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药是我国的民族瑰宝。

随着医源性疾病和药源性疾病的日益增加、健康观念的变化以及医学模式的转变，相较于毒副作用相对较大的化学药，中成药以其源于天然、副作用小、疗效确切、价格相对低廉的特点和优势，逐渐被世界认识并接受。中医药学优势日益凸显，中医药服务发展迅猛。

目前，中药产业已经成为我国为数不多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优势的系统的现代经济产业之一。中药种植业、中药制造业、中药流通业构成了完整的经济产业链。我国每年向日本、韩国、美国、欧盟等国家和地区出口大量的中药材和植物提取物。中医药产业已成为当前我国增长最快的产业之一。

随着我国药品监督管理的逐渐规范，中成药工业发展态势良好，进入较为平稳的发挥阶段，销售收入由2011年的3318．72亿元增长至2015年的6223．92亿元，复合增长率为17．02%。

附图：

（摘编自2017年1月16日中国报告网，有删改）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统计数据显示，世界植物药市场年销售额已超200亿美元，而作为中药起源地的中国，却无与之相称的国际地位。2012年在中药出口品种中，中药提取物出口额仅为11.3亿美元，占中药出口额的48.5%。中药材和饮片的出口额为7亿美元，仅占中药出口额的33%。

(摘自2013年11月20日中国经济网，有删改)

近年来，我国中药秘方大量流失，商标在国外屡遭抢注。据统计，我国已有900多种中药被国外企业抢先申请专利。中医药如今成了发达国家的“摇钱树”，“老祖宗的宝贝”沦为人家碗里的“肥肉”，难道不该警醒吗?

中医无国界，技术有归属。中医药扬帆起航，走出国门，不能丢掉国际话语权，必须制定相应的国际标准，用法律手段保护好知识产权，筑牢“防火墙”，烙上“中国印”，让中医药这座宝库永远姓“中”。

(摘自2016年8月9日《人民日报》，有删改)

2017年初，浑身布满定位的针灸铜人，在瑞士日内瓦世卫总部亮相，而早在2011年，国际权威医学期刊《内科学年鉴》发表了中药治疗“甲流”的临床研究成果，这两件事是中医药走向世界的标志事件。

在西医看来属“不治之症”，中医依然能上演妙手回春的传奇，中医彰显了其独特的优势，可以解决一些西医无法解决的难题。

中医药在海外蓬勃发展，中医药目前已遍及183个国家和地区，海外建立的中医药中心已有l0个。据不完全统计，全世界(数据不包括中国)中医药团体有1200多个，目前受过专业培训的中医针灸师有50多万名。

(摘自2017年2月15日《人民日报》，有删改)

宋词的文化品格

①从文化角度考察，宋词的荣耀得力于其市井文化与士林文化相互影响的双重品格。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词的别名入手加以探讨。词又称“诗余”或“长短句”，前者循其文体嬗变脉络而言，后者就其形式立名。至于“曲子词”“曲子”“今曲子”的别名，则强调其音乐属性。从隋唐至宋，这一属性是造就词的双重文化品格的基础。

②南北朝是中华民族大融合产生的历史阶段，伴随这一过程的完成。西域音乐在隋唐时代传入中土，并与汉族的传统音乐融合产生出与雅乐对立的燕乐，燕乐即俗乐，词在初期就是与之相配的歌词，其市井文化的品格不言而喻。

③明俞彦《爱园词话》云：“诗亡，然后词作，故曰余也；非诗亡，所以歌咏诗者亡也。”此论也从音乐入手探讨词的产生。反言之，词之所以能够继诗之后获得演唱者或者吟咏者的青睐，又与其表现形式的灵活多样密不可分。词打破了古近体诗较为齐整的句式，参之以变化错落，因而更适于倚声弦歌与抒情达意。

④作为配乐的歌词，词作者必须按照乐谱的音律、节拍进行创作，才能用于演唱实践，于是“倚声”“填词”等相关术语就应运而生了。词的句法参差错落，又有多种词牌可供创作时选择，因而在传达人们复杂隐秘的内心世界时，它就有了诗所难以比拟的灵活性。古人作文吟诗，往往要正襟危坐，以体现“诗言志”的尊严；却独于倚声填词较少顾忌。这就是“诗庄词媚”或“词为艳科”说之由来。在反映社会生活的深度与广度上，或许词不如诗，但若表现复杂的感情世界，词又有胜于诗的优越性。王国维曾就此论道：“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他概括出诗与词的不同文体特征，的确很有见地。

⑤词的文体特征与其音乐属性密切相关，而其接受方式也有了双重选择的可能。当其婉转于歌伎之口以娱悦听众时，听众成分的复杂化要求词的写作须向俚俗靠拢。除字句易于听懂外，情趣的共鸣也是不可或缺的。此外，耳听与目治的接受方式的不同，也要求词的写作不宜晦涩艰深，而要有一定的口语化基础。所有这些要求都无疑会令词的市井文化品格得到加强，否则，词将失去其赖以发展的土壤，而成为纯粹的供文人欣赏的案头文学。

⑥柳永“假使重相见，还得似旧时么?”李清照的“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前者写恋人细语温柔，缠绵悱恻；后者感人生苍凉，寓愁于乐。词句浅显易懂，毫无费解之处，便于听唱；如果用诗的形式表现，就很难传达出个中细腻微妙的情愫。当然，词也并非只局限于风月情怀或身世之愁的抒发中。在言志咏史与挥洒壮志的的有关题材中，也有区别于诗的潇洒风度，苏轼 “大江东去”的放歌，辛弃疾 “千古江山”的抒怀，皆可佐证。

⑦由于宋词的创作有相当一部分不局限于案头欣赏，而是要在瓦子勾栏演唱中博得各色人众的喝彩，这就要求词写作须即事言情、直抒胸臆，避免过多的跌宕起伏与别有寄托。只有通俗流畅的词句，才能令演唱者得心应口，并能令以市民为主的广大听众舒心适意。然而在宋代也有一些文人填词并不顾及市民的审美情趣，而仅是将词作为自娱的手段，这就使词向另一个方向──文人化或雅化的道路上发展。南宋是宋词艺术完全成熟的时代，姜夔、史达祖、吴文英、王沂孙、蒋捷、张炎等人，对词的艺术表现皆作过不懈的追求，留下了脍炙人口的众多作品。他们的词是属于士林文化品格的，而艺术的成熟也限制了词这一文体向前进一步发展，恰如七十年前胡适所总结出的“文学史上有一个逃不了的公式”，即文学的新方式皆出自民间，文人学到手之后，使之艺术性加强，却又剥丧了其间的生气，于是这种文学方式的命运便告完结(见《词选自序》)。

⑧宋词具有文化品格的双重性，它既属于士林文化，又属于市井文化。而后一种文化是以商品经济的发展为杠杆的，充满了活力，宋词也正是在这一基础上放射出空前绝后的耀眼光芒。当词在宋以后的继承中完全走向案头，而其市井文化品格为元之曲、明之《打枣竿》、《挂枝儿》所取代时，它就丧失了其两栖的文学艺术特点，而成为纯文学的作品。就大多数作品而言，文化品格的单调是元明清词难以与宋词媲美的重要原因。可以说，探讨宋词的文化品格，是我们理解宋词的一把钥匙。

寄钱

白旭初

回乡办完父亲的丧事，成刚要母亲随他去长沙生活。母亲执意不肯，说乡下清静，城里太吵住不惯。

成刚明白，母亲是舍不得丢下长眠在地下的父亲，成刚临走时对母亲说：过去您总是不让我寄钱回来，今后我每个月给您寄200元生活费。母亲说乡下开销不大，要寄寄100元就够用了。

母亲住的村子十分偏僻，乡邮员一个月才来一两次。如今村子里外出打工的人多了，留在家里的老人们时时盼望着远方的亲人的信息，因此乡邮员在村子里出现的日子是留守村民的节日。每回乡邮员一进村就被一群大妈大婶和老奶奶围住了，争先恐后地问有没有自家的邮件，然后又三五人聚在一起或传递自己的喜悦或分享他人的快乐。

这天，乡邮员又来了，母亲正在屋后的菜园里割菜，邻居大妈一连喊了几声，母亲才明白是叫自己，慌忙出门从乡邮员手里接过一张纸片，是汇款单。母亲脸上洋溢着喜悦，说是儿子成刚寄来的。邻居张大妈夺过母亲手里的汇款单看了又看，羡慕得不得了，说，乖乖，2400元哩！人们闻声都聚拢来，这张高额汇款单像稀罕宝贝似的在大妈大婶们手里传来传去的，每个人都是一脸的钦羡。

母亲第一次收到儿子这么多钱，高兴得睡不着觉，半夜爬起来给儿子写信。母亲虽没上过学堂，但当过村小教师的父亲教她识得些字，写得些字。母亲的信只有几行字，问成刚怎么寄这么多钱回来？说好一个月只寄100元。一年只有1200元啊。成刚回信说，乡邮员一个月才去村里一两次，怕母亲不能及时收到生活费而着急。成刚还说他工资不低，说好每个月寄200元的，用不完娘放在手里也好应付急用呀。

看完了成刚的信，母亲甜甜地笑了。

过了几个月，成刚收到了母亲的来信，信只短短几句，说成刚不该把一年的生活费一次寄回来，明年寄钱一定要按月寄，一个月寄一次。

转眼间一年就过去了。成刚因单位一项工程工期紧脱不开身，回老家看望母亲的想法不能实现了。他本想按照母亲的嘱咐每月给母亲寄一次生活费，又担心忙忘了误事，只好又到邮局一次给母亲汇去2400元。二十多天后，成刚收到一张2200元的汇款单，是母亲汇来的。成刚先是十分吃惊，后百思不得其解，正要写信问问母亲，却收到了母亲的来信。母亲又一次在信上嘱咐说，要寄就按月给我寄，要不我一分钱也不要。

一天，成刚遇到了一个从家乡来长沙打工的老乡，成刚在招待老乡吃饭时，顺便问起了母亲的情况。老乡说，你母亲虽然孤单一人生活，但很快乐。尤其是乡邮员进村的日子，你母亲像过节一样欢天喜地。收到你的汇款，她要高兴好几天哩。

成刚听着听着已泪流满面，他明白了，母亲坚持要他每个月给她寄一次钱，是为了一年能享受12次快乐。母亲心不在钱上，而在儿子身上。