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西方的文化资源

陈炎

如果认为文化是一种资源，那么就有其潜在的“矿藏”。

作为感性生命的极度表现，西方人的体育事业不仅为了锻炼身体，为了弘扬国威，而且是对人类感性生命力的探究，是一种肉体的沉醉。因此，凡是能够考验人类感性生命极限的地方，西方人都会设立比赛项目。作为理性生命的极度表现，西方人的科学事业不仅是为了发展生产，为了改善生活，而且是对人类理性生命力的探究，是一种精神的沉醉。因此，凡是能够考验人类理性生命极限的地方，西方人都会进行科学实践。

如果说西方文化的富矿存在于感性与理性两极，因而体育与科学特别发达，那么其弱点恰恰在感性与理性的中间地带，因而艺术与工艺不够发达。西方人也有琳琅满目的艺术精品，但在很大程度上，西方式的艺术常常被科学化或体育化了。以“宣泄说”为理论根据，现代的西方人往往借助艺术行为来发泄被压抑的情感和潜意识，因而创造了歇斯底里的霹雳舞、声嘶力竭的摇滚乐等，这些作品虽然能够像体育运动一样起到刺激人们的生理感官、满足人们的肉体欲望的目的，但多少失去了审美情感的独特魅力。

而中国文化中的感性与理性两极均不发达，因而传统的体育与科学发育不良。在感性生命方面，中国文化中有一种知足常乐、能忍自安的观念。这种蔑视竞争意识、压抑冒险热情的思想，不仅不利于竞技性体育事业的开展，而且使我们缺乏西方民族那种能动地变革现实生活的感性冲动，时时陶醉在所谓“宁静以致远”、“以不变应万变”的格言之中。这种文化资源不大可能酿造出奥林匹克式的体育传统，而只能派生出延年益寿的气功与吐纳导引的太极。在理性生命方面，中国文化中有一种知行合一、经世致用的精神。这种只注重实践而忽视思辨的传统，虽然有助于防止我们的民族陷入宗教神秘主义的精神误区，但却同时限制了我们知识构造的自由空间和对未知世界的探索热情。中国人丝毫也不比他人愚钝，然而理性的翅膀一旦绑上实用的铅陀，就难以高飞远举了。

而中国文化的富矿恰恰处在感性与理性之间的交融地带，因而其艺术与工艺特别发达。说中国是一个艺术和工艺的国度，不仅是由于我们的古人为我们留下了艺术与工艺精品，而且是由于我们古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本身就浸泡在艺术之中。就在西方的经院哲学家们通过逻辑或数学的手段来揭示宇宙的奥秘时，自隋唐开始的科举制度却要将写诗和作文看成是每一个国家官吏所应具备的必要的素养。

所有这一切，都说明中国与西方文化各有各的特点，各有各的长处。

驴背上的“状元”丁宁

解放以前，当代的名作家中，怕很少有人像赵树理那样引起那么多的议论和传说。

我在没有见过他以前，脑子里已经有了一个活生生的形象：黑黑的脸，头戴瓜皮破毡帽，身穿土布老棉袄，腰间还捆着一条一尺宽的布带子，每逢开会，必定一手握着旱烟袋，一手伸进胳肢窝逮虱子、如今的人，一听说虱子就害怕，可在战争年代，哪个人身上没有？那时，大家幽默地把虱子叫“革命虫”，意思是，要革命就免不了要生虱子。至于赵树理，成天价和农民泡在一起，而以前的农民，生活苦，条件差，哪有不生虱子的，所以传说老赵身上的“革命虫”就格外多。

我还听到过这样一个传说：赵树理生下满一百天时，爹妈为他庆贺“百岁”，特地在他面前摆了十几样玩意儿，任他抓，其中，还向人借了块雪白的“大头洋”，专摆在孩子的小手最容易触到的地方，可是赵树理偏不触它，张开两只小手，一手抓过一支笔，一手抓过一根赶驴的鞭子。他爹见此情景，长长叹了一口气说：这孩子长大，本应“金榜题名”，可惜错投在咱们贫寒家，只能做个“驴背上的状元”了。果不其然，赵树理自小就和小驴子交上了朋友，识得几个庄户字，少年时，就坐在驴背上编唱本。

五十年代初期，在作家协会，我终于见到了大名鼎鼎的赵树理。他的小说《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闻名遐迩。令人奇怪，我觉得他和传说中的模样儿差不多，只不过脸不算太黑，可也不白，穿的是普通干部服，干干净净，显然藏不住虱子。旱烟袋，换上了烟斗，吸着自己烤制的烟丝儿，香喷喷，发出唧唧哝哝的声音。怎么看，都像个老实巴脚的庄户人，只是那双饱鼓鼓的眼睛，给我第一个印象是，悲天悯人，深藏着智慧。

有一天，机关来了个看儿子的乡下老汉，坐在会客室等儿子，赵树理进来了，看见老汉，立即递过自己的烤烟，不到几分钟，就和老汉谈得十分投机，当然，话题都是关于农家和农业上的事。老汉说：“看你这老哥，也像是咱们庄稼人？”赵树理点点头。说着，老汉的儿子来了，老汉高兴地给儿子介绍：“看，你这位大叔，也是咱乡下人”儿子和在场的人都一齐大笑，把老汉笑得一楞一楞。赵树理说起话来，一口浓重的山西腔，带着嗡嗡的余韵。听时必须聚精会神，但词汇丰富，语言幽默，一开口，就必定引出别人的笑声。

有一次，我向他谈起那个“驴背上的状元”的传说，他自己竟从未听说过，但也很赞赏这个故事，他说，虽然是胡编的，可是编的人有点才，因为抓住了一个重要的事实，那就是他自小到大，确实赶过小毛驴，也确实和小毛驴交过要好的朋友。

春日融融，他赶着小驴到山地里送粪，回来时，在崎岖的小路上，扯着驴子的尾巴，稍稍打个盹儿，然后高声背诵“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再背《百家姓》《千家诗》，他最感兴味的是上党梆子，他常常手拿唱本，一会大嗓，一会小嗓，哦哦呀呀地高声唱着。

秋天到了，又赶上好年成，他和小毛驴穿行在散发着谷香的金色小路上，这时，他哼着动人的民间小曲，小驴在前面走着，四只蹄子踏出轻快的节奏，他两只手各握着一根削制得滑溜溜的短棍，当作锣鼓棰儿，在小驴屁股上那块三角形的护皮上，欢快地敲击着：咚咚锵，咚咚锵，咚锵，咚锵，咚咚锵！……敲到得意的时候，小驴子也兴奋得腾起后蹄跳跃起来。凡打击乐器，赵树理件件精通，这一整套本事，都是在小驴的屁股上练就的。

记不得哪一年，他被邀到一个文化馆，给业余作者作辅导写作的讲座，去时，人还没到齐，他发现室内摆着一套锣鼓，便情不自禁敲打起来，大鼓咚咚，小鼓哒哒，锣也响了，镲也响了，口中也在打着鼓点，只见他全身各个部分都在舞动，眉在飞，色在舞，满脸的肌肉，也在有节奏地颤动。他完全沉醉在自己的激动人心的“交响乐”中。却不知，会议室里，早已人头攒动，挤得水泄不通，本来是二三十个人听讲，一下子变成几百个。他吹、拉、弹、唱，样样在行，拉得一手好二胡，也会弹三弦，那“工尺”符号的古乐谱，也很精通。这大约不会都是在驴屁股上练出来的，但可以想见，是下了一番苦功夫的。

据说，他在参加革命以前，家乡凡有红白喜事，他总是吹打乐器的首席演奏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