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环境美学涉及两个重要问题：环境是什么？审美是什么？

环境必然与人相关，是人的环境。强调环境的属人性是非常必要的。首先，它将环境科学与自然科学区分开来，因为自然科学研究更关注自然本身。其次，它将环境与资源区分开来。环境于人的功能主要是生活，而资源于人的意义主要是生产。环境与资源都有价值，然而是不同的价值。它们都是人所需要的，二者在不矛盾的情况下相安无事，而在发生矛盾的情况下就需要权衡轻重。环境的意义在于它是人的生存之本、安居之地，重要性不言而喻。

看环境有两个维度，一个是自然维度，主要考察自然具不具有宜人性。只有宜人的自然才是人的环境。在自然维度中，最为重要的是生态。生态是否良好关系人的生存、生活和发展。在人看来，有利于人的生存、生活、发展的生态就是良好的生态，反之就是不好的生态。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协助生态在朝着有利于自身方向发展的同时也适合人的生存与发展，实现人与自然生态双赢。这样造就的环境就是生态文明环境。看环境的另一个维度是文明维度。文明是人类的创造，它体现在诸多方面，其中就有与环境相关的创造。人于环境的创造性活动，最重要的是上面说到的有利于人与生态共生的活动。此外，还有大量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活动，这些活动质量的高低也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环境的质量。

审美是什么？美学家们对此有不同看法，但有一点是大家都赞同的，那就是愉快。我们可以将具有审美性质的愉快概括成“乐”。人有三种生存方式：谋生、荣生和乐生。谋生，为自然人生；荣生，为社会人生；乐生，则为审美人生。乐生，有物质性的乐，也有精神性的乐。对于审美来说，精神性的乐更为重要。精神性的乐有高低之别，审美无疑是品位高尚的精神性的乐。乐生，体现在环境审美中，则为“乐居”。“居”当然首先是住下来，但不局限于此，广义的居是生活。环境美学，顾名思义就是环境的审美。环境审美的本质即为“乐居”。人在环境中生活，感受到环境给予的种种或物质或精神的愉快，就是“乐居”。

那么，何为环境美学？简要地说，它是研究人在环境中乐居的学科。环境美学属于偏重于人文方向的研究。从人文方向研究环境，主要有环境哲学、环境伦理、环境美学，环境审美是这三个学科的尖端。说是尖端，不是说它最高深，而是说环境审美是在环境哲学的指导下、在环境伦理的基础上进行的。环境哲学提出人与自然互动和谐，环境伦理学提出人与动植物共生友好，都是环境审美的重要内涵，环境美学使人们的审美关注从原初的人自身扩展到人之外的世界，从艺术扩展到生活，从自然扩展到无限。审美视界的扩大，必然带来审美内涵的深化。

(摘编自陈望衡《环境美学助力美丽中国建设》2018月9月25日《人民日报》07版）

通常我们阅读文学作品，如果觉得其中某个人物具有生活实感，就会说他很“典型”。我们还会认为这样的人物一定是对现实生活中某一类人的集中和概括，所以才生动逼真。“典型”并不意味着概念化。我们平常讲“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里的“典型”，是指从人物生存环境到人物本身，既不会在现实生活中重复，也不会在他人作品中重复，是真正意义上的心灵创造，是作家一次性的、崭新的艺术呈现。

一部作品既然是“创造”，就必然有其独创性，换个角度说，如果这个创造出来的世界跟人们脑子里早有的世界完全一样，那这个“世界”就不是“典型”，而只是一个“概念”，这个创作就失败了。真正意义上的杰出作品，并不急于与读者一拍即合，而往往具备一定的陌生化和摩擦力。因为只要是杰作，就应当让读者在阅读中实现个人经验的扩大和延伸，如果只觉得随处符合自己的日常经验，那么这只会是第二流的作品。有时候，恰恰是一些概念化的表述才“畅通无阻”，因为它们能够较为便捷和快速地满足读者的个人经验，但是，真正的杰作一定会强有力地突破读者原有经验范畴。

我们提倡“写现实”，认为这是更有难度的写作。为了说得明白，我把写作过程比喻成酿酒。生活跟文学的关系就像粮食和酒的关系，总说生活是文学的源泉和基础，问题是怎样理解这个“源泉”和这个“基础”、怎样用生活的“粮食”来“酿造”。许多人认为就是将现实生活剪裁组合一番，把更有戏剧性、冲突性的部分集中到一起，略加改造甚至直接照搬下来就行，只要做得巧妙，便是成功的文学作品了。这真是“失之毫厘，谬以千里”。

从现实生活到文学作品，它们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怎样发生的，需要认真研究。这其实不过是写作学的基本问题，是并不深奥的朴素道理。还从酿造说起，经过考察我们即会发现：这个过程中粮食已经发生了“化学变化”，而不是“物理变化”。所以现实生活的粮食，经历的绝不仅仅是什么“剪裁组合”的工作，也不仅是“归纳和选择”的工作。如果现实生活是粮食，作家就是一个酿酒器。现实生活进入作家这个酿酒器之后经过一番复杂的酿造而发生化学变化，再倒出来就是芬芳的酒液。酿造技术不同，酒的成色也就不同，于是就有了杰作与劣作的区别。一切没有经过作家这个酿酒器、没有发生化学转化的现实生活，无论如何都不会成为文学。真正有追求的文学未必要写出人人熟稔的故事，它是一次全新的个人交付：让阅读进入永不雷同的“我的”世界。这个世界是酿造过的酒，它再也不是现实生活的粮食颗粒，不是那样的固体了。

（摘编自张炜《从“粮食”到“酿造”》）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许多批评家主张散文不得放弃“边界”。即使古代散文不存在一个稳定的散文文类，现代散文也到了建章立制的时候。然在我看来，散文的“边界”可以撤除；换言之，诗、小说、戏剧之外均可成为散文。事实上，这就是我认定散文疆域的参照坐标。诗的节奏、押韵以及铿锵语调具有严饬的形式感——这一切无不展现出摒弃世俗的美学高度；散文则是流水般的叙述话语，而且，这种叙述话语松弛、从容，直面琐碎卑微的日子，充满日常的烟火气息。因此，散文与小说时常面目相近，甚至不分伯仲。考察二者的区别，许多人聚焦于“虚构”：散文必须纪实，小说允许虚构。为什么小说拥有虚构的特权而散文不得染指？在我看来，与其说小说占有了虚构之利而将笨拙的纪实扔给了散文，不如考虑二者的分疆而治带来了什么。小说必须有偿使用虚构，它通常以传奇性、戏剧性和悬念回报虚构——即以想象打破庸常现实的平淡与乏味。相反，散文不屑于虚构，它的自信是洞悟平淡背后的玄机与妙趣，以内心的起伏取代情节的跌宕。不言而喻，以上粗糙的概括忽略了许多例外，这犹如放弃细节的精雕细琢换取基本轮廓的浮现，仅仅列举几个有限的参照标识，散文的“边界”勘察远未精确。王若虚的《文辨》曾经对于文体发表了一个睿智的观点：“定体则无，大体须有”，意即各种文体规范并非僵硬的教条。必要的时候，文学必须有勇气破门而出。

（选自南帆《文无定法》，有删改）

水族先民可能来自北方

关于水族的，国内外专家、学者较为一致的结论是，水族是我国南方由古代“百越”族群中“骆越”后裔的一支，逐渐发展成的单一民族。但是，水族先民什么时代，什么原因，从什么地方来到南方融入百越之中等一系列问题，一直是水族专家所关注的，也一直没有更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贵州省水家学会副会长蒙熙林说，从殷商亡国变迁的历史、水族古文字及水书、水族历法、水族复杂的韵母系统、水族语言中保留着大量的中原古音、水族盛大年节——端节以及DNA鉴定等等资料的研究表明，水族先民可能从北方迁徙而来。

蒙熙林进一步分析说，荔波县档案局收藏的一本清代水书上印有梅花鹿的图案，而梅花鹿在南方是绝对没有的。其次，登高跑马是水族端节活动的一个重要内容，跑马的时间都在亥日，相当于汉族春节的大年初一。而水族端节跑马讲究配鞍而骑，如实在没有者，也要用色彩艳丽的被面折叠于马背作替代。配鞍而骑是典型的北方民族骑马习俗，与南方“不鞍而骑”的习俗截然不同。另外，水族人嫁女儿时，嫁妆中必须有件羊毛大衣，这是水族人富贵的象征。而南方炎热的气候显然与羊毛大衣格格不入。

更具有说服力的是，医学研究部门通过对水族群体抽血进行DNA鉴定，得到了科学的结论。1997年，贵州医学院遗传专家对贵州汉族、苗族、布依族和水族等几个主要世居民族作了人群线粒体DNA多态性研究，将三代都是同一民族家庭的150份标本进行了2600余次实验，结果表明，水族先民确定是西北地区民族的血缘。

专家们分析，大约在公元前11世纪殷商亡国之后，水族先民第一次举族迁徙，由中原的睢水流域一带向南迁徙，使水族先民从殷商的母体文化中分化出来，逐步融入百越族群之中。水家先民第二次举族大迁徙，时间大约在公元前2世纪秦王朝统一中国，发兵征服岭南之后。这次迁徙促使水家先民从百越母体中分离出来，逐步由南溯流向西北迁徙，进入龙江、都柳江上游地带生息，大致形成后世分布的格局。

在生产力发展缓慢的古代。水族地区经历了八九百年的生息发展，到公元629年之后，才相继出现唐王朝在水族地区设置应州、抚水州、莪州、劳州、都尚县、婆览县建制的辉煌。水族在发展演变的漫长历史过程中，既有自己的一部分融入到相邻的民族之中，也有相邻民族的一部分融入到水族之中，出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现象。

因此，在水族民间、在水族研究史上，出现殷人后裔说、两广源流说、江西迁来说、江南迁来说等等，那只不过是水族发展历史过程中某一时段或某一分支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