚在踏板上使劲一踏一放，碓头就高高扬起，高高落下。人在踏板上起起伏伏，谷在碓窝里越舂越烂。把舂烂的谷米在筛子里一筛，壳是壳，米是米，干干净净。母亲舂碓时，还拿着一根长长的竹篙，竹篙上装着一把弯弯的棕树叶杆子，边舂边用竹篙搅拌碓窝里的谷米，以便受力均匀，把所有的谷米都舂到。母亲在踏板上左右摇晃的身影，母亲边踩踏板边搅匀谷米的姿势，是那么的协调，那么的匀称，那么的优美，简直就像一个天才的舞蹈家，在跳一种别开生面的劳动舞。是的，这是劳动，这是舞蹈，这是母亲的劳动、母亲的舞蹈，是母亲奉献给世界的最质朴伟大的舞蹈。其实，母亲又何止是一个天才的舞蹈家？她脚下踩着的那个踏板不是一把琴吗?她手里拿着的那根竹篙不是一张弓吗?她一弹一拨的声响，不是世界上最动听的音乐吗?母亲，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乡村音乐演奏家!

⑧母亲就在这样的舞蹈和音乐里变老变瘦，我们就在这样的舞蹈和音乐里变美变俊，日子就在这样的舞蹈和音乐里变富变好。从流浪的屋檐，到暂住的油坊，从简单的仓库，到温馨的小木屋和宽敞的吊脚楼，我历经艰辛而终获幸福的家，像小小的一滴水，反射着时代的光辉；我看似奇崛但却快乐的平民生活，像淡淡的一点绿，映衬着这个时代的底色。时代在变，家也在变。家，国，和时代，是一根血脉上的同一个细胞，相亲相爱，相生相息。正像老母亲说的，好的国家社会，好的时代年头，都被我们赶上了，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虽然我们无论如何也是所有群居性动物中最具社会性的——比蜜蜂更互相依赖，联系更密切，行为上更不可分，我们却并不经常感到我们的联合智慧。然而，我们也许是被联在一些电路里，以便贮存、处理、取出信息，因为这似乎是所有人类事务中最基本、最普遍的活动。我们的生物功能，或许就是建筑某种丘。我们能够得到整个生物圈中所有的信息，那是以太阳光子流作为基本单位来到我们这儿的。当我们知道这些东西是怎样克服了随机性而重新安排成各种东西，比如，弹器、量子力学、后期四重唱，我们或许对于如何前进会有个更清楚的概念。电路好像还在，即使并不总是通着电。

科学中使用的通讯系统应能为研究人类社会信息积累机制提供简洁而易操作的模型。齐曼在近期《自然》杂志上著文指出，“发明一种机制，把科学研究工作中获得的片断的知识系统地公布于世，一定算得上现代科学史上的关键性事件”。他接着写道：

一份期刊把各种各样……大家普遍感兴趣的知识，从一个研究者传递给另一个研究者……一篇典型的科学论文总是认为自己不过是一条大锯上的又一个锯齿——它本身并不重要，但却是一个更大项目的一个分子。这种技术，这种使得许许多多以微薄的贡献进入人类知识库的技术，乃是17世纪以来西方科学的秘密所在，因为它获得了一种远远超过任何个人所能发出的共同的、集体的力量。

改换几个术语，降低一下格调，这段话就可以用来描绘营造白蚁窝的工作。

有一件事让人叫绝：探索（explore）一词不能适用于探索活动的搜索一面，但却起源于我们在探索时发出的声音（英文explore，其语源拉丁语explorare有“喊出”之意——译者）。我们愿意认为，科学上的探索是一种孤独的、静思的事。是的，在最初几个阶段是这样。但后来，或迟或早，在工作行将完成时，我们总要一边探索，一边互相呼唤，交流信息，发表文章，给编辑写信，提交论文，一有发现就大叫起来。

老校长的雨靴

庞余亮

一个人的身份与穿着绝对有关系，比如我们校长曾经到村里的裁缝店做过一套西装。瘦瘦的校长穿起来就不伦不类，反倒是他穿上蓝卡其的中山装好看些。不过他到乡里开会到城里办事还是穿上了他的宝贝西装，又穿上了他的老皮鞋——怕有很多年了，有一只已经歪斜了。看得出他穿上西装的感觉并不好，可是他说有什么办法呢，上次进城，人家都以为他是个老古董，还是穿西装好些，穿西装人家的目光就少了，走路就轻松些，城里人就喜欢穿西装。

穿西装也就穿西装吧，可是一到下雨天，穿上西装的他偏偏又蹬上了一双中帮雨靴，这就更加不伦不类了，怎么看怎么别扭。每当他穿上这件衣服，学生们就在背后叫他“德国鬼子”。但乡下土路一下雨就泥泞不堪，一走路就是一脚的烂泥，想甩都甩不掉，真是固执的坏脾气。如果还想“甩”的话——用校长的话说就是想要派头的话——皮鞋一会儿就变成了小泥船，所以雨靴还是更适合于土路。看来校长穿雨靴还是穿得理直气壮的，既然穿着理直气壮，别人怎么看也就无所谓了。他心安理得地穿着后摆有点吊的西装和粘着烂泥的雨靴到乡里或进城办事。回来时他乐呵呵的，他似乎没少了什么，实际上雨靴上已少了许多烂泥，而原先黑色的泥渍变成了白色的泥斑，像踩了一脚的雪。

本来我早已不用雨靴了，过去在上师范前下雨赤脚；上师范时下雨也无所谓，到处都是水泥路。可是到我们学校就行不通了，烂泥似乎见皮鞋见得不多，反而亲昵得太过分了，开始我还“甩”，下雨穿皮鞋，后来再也不行了，我心疼。乡里经费紧，工资不仅发得迟还总打折，我不能死要面子活受罪，所以我托穿雨靴的校长到乡供销社买回了一双雨靴。

新雨靴锃亮锃亮的，亮得能照见人的脸，雨珠滴在上面一会儿就滚走了。我走路时觉得有人在看我的脚。不过雨靴老得很快，不出几个雨天，雨靴就老得和校长脚上的雨靴差不多。似乎只有老了的雨靴才更和泥土亲近些，老了的雨靴更协调些。每年开学前我们学校里的老师都要乘船到城里新华书店一趟。我们在城里往船上搬书，搬完书后一起去一家馄饨店吃馄饨——校长说这是城里最好吃的馄饨。吃馄饨时还可以在碗里多撂一些辣椒，那个香啊，那个辣啊，吃得鼻子上都冒汗。吃完了我们一身轻松，校长还脱掉了西装，露出两种不同颜色织的毛衣，然后我们再一起乘船回去。有一次开学前去城里，正好早晨下雨，我们都穿了雨靴，然后又一起穿着雨靴上了船。上了船校长还指挥我们在船帮上把雨靴上的泥洗掉，用校长的话说，要让城里人认为我们穿的是马靴，而不是雨靴。亏他想得出来！到了城里，太阳升上来了，城里的水泥路不像乡下的泥路，乡下泥路要晒两个晴天才能晒干，而城里的水泥路只要一个钟头就干了。穿着雨靴的我们几个好像是“德国鬼子进城”，雨靴底在水泥路上总是要沉闷地发牢骚，天不热，我身上全是虚汗，到了新华书店，上楼梯时营业员都哧哧地发笑。如果这还不算尴尬的话，我在回船的路上居然遇到了我城里的同学。同学笑眯眯的，目光却朝下，他看到了我的雨靴，我们的雨靴。后来好不容易同学走了，我觉得满街上的人都在看我。我躲到校长他们中间走，他们走路声居然那么响，都有点步调一致了，我都感到全城人的目光在喊口令了：“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可校长和其他同事并没意识到这些，他们旁若无人“一二一”地走着，他们要带我一起去吃馄饨。

回去的路上，校长首先把那双在水泥马路上叫了一天的雨靴脱下来，然后就躺到了我们刚从新华书店买回来的书捆上，我们也相继把雨靴脱下来。河上的风吹过来，吹得我们双脚那么舒坦，校长一会儿就在新书捆上睡着了。摇船的节奏好像在催眠，他还发出了呼噜声，而他的旧雨靴，一前一后地站着，像哨兵一样守卫着他的梦乡。

（选自《广西文学》，有删改）

职掌卜筮,是先秦史官与《周易》关系之最突出的纽带。在先秦,尤其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史官们对这一职责的履行可谓是不遗余力。阅读先秦文献,人们有时会为史官们据《周易》占筮准确而感到惊讶。例如,周史运用《周易》为陈国占筮,得出了两个结论,一是陈侯的后代将在齐国昌盛并执掌大权,二是陈国将在那时衰败。后来历史的发展果如其言。如何来解释史官们的这一类“神奇的”预测呢?其关键,是先秦史官对《周易》变化观精髓的理解和运用。

《周易》是一部谈事物变化的书。前人称“易”有三义,即变易、简易、不易。不少先哲认为:“易”之精义实为“变易”。《说文解字》引《秘书》:“易”原为象形字,上日下月,日为阳,月为阴,阴阳交合变化成宇宙间万事万物,阴阳者,变化也。《周易》之基本要素“爻”的意蕴、“卦”的构成方式、八卦及六十四卦之间的关系以及“十翼”对《周易》义理的阐述等等,无不突出地表现出一种变化观。

从表面上看,周史所得出的两个结论是占筮的结果,其实,周史在为陈国占筮之前,已对陈、齐等国的历史和现状做了一定的了解,即“先人事而后说卦”,在此基础上,再依据《周易》的变化观去分析、推测其前景,就得出了这些结论。知道了这个例子所蕴含的道理,就明白了先秦史官的《周易》筮有时能较为准确地预测历史发展变化结局的奥秘。

先秦史官以《周易》占筮,又表现出明显的局限性。首先,以《周易》占筮,凭蓍草这类植物去推断活生生的、千变万化的人事,从根本来说是难以成功的。尽管有时占筮者在推断中也会结合对历史和现实的了解,但这类占筮法总体上笼罩在唯心主义、神秘主义的气氛之中,并非科学的方法。其次,先秦史官的以《周易》占筮,在具体操作上具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根据《左传》《国语》的记载,春秋时期人们讲《周易》要讲八项。然而,在每次占筮时,并不会八项内容都讲,因为甲项与乙项的结论很可能不一致,甚至是对立的。选择哪项或哪几项来讲,先秦史官往往依据自己的意图来定。占筮的结果,也可以依据多个方面来解释,只需选择其中的一种或几种来做论断。主观随意性表现得非常突出,牵强附会的特点也很显著。

先秦史官所掌职责非常丰富,堪称是当时的“通才”,而《周易》是一部既简明又涉猎宇宙万物、社会人生的著作,可谓“通学”;作为“通才”的先秦史官与作为“通学”著作的《周易》,有着一种内在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出于职责要求,先秦史官堪称是《周易》的解读者、运用者、守护者及传承者。他们偶尔表现出的运用《周易》对于具体人和事的发展进行准确预测的“奇迹”,主要得益于对于《周易》变化观的活用,以及对于拟预测人和事的历史、现状的观察和了解。而其这方面的败笔与尴尬,正好说明《周易》唯心、神秘思想本身的致命缺陷。深入探讨先秦史官与《周易》的关系,是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它对于《周易》以及中国古代史学史的研究等具有重要意义。

 (摘编自林晓平《先秦史官与<周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